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的文革十年（12）生养两个女儿，尽情尽心尽责

三、我的文革十年（12）生养两个女儿，尽情尽心尽责

 初为人父之喜悦，低薪生活之艰难，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大同小异，而生儿育女的全过程却不尽相同。托翁在《安娜·卡列琳娜》首页有句名言：“每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每一个不幸的家庭都有他自己的不幸。”我以为，每一个幸福的家庭也都有他们自己的幸福。我们这个幸福的四口之家是不可复制的。

我们“40后”这个年龄段的一代人，在文革期间生养几个孩子，不像后来管得那么死，只许生一个，而且严查超生的，如同莫言获诺奖小说《蛙》中写的那样。我们夫妻非常幸运，在生育年龄段，生了两个健康漂亮的女儿。健康的身体是基因遗传，更是上苍的恩赐；漂亮，则是我们始于颜值一见钟情的爱情结晶。

五十年前，我们的大女儿出生几个月后，她妈妈就没有奶水了，只有每天买一瓶鲜奶，但是，那时家里没有冰箱，只能管白天。晚上女儿饿了，只有在蜂窝煤炉上搅米粉糊糊了，糊糊煮好之后，还要降温，把煮糊糊的小锅放在旁边预备的一盆凉水中降温，然后再灌到奶瓶中喂孩子。

平时，每天晚上都是我起来做的事，但是，1971年暑假那一天，学校不知接到哪个部门的通知，组织我们全校男老师到武汉钢铁公司周边去捡废铁。白天累极了，晚上回到家，倒在床上就呼呼睡熟了。

女儿到点就要吃，孩子她妈怎么也叫不醒我，她只有自己起来，穿着内衣短裤，去弄孩子吃的米粉糊糊。女儿饿得哭，我睡得鼾声如雷。可以想见她如何心烦意乱。忙乱之时，右手去拿在炉子上刚刚煮好的米粉糊糊，准备放到那盆凉水中去降温的，一不小心，一小锅滚烫的米粉糊糊，全泼到自己的左大腿上了，她声嘶力竭地呼叫，惊醒了我。

幸亏当时年轻啊，反应快，立即爬起来，手脚麻利……

当年武汉市抗菌素厂“工宣队”，送给每个老师一瓶该厂生产卡拉霉素的母液，为治疗烫伤而备用。工人老师傅还给我们讲了如何用它处理烫伤。

第一时间，我先用放在旁边的那盆凉水，把她腿上沾着的米粉糊糊冲下来，然后，把一瓶“卡拉霉素母液”，全部倒在她的大腿上。当时就止疼了，但那被烫了的地方一大片皮肤还是红红的。好担心好担心她那白白嫩嫩的皮肤留下一大片疤痕啊！

奇迹发生在第二天早上，她起床看看自己的大腿，居然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皮肤依然还是原来那样白嫩光滑，一点点烫过的痕迹都没有！

我们也不得不惊叹，“卡拉霉素母液”治疗严重烫伤之奇效！更感谢工宣队老师傅的爱心！同时，也让我们悟到，家里必须常备一些必要的药品；必须特别注意教育孩子远离火炉、热水壶、电器开关等。

当大女儿学会走路后，牵着她靠近火炉和热水壶，看着我的动作，手快接触到炉子或热水壶边时，赶快缩回来。让她自己去这样试试，就知道要远离它们了。尽管我们当时住在一间办公室临时改做的单间宿舍，只有那么一点点空间，而且，打开房门，对面就是学生的教室。为了学生的安全，炉子还必须放在房间里，我们没有烫着女儿，她自己也没有被烫着。

孩子健康的身体是先天的，后天健康成长要靠父母倾情精心地呵护！

呵护不是溺爱，是尊重孩子，耐心听孩子的意见，即使孩子做错了某件事，也要认真听一听他们的想法，千万不能不问三七二十一，劈头盖脑一顿批评指责，更不能动手打孩子。还记得，上幼儿园大班的小女儿，有一天，一个人在家把家里的闹钟拆了，再想装回去，就没有办法了。尽管那是当时家里唯一计时的鈡，我回家后，问她：“你为什么把闹钟给拆了啊”她说：“我想看看它里面是怎么发出铃声的。”我高兴地笑着说：“好呀！就是要对自己不懂的事情有好奇心，才能学到知识！”同时还告诉她，以后遇到自己不懂的事情，可以先问问大人，然后再决定怎么做会更好一些。

尊重孩子，尤其不能强迫孩子学习一些他们不感兴趣的“特长”或“爱好”。我喜欢下围棋，大女儿三岁时，我在学校办了一个三项棋类（围棋、象棋、国际象棋）训练班，我想培养她的兴趣，经常带着她去看学生在教练指导下学棋，周末，还带着她去教练家玩。但是她没有这个方面的兴趣，我也就顺其自然。没有想到，她现在培养她的两个女儿也是这样，从来不逼迫孩子学什么，孩子有兴趣学的如游泳、花样滑冰、弹钢琴，等就尽心尽力尽责倾情培养。

呵护孩子，舐犊之情，人皆有之。一方面，在有限的条件下，首先保证孩子成长过程中必须的营养，这是人的生理需要；随着年龄的增长，还有心理需要，精神追求。这就要求父母适时提供精神食粮。我的两个女儿，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常年给她们订阅《儿童时代》、《少年文艺》、《中学生阅读》、《作文》等课外读物。还经常带她们逛新华书店，鼓励她们买自己需要和喜欢的书。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她们小时候，我们经常带着他们走在学校附近的张公堤上，去看堤外的汉水；乘坐轮渡看长江；去汉口中山公园、去武昌东湖风景区游览；爬龟山，上蛇山。

