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牛斋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
学文科的有点惨，分配工作才发现自己学的专业派不上用场。文学、历史不受重用，社会学、心理学等被称作西方资本主义伪科学，“共产党能解决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还是去教英文吧，”负责分配工作的干部如是说。教育学、工商管理全盘是苏联的那一套，政治学和法律就更别说了。学这些专业的人大部分都改行教英文，充其量搞搞翻译工作。拿到经济硕士博士的人对社会主义经济还是一窍不通，沦为中学老师大有人在。50年代在美国拿到经济博士学位的共81人，可确认只有15人回国。
任运福在巴黎大学读法国文学史，1953年回国被分到天津女二中教世界历史。他给政府写了封“感谢信”，信中说“蒙政府分配我这样好的工作岗位，实际自己内心惭愧得很。从开学到现在，同事同学们都在积极帮助我提高业务，但自己还是在忙乱中摸索。现在我已把全部时间用来钻研教材，但是否能解决问题还不敢说。”
高麟英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博士，教育部对她工作分配处理意见表示，“刚回国顾虑很多，不肯暴露思想，怕去革大学习，对自己的‘教育博士’很自恃，自高自大，要求到大学作教授，研究国际教育，认为我们不了解她的所学。经教育部介绍与师大丁浩川同志谈过连词话，对自己之所学不适合新中国教育制度有所认识。将材料送新华社考虑工作，本人同意。”
伍廷敏是个海外游子，1933年告别妻子梁毅之和两个孩子公费日本留学，因日军侵占东北，就转到德国念书，又学航空机械，又读经济，最后拿到马堡大学博士。由于战乱，与家人失去联系，没人给他写信争取他回国，在德国也感受不到回国的浪潮，一呆就是30多年。一直到1964年，大概是混得不好，他才与驻瑞士大使馆联系，表示要回国。大使馆帮他找到失散家人，儿子伍伯宣向国家申请补助父亲的回国旅费。1965年回国后，已经56岁了，也有自知之明，希望能搞本行工作，但也自愿教德文。最后分配到中南外语学院任德语教师。
学音乐的似乎是香饽饽，各地音乐学院、文工团都抢着要。薛传懿，何克夫妇俩口子都在巴黎音乐学院学音乐，1954年回国都被分到中央音乐学院。朱丽亚德音乐学院的夏国琼一回国分到了中央音乐学院天津分院，没过多久，又被上海音乐学院抢走了。这可苦了学建筑的丈夫罗维东，天津城市建设委员会刚表示欢迎，又要跟着妻子跑到南方找工作，结果华东煤矿局请他去报到。
气象是个敏感学科，跟国防有关，谭丁在美国空军气象学校学习，加上父亲在香港有巨资，回国后只好教英文。曹德谦在密苏里大学学的是新闻，因选学过西班牙语，一度让他教西班牙语。李美玉是犹他大学文学硕士，因为会弹钢琴，就去教音乐。张荫余在伦敦印刷学院学习现代印刷技术，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印刷局工作。可是因为“历史背景”太复杂，始终得不到信任，一直打杂。后来外贸学院请他去教英文，他欣然同意。谢汉俊的专业是经济，被分配到新华社搞翻译，因为爱好摄影，以后跑到北京美术公司干起摄影，还颇有成就，出版了大量有关摄影的书籍。侯浚吉获美国西北大学航空管理硕士，共产党的航空事业是不会轻易让一个从美国回来的人去过问的，被分配从事文学翻译工作。胡其安的专业是国际法，被分配到复旦大学教新闻学，多多少少和专业沾一点边，后来调到外交部资料室。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但也有例外。
邬沧萍是例外中的一个，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因选学过统计学，到人大教统计，并参加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1957受马寅初《新人口论》影响，开始研究人口问题。1979年向国务院提交“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倡议，得以实行。现在依然健在，研究“老龄问题”。虽说也算改行，但对社会的影响不次于一颗原子弹。
杨昌栋1933年就获得了耶鲁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介入宗教工作，1949年再度出国，在纽约协和神学院进修，50年秋回国后竟能继续从事教会工作，还被选为福州市政协委员，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副主席和全国委员，福州天安堂主任牧师。
李储文比较神秘，1939年入党，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在上海担任牧师，由教会保送耶鲁大学神学院，一直隐瞒地下党身份。1950年加入“积极响应”的浪潮，回国继续“卧底”担任牧师，文革因吃不消皮肉之苦，暴露党员身份，立刻被中央保护起来。以后负责上海外事和侨务工作，还担任过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
邵循道本来就是学英语出身，1950年回国后被分到西北医学院外语教研组任讲师。一年后学校取消英文课，全部改教俄文。邵循道凭着对语言的专业理解，硬着头皮教俄语，边学边卖，直到1958年恢复英文课，开办医学英语专业班。对医学一窍不通的他，又开始钻研医学，虽不能说得心应手，但毕竟是学有所用。
有一个人是不会让他去教英文的 – 汤定元。他考大学的时候英文交了白卷，因其他成绩突出被破格录取。毕业后考公费留美，英文还是不过关，结果自费出国。当然，不会让他教英文的主要原因是他最终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物理硕士，回国后当选为学部委员。
王继祖的求职道路反映了一些人胸怀大志，回国想搞一番事业却处处坎坷。他获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博士，1954年回国，被分配到南京医学院图书馆。他四处呐喊，要求调到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甚至写信给《人民日报》抱怨“当局对我们的关怀不够”，“被说服、教育，动员改行”，恳求“让我们有机会在我们的本行发挥小小的一点作用吧”云云。因为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最后把他调到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担任副研究员，从字面上看多少跟他的专业挂钩。但他还是因不能全力以赴投入经济研究而烦恼。1957年解放军在张家口成立外语专科学校（解放军外语学院前身），急需外语人才，不知怎么让他中了奖，1960年被调去教英文。这一下又是几年的噩梦，几次要求调到天津南开大学，理由是学非所用、两地分居、孩子生病。一直到1963年如愿以偿，不久就是十年浩劫，80年代才得以大展身手。
早年脱党，战战兢兢回国的郭舜平倒是很乖张，没敢跟党讨价还价。拿了个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博士，被分配到福州九中教历史，很有感恩心理。参加工作以后，写信给留学生管理司司长艾大炎，“对268个同学直接进行教学，自然是个光荣，而同时又是责任不轻的任务。在自己进行教学的实践中，积极做到端正阶级立场，通过系统、生地、有血有肉的史实的讲述，来激发学生强烈的阶级爱憎感情。”“工作是忙碌的，但精神是愉快的。”组织上始终没有停止对他脱党历史的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