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的文革十年（17）“学工”上工厂，“学农”下农场

三、我的文革十年（17）“学工”上工厂，“学农”下农场

文革十年后期，学生回校“复课闹革命”之后，中学教育改革新增了两门课，而且有课本《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学校师生及课程表简称“工基”和“农基”），在学校上课是十九位理科老师们负责，班主任要负责带学生去工厂学工、去农场学农，美其名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堂上学的是一些什么“理论”，我不知道；但是带学生去工厂农场“实践”，我有深刻体会。

前几天，在我们武汉市水厂路中学（以下简称“水中”）退休教师群聊起十年文革往事，不胜感慨。

后来与当年元老之一的舒鼎英老师私聊，我记得她是1964年华中师大物理系毕业的，就问她还记得文革期间教《工业基础知识》吗？她非常兴奋地告诉我：“我不仅教过‘工基’，还教过‘农基’呢！”

“您还记得‘工基’教些什么，‘农基’又教些什么吗？”

（耄耋之年的舒老师在自家的后院）

“嗨！‘工基’比原来初中物理课本简单多了，而且知识点都是跳跃性的，没有系统，没有逻辑性，一点都记不得了！而‘农基’课本的内容印象却非常深刻。一是当时让我教九个班的“农基”，每个班一周两节，常常到后来走进教室，得先问学生上节课讲到哪里了。每节课的内容一周要重复九次啊！再就是内容好记，讲到当年的农业八字方针时，耄耋之年的老人竟然一字不差地脱口而出：“水、肥、土、种，密、管、保、工”。然后一个字一个字给我解释：“‘水’是农业的生命；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土’就是哪块庄稼地适合种什么；‘种’是一定要有优良种子；‘密’指的是要密植；‘管’是说田间管理；‘保’就是保墒；‘工’说的是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

舒老师还回忆起教“工基”时，去一个空军基地登上过一架直升飞机参观；教“农基”时，到武汉四中大操场学过开拖拉机。第一次上了飞机，第一次开了拖拉机，印象太深刻了。尽管如此，老师们在一起笑谈，我们这些老师，当年是在黑板上开拖拉机，在教室教学生种田插秧。回头去看，真是要多荒唐有多荒唐呀!

她常常跟69届的学生说：“你们喊我一声老师，我感到万分惭愧，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并没有教你们多少知识，只是尽职尽责尽心地管好你们不变坏，真的是荒唐岁月的荒唐教育！幸好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还认真教了几年书，不然这一生都不知道是怎么当物理老师的。”

当时，课堂上讲“工基”和“农基”，然后要求初中学生，每学期上工厂“学工”一周，下农场“学农”一周。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我们“水中”地处硚口工业区，学校周边有武汉市抗菌素厂、武汉市自来水厂、武汉电池厂、国棉三厂等。离学校几公里远，就到了解放大道西边尽头的东西湖农场。“水中”学校的“地利”，真是得天独厚啊！不愁学工学农的实践基地。

学校最后确定的学工基地是武汉抗菌素厂和国棉三厂，学农基地是东西湖的荷包湖农场。

刘政秀书记特别重视学生在“学工学农”期间的人身安全问题。经常在班主任会上反复强调，希望班主任不要掉以轻心，特别是上夜班，一定要注意学生的安全。我们班“学工”安排在国棉三厂，那个厂工人上班都是三班倒，即工人八小时后可以下班，车间的机器昼夜二十四小时不能停。我们的学生也要分成三组，跟工人一起上下班，我把工作重点放在夜班那一组。一周三个组轮流上两个夜班，每个学生都可以见到了。而且，白天下午时间还可以去车间看看上白班的学生。一周时间平平安安完成了任务。

回头想一想，我的学生在工厂学到了什么呢？女生在车间还学到了一点棉纺女工的技术活，尽管不是“工基”课本上的内容。男生就惨啦！他们在车间跟着男师傅学“机修”，只要哪台机器出问题了，就忙起来，师傅修机器，学生就当下手，递给师傅老虎钳啊、螺丝刀啊。忙完那一阵就没有什么事了。师傅就躺在工休室睡觉，几个学生就打扑克，熬到早上，下班回家。也还合十几岁孩子的味口，同龄人在一起蛮好玩，也不觉得累。那个年代，上学就是好玩，换个地方玩更新鲜。

