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海归 小故事（三十九）

很多老海归在反右运动中都向党表衷心，吴汝康（圣路易华盛顿大学医学博士）和周明镇（普林斯顿大学动物学博士）表示，“下决心做左派，争取在五年内成为又红又专更红更专的科学工作者，在2月份内订出自我改造计划，争取早日达到又红又专的目标；并建议全国科学家一致行动起来，把心交给党、把知识交给人民。”

1956年回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化学硕士郭慕孙在一次“高级知识分子整风会”上深刻检查了自己的错误思想，表示大家都在大步跃进，而自己在爬行，思想很右，有反动成分，是很重的包袱。给自己制定了一个五年红专规划，包括脱产学习和劳动时间。

政治运动可以扭曲人们的心灵，可以让人善恶不分，亲人朋友反目为仇。为了保护自己，丧失理智，做出不可告人的勾当。老海归们也非圣人，也有人如此。梁晓天是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化学博士，曾起草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公开信要求回国，在反右运动中，写检举信揭发另一个老海归史久镛。他在信中写道，“史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国际法的，史对新政府很不满，诬蔑党和党的领袖如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想再逃出国境，觉得回国是下错棋了，对新中国一切都加以讽刺。在美国上学时，腰缠八九千美金，胡乱花一气，不知这笔巨款从何而来。史诬蔑党和领袖，说他们专制，用高压手段，使一般年轻干部不敢说话，而且排挤有本领的人…”

史久镛，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硕士，1954年回国，中央政府人事部对他的调查结论是“在美国求学期间曾在瑞士商汽巴化学公司工作，在纽约教会做打字员，以供求学及生活费用。根据先现有的材料看，其父史悠芳现为上海瑞士商汽巴化学公司高级职员，妹妹在北京上学。我们认为该同学尚可做学校一般行政工作、英文翻译、图书馆的一般工作（西文编辑等）以及百货公司或书店的一般职员等。”从这段评语看，史久镛并非花钱如流水的花花公子，反右期间也没有被打成右派。他1994年被选为中国第一个国际法院法官，2003年任院长。

或许，是出于高度警惕性，从内心迸发出的责任感驱使去告发以前的同学。1956年，天津大学教授庄涛声看了天津日报报道张其师回国的消息，马上写了这样的告发信：“张其师是我1948-1949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学习时的同学。据我所知，张其师毕业于伪中央大学建筑系，三青团员，他与陈果夫的关系很密切，大概是陈的干儿子，他是靠陈的关系而去的美国。此人在美国时作风很不正派，平时行动也很神秘。为了提高警惕，希望组织能对此人引起特别的注意。”

或许，是自我保护，自我表现。卫道煦是国军将领卫立煌次子，1952年由美国留学回国。卫道煦回国住北京留学生招待所，吴学成也一同住在招待所。卫道煦多次向招待所所长打报告，称吴学成为“卑微自私自利的坏分子”，“他说他是美国硕士，可是据张是我和陈兆兴说，根本是假的，”“欺骗自己的爱人，犯了重婚罪，”“在回国的船上破坏爱国举动，”“在纽约考试不及格与教授打架，”“他口口声声吹他如何艰苦奋斗回国，可事实证明是他爱人逼他回国的…” 当时卫立煌在香港，台湾和大陆都在争取他。卫道煦这样迫不及待地表现自己也许是想给父亲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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