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的文革十年（8）“水中”核心刘书记

三、我的文革十年（8）“水中”核心刘书记

武汉市水厂路中学（简称“水中”）第一任领导班子成员，来自武汉市各中学的中年骨干：书记刘政秀、校长雷德俊、教导主任江绍永、政教主任胡传洪，总务主任王羿蹇，支部干事夏光中。

“水中”创办初期的这几位领导，19位华中师范学院65届的大学毕业生，21位短训班结业分来的年轻人，就是创办“水中”的四十六位元老。十年文革之后，由于各种原因也大多远走高飞了，但是，缘自“水中”的“处女”情节，梦里魂牵总在那个巴掌大的地方。

难忘“水中”核心刘政秀书记。

（当年没有手机可以随时留影，这是老同事们在刘书记家里聚会时，姚磊明老师拍的一段录像中截取的一张刘书记生前的照片。）

刘书记敢于负责、关心群众生活、善于抓学校工作的主要矛盾。

“水中”是新校，只有教学用房，没有教工宿舍。那么多年轻教师结婚都没有新房，结婚后只好住在学校办公室了。随着逐年增加的学生，“水中“成了一所完全中学了，两栋教学楼的教室都安排了初中三个年级的学生。新婚夫妇有了孩子之后，住在教学楼的教师办公室，存在许多安全隐患，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下决心要解决这个在那时看起来比登天还难的主要矛盾。她为此多方奔走，终于在学校旁边找到一块空地，而且经有关部门批准，可以做一栋教工宿舍。于是，在那个建材物资紧缺的年代，她发动群众想办法，不到半年时间就把房子建起来了。

教师宿舍楼建在出校门左边一百多米，与第二栋教学楼一墙之隔的居民区里面。

三层楼的教师宿舍楼，大门在中间，每层左右两个单元，每个单元可以住三家，时称“团结户”。新婚夫妇住单间，夫妇是学校双职工的各住一个套间。三家共用厨房和卫生间。现在看那宿舍，实在是太简陋了，可以说就是“贫民窟”。但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一个小小的新校，一次解决了十八家的住房问题，在武汉市中学系统是绝无仅有的，让其他学校的年轻教师无比羡慕。这是刘书记、总务主任王羿謇，还有临时抽调协助王主任建房的乔斌老师等，为“水中”年轻教师做的功德无量的大好事。且不说，一直住在那里，后来随着城市建设发展，宿舍楼被拆迁时获得一大笔拆迁费了。

刘书记在全校教职工会上宣布，凡是能为学校建教师宿舍买到建材的老师，享受分房优先。

我的二姐当时是武汉市葛店镇卫生院资深接生医生，在当地享有盛誉，人缘非常好。我去请她帮我找到当地一家砖瓦厂厂长，一次批给我们学校建房所需要的全部红砖和瓦，解决了最关键的建材。三层楼房建好后，我分到二楼一套两室的住房。虽然一单元住三家，共用厨房和厕所，但是，比住在学校教学楼办公室强百倍都不止。其实，世界上的任何事情就怕“比较”，在大家都没有住房时，有一间办公室让你结婚有栖身之地，就感觉非常幸运了！现在能住在有厕所、有厨房的套间，当时兴奋之情、幸福之感真是无以言说！我们都不会忘记，当时六位校领导没有一个人与老师争房，十八套房全部分给老师了！

刘书记待人诚恳、面慈心善、特别关心年轻教师的成长。她关心我们每一个人，在那学生不读书、教师无书可教的年代，年轻教师聚在一起不是下围棋就是打扑克，她总是苦口婆心劝戒，让大家相信读书有用，将来教书是需要真本领的。她还把自己年轻时订阅的《语文》杂志送给我们几个语文老师，叮嘱我们少玩一下，多读一点书！