至于“学工“实践中，学生学到了一些什么呢？还真不好说。当然，班上少数几个国棉三厂的子弟，上几天班，尤其是上两天夜班，至少亲身体会到了父母为了养育他们之不易，工人每天八小时为国家创造财富，实在是辛苦！

但是，国棉三厂女工多，男工少。特别是夜班，一个车间只安排一个机修工。我就遇到过一个帅气的年轻机修工，夜班吃宵夜短暂的休息时间，被女工中的少妇戏弄的情景。几个女工围着机修工，开始七嘴八舌，说他长得蛮帅，不知道他的雀儿（《生理卫生常识》中指男性的生殖器“阴茎”）管不管用。一个年龄大一点的笑着说：“把他的裤子扒下来看看不就知道了！”于是，几个女工同时上去抓住他，一定要把他的裤子脱下来。也许这种玩笑对工人来说司空见惯，但是，对十几岁的学生而言，会产生什么后果呢？我不知道。

只知道，上世纪六十年代我读中学时，还学过《生理卫生常识》，正是对性知识懵懵懂懂时，尽管老师讲到男女生殖系统这一节，让我们自己看。自学后知道男女有别，男生遗精，女生来月经是性常识，仅此而已。但是在那荒唐岁月，学生哪有《生理卫生常识》课呢？难怪那个年代的流氓特别多！强奸犯被枪毙的也不少!

我们“学农”到东西湖荷包湖农场，每次两个班，师生自带行李。学生兴奋之极自不待言，如何安排哪两个班呢？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管理问题。至今，“水中的元老们为什么那样怀念刘书记那个领导班子呢？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对老师的管理非常人性化。四十个元老级教师中有六对夫妻，教导处排课时，夫妻二人不在同一时间上课，保证家里有一个人看孩子；等孩子会走路了，总务处在教学楼一楼办一个托儿所，请一位临时工阿姨照护孩子；学工学农期间保证家里有一个人照顾孩子；去农场安排哪两个老师也考虑得非常周全。领导知道我和周良君是好朋友，更了解我们两人的性格特点。于是，让我们两人各带自己的班到荷包湖农场一起去“学农”。

教导处指定我负责带队，既要与农场和生产队联系每天的劳动任务及安排，又要管这两个班。我与周良君商量好了，他每天负责管、带两个班学生，完成劳动任务和晚间学生安全。我负责对外联系，每天早上集合学生表扬昨天的好人好事，指出存在的问题，布置今天的劳动任务及注意的事项；然后带帮厨的学生去买菜，指挥他们做好饭菜。

我们两人同心协力共同完成了一周的“学农”任务。

学生在“学农”活动中最大的收获，是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状况。特别是到厨房帮厨的几个学生，可以看出那些出生在相对贫困一些家庭的孩子，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择菜、洗菜、切菜相当不错，一看就是经常在家帮大人做过事的，其中有一个孩子切土豆丝、萝卜丝既匀称，速度又快。原来那个孩子的爸爸妈妈都在上班，他是家中老大，每天放学回家要做一家人的饭菜。在他的带领和帮助下，其他几个帮厨的学生有了长足的进步。

通过在稻田劳作，一天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学生们才比较深刻地感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相对来说，学生学农比学工收获要大得多。但是，我们的中学到底该怎么教育学生呢？茫然无措！后来改革开放，各行各业都“摸着石头过河”时，似乎明白了一点点。最终还是不甚了了。为何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得以传承，原来，“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十年文革期间，“学工”“学农”于“师者”，是不是有点不务正业呢？老师又能问谁?难怪有高人当时就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大革文化的命”！

