老海归走后门

50年代回国的老海归们，很多都找不到满意对口的工作，特别是学文科的，学历史、法律、社会学等大部分被分配去教英文或当翻译。

梁于华，1947年出国前读经济，在美国密西根大学读国际关系和国际法。1952年回国被分配到对外联络部亚澳局。他并不知道具体做什么工作，只觉得对外联络部的工作好像很对口，受到了重用，便欣然接受。当他发现是去做翻译，满腹牢骚，觉得学非所用，心里很不平衡，不懂为什么要他这样一个学国际法的回国留学生来做翻译工作。一定是组织不信任自己，于是向组织汇报了自己的思想，写了一份很长的“关于我的工作分配的书面意见”，在一阵锵锵有力的爱国衷心表白之后，提出调动工作。

组织上并没有被他的衷心表白感动，他的思想汇报不见回复。这时他想起政协副主席陈叔通，自己还算陈叔通的侄子，于是想走走后门，希望通过裙带关系搞到一个外交方面的工作。他给陈叔通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忙，并透露出对组织的不满。这封信很长，节选如下：

“叔通老伯尊鉴：暌违，道范，倐又数旬，谨维福躬失康，步履緩和，为颂。兹有下列数事，请为老伯陈之：我这此回国来，是来参加伟大的革命阵营的。在回国之前，曾经详密考虑过去留问题。曾受美帝诱惑和胁迫，去做他们的爪牙，干那丧人性的勾当呢，还是抛弃个人一切旧包袱，回到祖国，投入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革命事业。为这个问题，考虑了一年半之久。”

“为了要建设新中国，就必须需要大量的建设人员。因此，回国后工作是绝无问题的，中央人民政府在1950年有北京人民电台广播号召国外留学生回国服务时也特别明白地保证过这一点。同时，学非所用的现象也不再有了。根据这些结论，才决定抛弃个人一切，回到祖国，来为人民服务，来投入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革命队伍，参加以苏联为首的反对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国际主义工作。这是我回来的唯一目的。”

“由于兴趣和和志向，我学的是国际法、国际关系、国际组织和国际经济。虽然都是资产阶级的学说，观点和立场完全是错误的，必须重新检讨及纠正，但这些知识，于任何新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人员，仍然是很有用的。”

“一个近代外交官，必须是精通各种科学知识的专家。他至少应该毫无疑问的最低限度通晓两种最重要的欧洲语文，深切明了近代外交史，熟悉国际法上的问题。除此以外，还应该是一个有文化修养的人，具有科学、艺术、文学的知识。这些品质帮助他获得驻在国政府、社会和外交团对他的地位与尊严的重视，而保证了他行使职务上不可少的威望。”

“学外交的应该有权利要求参加人民外交工作。但这并不是说，我坚持非参加某一部分不可。我回来，如前所述，是来为人民服务的，抛弃了自己以前阶级的立场，从敌人的阵营里回来，为无产阶级服务。因此，对于地位、待遇等，完全没有考虑过，也永远不考虑这些。所要求的没有别的，只有一件，就是要求能发挥我的所长和能力，在岗位上来充分达到这个目的，倘能如愿以偿，则虽个人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计。”

“我中央人民政府是具有优良革命传统的，是在正确的、光荣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廉洁的、革命的政府。但是由于少数的干部的麻痹思想，引起了一些颇为严重的官僚主义现象的发生。作为一个中国人民，一个想工作的中国人民，我现在向您，我们中国无党派人民的总代表陈述了这些事实和意见，希望您抽时间考虑一下。同时请容许我向您提醒，在国外还有数千无党派的留学生还在注意着，考虑着应否归国的问题。”

组织上不理他，陈叔通也没办法。他听说朝鲜停战谈判需要翻译，为了表现自己，提出去朝鲜前线担任翻译工作。组织上派不安心工作的人去前线才是最大的错误。组织对他的评论是，“表现可疑，曾偷听短波（怀疑偷听美国之音），曾偷阅“民主晚报”“中原晚报”等反动报刊。” “整风中散布不少错误言论，下放劳动表现一般，长期对工作不满，政治上落后。”曾是上海二流子发起的劝止吐痰运动委员会的执行干事，是“打着改良主义招牌的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见“随地吐痰与老海归”）

梁于华后来在外交部美大司工作，终究还是搞了一辈子翻译，一辈子“学非所用”，翻译了不少跟他的专业有关的书，也为国家领导人担任过随身翻译。他虽然是上海人，但迷醉于京戏，晚年在外交部成立了个京剧协会，乐此不疲，早年怀才不遇的寥落也抛之九霄云外。

生卒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