刘书记平易近人，热心助人，特别有亲和力。还记得我第一次领到工资后，我的一帮朋友一定要我请他们吃饭，三十块钱到哪里去请大家吃呢？我找刘书记帮我想办法，她说找食堂管理员小戈商量一下，星期天在食堂吃饭的人比较少，请你的同学来吃饺子吧。于是，刘书记去找小戈，帮我准备十五个人的饺子，尽管当时面粉、猪肉、韭菜等物价比较低，每个人按二元计算，也得我一个月的工资。吃了这一顿，我一个月一日三餐怎么办？爸爸妈妈不要我给家里交钱，我不能有工资收入，还回家找父母要钱啊！还是刘书记帮我解决了燃眉之急，更是难言之隐。她请管理员赊饭票给我，然后每个月再从工资中扣。

刘书记为人忠厚、做事老老实实，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耍手腕。我们都不会忘记军宣队进驻学校后发生的一件政治笑话。某班开会批判刘少奇，呼喊口号“打倒刘少奇”时，一位老师一紧张喊成了“打倒毛主席”。被学生举报到军宣队，军宣队指挥长决定让刘书记主持全校会议批判那位老师。不成想，刘书记在主持会议时，为了让大家知道这次开批判会的原因，走上台就讲某某老师在昨天一次班会上，居然把“打倒刘少奇”喊成“打倒毛主席”。她刚说完这句话，指挥长厉声喝止！立即开始对刘书记进行批判，而且，要求全体教职员工继续开会批判她。当时，没有一个老师上去批判刘书记，谁都知道刘书记是厚道人，老老实实说话和做事的人。会议最后是不了了之。

要说刘书记创办“水中”的故事，每一位跟随她创业的元老都有说不完的故事！她对我和聂静仪更是关怀备至，我们结婚的新房是她布置的，晚上婚礼是她主持的，后来两个孩子先后出生都是她给取的名字。我们后来离开武汉去海南之后，只要回汉，全家一定要去看望她。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刘书记真正是我们“水中”的“核心”！她在世时，不论退休与否，大家都围绕着她！她在天上，大家只要聚在一起，总是仰望着她，念着她曾给予我们的滴水之恩！也正因为如此，“水中”的元老们几十年来常相聚，不离不弃！

感恩刘书记，在我们人生启航时引导我们走向幸福的现在！

【附录】回国杂记（2306）回国后最先与老同事欢聚一堂

 疫情期间，四年没有回国。2023年9月30日回到武汉。不到两个礼拜，10月12号中午，原武汉市水厂路中学（以下简称“水中”）的老同事们，在汉阳钟家村地铁站附近的乐福园酒店欢聚一堂，“水中”的党支部干事、后来曾任汉阳区副区长的夏光中主持聚会活动。

到会的有“水中”建校之初的四十六“元老”中的：姚磊明和夫人余蓓蕾、杨四重和夫人胡金秀、韩宪伟和夫人向世娟、周良君和夫人张福华、杨志辉和夫人黎兰惠；还有唐星武、舒鼎英、柳駿、张梅生、郑三桥、王先芬、常仁兆等二十一人。

我们真没有想到，走进大包厢，迎面写着“欢迎静仪女士培永先生”的横幅，突出了聚会的主题。

会议主持人夏光中老师，热情洋溢地宣布，欢迎我们夫妇回到武汉的聚会开始。他回顾了“水中”当年就是我们这批年轻人，承担了69届学生，也是学校第一批初中学生的教育教学工作，直到毕业时，把他们送到湖北咸宁的通城乡下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从四十个年轻教师负责教十四个班的学生，到后来逐步建成一个完全初中学校；从没有一间教工宿舍，到建成一栋三层楼的教工宿舍，解决了十八家年轻教师的住房问题，让附近许多学校的年轻教师羡慕不已；而且十八套住房全部分给老师，没有一位领导与老师争“房”，足见“水中”领导作风之正，这也是“水中”元老们凝聚力之源。尽管后来这批“元老”，或因工作需要、或因家庭生活需要，陆陆续续调到其他学校或外地工作，但是，大家都忘不了“水中”的老领导和老同事。特别是退休之后，在武汉的元老们经常聚会，如果有从外地回汉的，只要老领导一声“令”下，大家立即赴会，欢聚一堂！