【附录】回国杂记（2407）同事十年，亲如家人

武汉市水厂路中学是武汉市教育局1965年建成的十六所新校之一。校址在武汉市硚口区水厂路，武汉自来水公司职工宿舍里面一块巴掌大的地方。据久居那里的老人讲，原来那里就是一个臭水塘。新建的学校只有两栋四层的教学楼和一栋两层的办公楼。依据地形，三栋楼的平面图呈倒“L”形。学校大门就在那个拐角的地方。大门外边是水厂的职工宿舍，进门左边一栋教学楼与水厂路垂直，进门右边是与水厂路平行的办公楼，继续往里面走就是第二栋教学楼。中间大约有三、四个篮球场大的一片空地，我们去学校报到时还是坑坑洼洼的。学校当时没有围墙，空地那边是一排市民的民宅，大多是平房，也有几栋二三层的楼房，参差不齐。

“水中”是我们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武汉市水厂路中学”的简称。

 1967年我们这批65年高中毕业因高考“不宜录取”，被武汉市教育局直接录用当中学老师，然后送到武汉一师、武汉教育学院、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短训结业后分来的有21人。此前，还有华中师范大学1964和1965两届毕业生，被武汉市教育局“储备”在学校的有19人，时称“储备生”。我们这四十人就是“水中”的“元老”。水中首任领导班子成员都是来自武汉市各中学的中年骨干：党支部书记刘政秀、校长雷德俊、教导主任江绍永、政教主任胡传洪、总务主任王羿謇、党支部干事夏光中。

从1967年到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这批“水中”元老，与全国所有学校的老师一样，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的各种“运动”，但因为是新校，就没有老校那么复杂的“阶级斗争”，又因为四十个年轻人朝夕相处，而且“无所事事”，恰好是到了“男婚女嫁”的生理年龄，于是，在无业可立，打扑克下围棋之余，年轻的男老师与心仪的女老师谈恋爱、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就顺理成章。后来，四十个年轻教师，有六对十二人在“水中”结婚了，而且后来都是白头偕老，不离不弃，荣辱与共。

“水中”创办初期的这批元老，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也大多远走高飞了，但是，缘自“水中”的“处女”情节，梦里魂牵总在那个巴掌大的地方。

 1977年恢复高考，时任水中校长安大庭，让我跟着他一起调到硚口区重点中学——武汉市第四十三中，执教文科重点班。两年后，因缘调回湖北省重点中学——我的母校——华师一附中。1980年，我们一家离开水中，搬家到武昌千家街华中师大一附中教工宿舍。1990年举家南下，飘洋过海搬到了海口市，一直到退休后，才经常回武汉与老同事相聚。

难忘“水中”那些曾经朝夕相处亲如一家的老同事，特别是大家都退休进入微信时代之后，那些一生未离故土的兄弟姐妹们，现在虽然住在武汉三镇不同的小区，因了大武汉的现代化交通之便捷，还有退休老人的免费乘车卡，隔三岔五都要小聚一下。如有从外地远道而回来的同事到武汉了，即使是临时通知，能来的都会赶到聚会地点欢聚一堂。

难忘“水中”那些往事。疫情之前一次聚会时，看到乔斌和吴丽英夫妇，就想起与他们父母家的邻居、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的贴心人刘政秀书记。刘书记敢于负责、关心群众生活、善于抓学校工作的主要矛盾。

“水中”是新校，只有教学用房，没有教工宿舍 。那么多年轻教师结婚都没有新房，结婚后只好住在学校办公室了。新婚夫妇有了孩子之后，住在教学楼，存在许多安全隐患，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下决心要解决这个在那时看起来比登天还难的主要矛盾。她为此多方奔走，终于在学校旁边找到一块空地，可以做一栋教工宿舍。于是，在那个建材物资紧缺的年代，她发动群众想办法，不到半年时间就把房子建起来了。三层楼，大门在中间，每层左右两个单元，每个单元可以住三家，新婚夫妇住单间；夫妇是学校双职工的各住一个套间。三家共用厨房和卫生间。现在看那宿舍，实在是太简陋了，说的难听一点，就是“贫民窟”。但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一个小小的新校，一次解决了十八家老师的的住房问题。当时，在武汉市中学系统是绝无仅有的，让其他学校的年轻教师无比羡慕。这是刘书记、王主任，还有乔斌等为“水中”年轻教师做的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刘书记待人诚恳、面慈心善、特别关心年轻教师的成长。她关心我们每一个人，在那学生不读书、教师无书可教的年代，年轻教师聚在一起不是下围棋就是打扑克，她总是苦口婆心劝戒，让大家相信读书有用，将来教书是需要真本领的。她还把自己年轻时订阅的《语文》杂志送给我们几个语文老师，叮嘱我们少玩一下，多读一点书！