(俩姐妹在龟山上留影，背景是长江大桥汉阳桥头堡。)

小学暑假带她们去北京看天安门，登长城，游颐和园，参观故宫。中学暑假带他们到海南去看海；从海口坐海轮到广州，体验在大海上乘风破浪的感觉；她们读大学暑假时，我们分别从武汉、大连、海口飞往成都，然后全家去游览尚待开发、还处在原始状态的九寨沟；香港回归之前，我们一起去看了看资本主义的香港是什么样的！

我们家庭相册中有一张黑白照片，是我们一家和学生一起游东湖时，在湖边屈原雕像前面，一位个子高大的美国先生弯腰送给读幼儿园的小女儿一枚纪念章，并帮她别在胸前。一边伸出大拇指夸奖她，一边连声说：“beautiful！”是不是冥冥之中有天意呢？我们不知道。只知道，当我们的邻居黄杞显和喻美琦老师,文革后期带着两个孩子去香港定居时，她说：“我以后也要出国去看看世界！”    

（两个女儿在黄老师和喻老师家，与他们的的两个儿子合影）

中国自古就有“孟母三迁”的故事，告诉我们，环境对于孩子教育是极为重要的。文革十年，我们生活在“水中”那一块巴掌大一点的地方，最大的收获就是给了我们陪伴孩子的时间。但是，那里的生活和教育环境，确实不是理想的育人之地。

十年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因缘在汉口街上偶遇母校老领导，得以调回湖北省重点中学——华师一附中当老师，全家从硚口工业区搬家到武昌文化区。两个女儿从此生活、读书在浓郁文化气息的华师一附中校园，耳闻目睹莘莘学子书声琅琅；神驰铃下，如闻名师謦欬之音。青少年关键时段，十年的潜移默化，为她们后来读大学，出国留学和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华师一附中武昌千家街老校区的大门）

（这是华师一附中汤逊湖新校区校史馆的一幅千家街老校区的模型图。）

外部教育环境固然非常重要，家庭教育环境更不容忽视，我们夫妻两个都是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每天工作繁忙自不待言。从两个女儿读中学开始，我们家平时看完《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就关掉电视机，只有周末和节假日的晚上才可以看电视剧。晚上从七点半到九点半是两个孩子的学习时间，复习当天的功课，预习第二天的课程。妈妈负责收拾、整理家务；我负责督促检查孩子当天的作业和预习明天的功课。十点，两个孩子上床睡觉后，我才开始工作。我在华师一附中教书十年，从来没有在凌晨一点鈡以前睡觉。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两个女儿上小学那个时候，城市交通没有后来那么发达、复杂，社会也比较安全，不像后来出现那么多拐卖儿童的事件。两个女儿每天从华师一附中出门，结伴沿着千家街一直向南走一千多米，横穿张之洞路，就到了中山路小学。每天放学，姐妹两都一起回家，从来没有让我们操心。那个小学当时是武昌区的重点小学，师资力量强、教学环境好、大多数学生都是附近科研所、中南财大、药检专科学校、化验所、华师一附中等单位的适龄儿童。每年都有许多小学毕业生考取了华师一附中初中。华师一附中每年初中招生名额有限，且面向全市招生，只考语文数学两科，录取分数线一般都在180分以上。

当时，她们的妈妈在一般中学上班，全市的中学都一样，包括市属的省市重点中学，全员坐班。每天早上七点一定要到学校签到。而且，每天都有一位学校领导，带着印有“值日”的红袖标，站在学校门口“值班”。凡是迟到三次的，就要扣除当月的全勤奖，几块钱的奖金微乎其微，但此举实在是让老师们斯文扫地。于是大家无论如何都要在规定时间内赶到学校。因此，当我们家从硚口区水厂路中学搬到武昌千家街华师一附中以后，聂静仪每天上班要乘坐大东门到航空路的十路公交车，再转乘一路公交车到水厂路下车。每天上下班，都是早不见日头，晚不见太阳。

两个孩子一日三餐都得我负责，在两个孩子放学前，必须做好中餐。感谢学校领导特别安排我的课程表，不安排上午第四节课。每天早上趁没有课时，我去附近的大东门菜市场买菜，在孩子放学前准备好中餐。

我所在的华师一附中，明确规定教师不坐班，但是，有三个活动时间不得迟到早退，更不得无故缺席：第一，按课程表该上课的那一节课；第二，教研组每周规定的集体备课时间；第三，学校规定的每周“政治学习时间”。

这些规定和人性化管理，加之学校早已形成的教育教学理念：“把时间还给学生；把方法教给学生。”保证了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提高了学生的学习能力，不论是高考升学率，还是各学科竞赛成绩，一直名列“中国百强高中前茅”。学校给全体教职工最大的福利，就是教职工子女如果在武汉市升学考试中，没有达到录取分数线，仍然可以在校读书。这也是我当年历经艰难曲折，坚定不移调回母校的最大动力之一！

感谢母校袁福老校长、王仕良主任、吴传忠主任、吴六林老师；还有武汉市四十三中老校长安大庭等，许多贵人的帮助和支持!让我和我的两个女儿得以实现人生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