 我应邀发言，感谢大家的热情接待，让我们回到年轻时温暖的大家庭；同时向大家汇报了疫情期间我们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以及所见所闻，感谢大家疫情以来一直对我们的关心和牵挂！

夏光中老师的夫人秦老师，在会上深情清唱一曲，把聚会推向高潮，紧接着，五十六前的老同事张梅生和周良君也引吭高歌，给聚会增添了许多乐趣！

大家酒足饭饱之后，七老八十的同事们像年轻时一样，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或聊家长里短，或相约牌局，为下一次小型聚会敲定了时间和地点。

余蓓蕾、舒鼎英、周良君相约一周后到我们家去打麻将，还有姚磊明、胡金秀、汪浩、张福华等准备一起到我们家小聚。

我与韩宪伟、周良君1967年12月17日到“水中”报到后，就分到一间教师办公室做单身宿舍，直到四年后，学校把那间办公室给我做了婚房，他们两人才搬出去。我们三人同住一室四年，结下了深厚友谊，后来虽然分别调到不同单位工作，但友谊长存。这次疫情前后五年未相见，相聚就有说不完的话！

（李培永、韩宪伟、周良君聚会在一起聊天）

我们三人都是1965年高考后，因“不宜录取”而未能读大学，被武汉市教育局直接录用当中学老师的。我与韩宪伟分到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语文二班，周良君是数学班的，分到“水中”后住同一间宿舍才认识。

我和韩宪伟一起被分到“水中”。因为他在文革中是“逍遥派”；而我是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宣传委员——“保皇派”，按当时主持分配的“造反派”的分配原则，都不够资格分配到老校、名校。报到以后，我们两人分到同一个宿舍，周良君在学校读书时也是“逍遥派”。我们三人有缘住在一起四年多。

那时，学生没有课本，教师没有教案，教学没有计划。学生放学以后，年轻老师就下围棋打扑克。韩宪伟身高一米八，不喜欢下棋打牌，他喜欢拉胡琴，他常拉的二胡名曲《江河水》，虽然不像名家的演奏那样令人荡气回肠，但还是给人一种凄怨情绪的感染；他更喜欢与学生一起打篮球。后来经学校领导研究同意，他组织了女子篮球队，每天早自习之前，下午放学之后训练，不到一年时间，他带领的女子篮球队，成了硚口区的冠军队。后来他改行当体育老师了。

 我和周良君，不仅是好“室友”，更是好棋友。那几年，我们两人每天晚上下围棋，两人棋力不分伯仲，常常三盘棋还没有下完就已经半夜了。好在会下围棋的人，都自觉遵守“落子不悔”的规矩，也就从来没有争论，也就从来不影响早早入睡的韩宪伟。他每天早上起床、洗漱轻手轻脚，然后轻轻带上房门下楼。三人互不干扰，各得其所，相安无事，和谐而居。不说友谊天久地长，但也与日俱增，成为一生的好朋友！

 还记得，1975年大年初三，我的小女儿在武汉同济医院出生，就是韩宪伟守在产房门口看的第一眼。当我从学校一手抱着大女儿、一手提着鸡汤赶到医院时，他笑着对我说：“你走一会，静仪就生了！护士抱出来要家属看看，我帮你看了，好好玩啊！肉嘟嘟的！”两个女儿都是我在水厂路中学工作时出生的，静仪在坐月子期间，我的两位室友宪伟和良君经常光顾我家，帮我一起“消费”夫人坐月子期间的那些“残菜剩羮”。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因贵人相助，我调回母校——华师一附中之后，在众多老师争要我住过的教师宿舍那一套单元房时，学校领导分给他了，因为他带领的篮球队为学校争得了许多荣誉！