刘书记为人忠厚、做事老老实实，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耍手腕。我们都不会忘记军宣队进驻学校后发生的一个政治笑话：某班开会批判刘少奇，呼喊口号“打倒刘少奇”时，一位老师一紧张喊成了“打到毛主席”。被举报到军宣队，军宣队指挥长决定让刘书记主持全校会议批判那位老师。不成想，刘书记在主持会议时，为了让大家知道这次开批判会的原因，走上台就讲某某老师在昨天一次班会上，居然把“打到刘少奇”喊成“打倒毛主席“。她刚说完这句话，指挥长厉声喝止！立即开始对刘书记进行批判，而且，要求全体教职员工继续开会批判她。当时，没有一个老师上去批判刘书记，谁都知道刘书记是厚道人，老老实实说话和做事的人。会议最后是不了了之。

要说刘书记创办“水中”的故事，每一位跟随她创业的元老都有说不完的故事！她对我和聂静仪更是关怀备至，我们结婚的新房是她布置的，晚上的婚礼是她主持的，后来孩子出生是她给取的名字。我们离开武汉去海南之后，只要回汉，全家一定要去看望她。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刘书记真正是我们“水中”的“核心”！她在世时，不论退休与否，大家都围绕着她！她在天上，大家只要聚会在一起，总是仰望着她，念着她曾给予我们的滴水之恩！也正因为如此，“水中”的元老们几十年来常相聚，不离不弃，已然成了传统。

我们这次回国，是2019年武汉爆发疫情以来第一次，与老同事们已经四年多没见了。我们10月1日凌晨回到武汉，时差刚倒完，就接到原水中还健在的老领导夏光中的微信通知，请我们10月8日到汉阳钟家村地铁站附近的乐福园酒店欢聚一堂，“水中”的党支部干事、后来曾任汉阳区副区长的夏光中主持聚会活动。到会的有“水中”建校之初的四十“元老”中的：姚磊明和夫人余蓓蕾、杨四重和夫人胡金秀、韩宪伟和夫人向世娟、周良君和夫人张福华、杨志辉和夫人黎兰惠；还有唐星武、舒鼎英、柳駿、张梅生、郑三桥、王先芬、常仁兆等二十一人。

一周后，姚磊明和他的夫人余蓓蕾，举行家宴招待我们夫妇及十几个老同事；宴会后，余蓓蕾盛情邀请我、舒鼎英和周良君打麻将；直到吃了晚餐，然后让她的女儿要来一辆网约车送我们回家。热情之至，让我难忘当年与她相识相聚的情景。

打麻将时，舒鼎英老师就跟我说，你们难得回来一次，老同事们都想请你们夫妇吃饭，也借此与大家多聚几次。我比你们大几岁，都听我来安排。下一次，就去周良君家吧！他是你们来水中一起住单身宿舍的老同事、老棋友、老牌友。

然后，我排第四，我老了，儿子、姑娘工作都很忙，我的女婿在他们家附近预订一个包厢，届时接你们和各位老同事一起去聚餐。

在舒老师主持的宴席上，我们夫妇要求舒老师给我们一次答谢老同事们的机会，让我们来请大家吃一次饭。她笑着说，你们在美丽国住那么长时间，没有回来，这次就等我们都安排完了再说吧！

恭谨不如从命。谁让她是我们亲如家人的同事中的老大姐呢！

舒大姐后来依序安排了李峰、陈丽薇、胡金秀、汪浩、韩宪伟等老同事做东，答应等我们下次回国安排我们来做一次东。

我们也期待中美航班正常化，还能像以前那样每年都可以回国与亲朋好友聚一聚。

（水中元老在舒老师居居住的小区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