 1990年9月，我调到海南农垦中学去了。大概是1993年吧，放暑假之前，一位农场负责人找我，帮他请一位武汉的篮球教练。我推荐韩宪伟，介绍了他的业绩之后，他们立即发出邀请函。韩宪伟一放假就带着他的宝贝女儿飞到海口，他不负厚望，协助该农场篮球队强化训练后，夺得海南省农垦总局职工篮球赛冠军。回汉前，我们在海口畅述别后多年各自的情况，倍感欣慰。

自从2007年女儿为我们在武昌南湖之滨买房之后，我们每年都要回汉住几个月。一回到武汉，“水中”的“元老”们一定要聚会，韩宪伟逢会必到，且与大家谈笑风生，非常活跃，完全与年轻时的他判若两人。

也有同事问过我，你与韩宪伟那么好，你知道当年他是为什么“不宜录取”吗？

 这一问，还真问着我了。我这个人有许许多多好朋友，但我与朋友交往，从来不打听朋友不想说的事情，也许在华师一附中读书时就已经养成了这个习惯。高中毕业之后，才知道我们那个二班，真是不一般！许多同学的爸爸妈妈都是高干，有的是武汉军区副司令、还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事厅厅长、省教育厅厅长等。我的那些学友自己从来不在同学中炫耀，更没有同学自夸“我的爸爸是李刚！”。有好多朋友，直到老了，我们还不清楚他们的家庭情况。与韩宪伟交往也一样，记得曾经去过硚口集家嘴附近韩宪伟的家，只见到过他慈祥热情的妈妈，一口山西话，包的那个饺子和手杆面条啊，真是太好吃了！可韩宪伟说的是标准的正宗的武汉话，吃的也是武汉味口，也没有想一下这是什么原因？每次去他家，一次都没有碰到他的父亲。我没有问，他也没有说。

 这次，为了写这篇文章，也为了给自己多年来的疑问一个准确的答案，我们视频聊天时，我开口问了韩宪伟。我是这样说的：“ 宪伟啊！我当年没有被大学录取的原因，退休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看到了自己档案中的政审‘材料’，之所以不说是政审‘结论’，那是因为从来就没有什么结论。当时接待学校“政审”外调的武昌区中南路派出所的同志说：他们家‘至少是小土地出租，也可能是一个漏划的地主。请你们根据档案中的材料予以确定’。没有结论比那有结论更难通过政审。那个年代，哪个招生的愿意自找麻烦呢？最后确定的是，我到了武汉市教育局的师资短训班。你知道你的档案中有什么材料吗？”

韩宪伟还是那样憨厚地笑了笑，慢条斯理地说：“我不用看自己的档案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的祖父当年在山西省是著名的开明绅士，跟国共两边的领导都有联系，抗日战争时期，积极支持共产党抗日。由于当时斗争形势非常复杂，后来被老家的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政府给枪毙了。我的父亲遵照祖父生前的嘱咐，从老家跑出去参加了八路军。解放战争期间随军南下到了湖北随州，留下来当了县政府领导。因了祖父被枪毙而一直原地踏步。没有想到65年高考，我也因此‘不宜录取’。所以，在短训班我学会了抽烟喝酒，到水厂路中学后，我就拉拉二胡、打打球，百事不管不问！改革开放后，山西省委有关部门在《山西日报》公开为我的祖父平反昭雪，后来父亲也调到武汉市一个国营大工厂当厂长，退休后享受离休干部待遇。我还能怎样呢？现在,我每个月八九千元退休工资，很好了！女儿女婿一家四口在上海也非常好！知足了！”

 知足常乐是我们这代人的特点，韩宪伟一生与世无争，但那种执着追求做好平凡的本职工作、踏踏实实的作风，集中展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风骨！

我们为自己现在还健康地活着而深感欣慰！还要继续努力健康地活着，与“水中”的老同事们一起享受更幸福的现代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