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我的十年教学成长(7)兰州会议——国正先生想来我们实验班看看

四、我的十年教学成长(7)兰州会议——国正先生想来我们实验班看看

1984年暑假，人教社全国重点中学语文实验教材第二次工作会议，在甘肃省兰州市举行。主持会议的张定远先生再次安排我作大会发言，汇报我们华师一附中实验班初见成效的具体做法。我在发言中，重点介绍训练学生“质疑问难”和“课堂即席发言”。国正先生听完我的汇报后，对定远先生说：“明年，我们是不是抽点时间，去培永那个学校看看那些可爱的孩子们吧！”定远先生说：“好的，我来安排。”

1985年6月3日，国正先生和定远先生在湖北省及武汉市教研室负责人陪同下，到我们实验班来听实验班学生汇报。汇报会由语文课代表孙涵主持，全班学生的座椅摆成两个圆圈，来宾和学生坐在一起，不论站在哪里的同学发言，他可以看到大家，大家也都可以看到他。所有同学都是即席讲话，没有一个学生是唸稿子的。所以，定远先生最后讲话时说：“你们很会说话，说得很得体，有的同学还有点风度。希望你们继续练好说话，要练到出口成章。”

赵劲松同学《语文教改座谈会》上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

转眼间，三年的初中学习阶段已经接近尾声了。三年来，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我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在语文学习方面，无论是学习兴趣、学习方法，还是学习能力，都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

刚上中学的时候，我不但对语文学习没有一点兴趣，而且连一套完整的学习方法也没有，只知道跟着老师转，老师讲什么，我就记什么，自己不动脑筋思考。结果一个学习阶段过去了，我感到这种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与李老师的教学方法太不适应了。我上中学以后遇到的这个语文老师有些与众不同，他在课堂上很少向我们灌输课本上的知识，更多的是提出问题，让同学们自己讨论、争论，让同学们在讨论中取得进步，在争论中提高能力。这就逼着我积极思考，提出自己的看法、主张，去组织语言说服或反驳对方。在与同学的争论中，不仅提高了说话能力，而且提高了边听边思考的能力。这是三年来我在能力方面最大的收获！

在写作方面，老师采取了同学互相评改的方法。刚开始时，我非常怀疑这种方法，但是事实证明，这种评改方法对我们有益无害，不仅锻炼了我们的写作能力，而且锻炼了我们的阅读和思考能力。以前，我最怕写作文，一拿起笔就感到无话可说；现在，我虽然不敢说提笔成文，但至少对作文已经没有害怕心理了。

我对语文学习兴趣由淡变浓的主要原因，还是生动活泼的语文课堂教学。由于我们实验班采用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课堂上就免不了发生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争论。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使同学们上了一节还想上下一节。李老师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教学方法，就是他总是鼓励学生向他提问，指出他讲课中出现的错误，还鼓励大家大胆地对编入课本的名家名篇质疑。这就打开了我们的思路，培养了我们的创造能力。

卢山同学在《语文教改座谈会》上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

在小学，我们的语文课本每册只有十几篇课文，当然这与我们那时的理解力和接受力有很大关系。到中学后，我被分到了语文实验班，一册语文书就有40篇课文，这与小学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开始，我对这项实验是持怀疑态度的，唯恐自己做了实验的“牺牲品”，可是通过三年实验证明，我们收获了许多许多，我为自己能在实验班学习感到非常骄傲！

在初中三年语文实验中，我最大的收获是能力提高了，其显著标志是增强了思维的条理性、严密性和完整性。

由于在小学听惯了老师“满堂灌”的教学，一进中学，对老师的开放式教学很不适应，总是期待着老师在下课前，把课后练习题的答案公布出来。须不知，我们这套教材有许多练习题是没有什么标准答案的，最正确的答案莫过于同学们自己思考、讨论后得出的答案了。因此，我被“逼上梁山”，不得不经常自己动脑筋揣摩、斟酌课后的每一道练习题。但是，在开始实验的一段时期，这种独立思考往往是被动的，只不过是为了应付老师上课时的提问，所以，虽然也做到了独立思考，但这是一种消极的思考。因而不论是预习，还是上课，自己提出的问题往往与课文没有多大关系，有的问题甚至是与课文风马牛不相及。这种难堪的局面维持了一、两个学期，看到同学们学语文的劲头越来越足，我的确是有点儿不甘落后，于是，我开始留心别的同学学习语文的方法。我常常有事无事和同学聊天，在闲聊时，我总是反复问我的同学，你是怎样学习语文的。同学们见我那迫切的样子，都忍俊不止。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告诉我许多学语文的好方法。在此基础上，我又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总结出一套自己的学习方法，其关键是上课要积极思维，争取发言机会。

万事开头难，这句话一点儿不假。我虽然曾多次鼓足了勇气，想在课堂上发言，但每回都在节骨眼上退缩了，我还是不敢当着大家的面说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不久，我的这种心思就被细心的李老师看出来了。他看到我在课堂上跃跃欲试，但又不敢举手的样子，就在课堂上经常点我回答问题。刚开始，我只能说一句话，尔后，说两句，再后来说三句了，慢慢的我回答问题逐渐有条理，而且比较严密了。我在课堂上也越来越爱发言了，以至于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了。那情形，如同不说就像要把自己憋死了一样。

在听、说、读、写四种能力的培养中，我认为，如果在“说”的方面有了突破，那么其他三种能力的突破，也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了，因为大作家老舍曾经说过，如果把说了的话好好整理一下，便成了一篇好散文。三年来，我着重抓了自己的说话训练，不仅说话能力提高了，而且也促进了其他三种能力的提高。

在近三年的学习中，我对这套教材的认识也日臻全面。总的说来，我比较喜欢自读课文后面设计的练习，当然，这并不是说讲读课文设计的练习不好，只不过两者相比较，总有一个比另一个要更好些。这些练习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创造性强，留给同学们发挥的余地大。这在当今这个时代，这种练习对同学们未来发展是大有裨益的。所以，我希望今后讲读课文的练习设计也该向自读练习设计看齐。

我觉得，我们这套教材似乎对听力的培养重视不够。我想，编辑部应录制一些教学磁带，如课本中的一些名篇。让同学们听完录音后做练习，或口头回答问题，培养同学们的听力，使大家在听他人表述时，能抓住对方说话的要点，而不至于人家讲了半天，你还不知东南西北。随着社会的发展，等我们长大成人参加工作后，社交能力是不可缺少的了，而一个善于交际的人，没有善于揣摩他人讲话意图的本领和雄辩的口才是不行的。

此外，我还想向编辑同志提一个建议，能不能把教材改为16开的，以便同学们得心应手地在书上圈点勾画。

李慧的《语文实验教学花絮》（1982年入学的语文实验班学生，现在是美国弗罗里达州立大学的终身教授）

我真幸运，一进中学就分到了语文实验班。在我们班，语文不再是一门令人头痛的功课，被学生们又恨又怕，而以一种富于改革的形式，受到同学们的欢迎。现在，我就从语文实验教学这朵鲜艳的大花上采摘几朵花瓣献给亲爱的读者吧……

在一百多人面前……

几十个学校的一百多个校长、教导主任挤在物理实验室里，脸上带着审视的目光打量着我们，我们的心禁不住扑通扑通跳个不停，担心更多的我们的老师，在众目睽睽之下，只见他脸不变色，心不跳，从从容容开始了讲课……

老师的情绪感染了我们，渐渐地，大家都忘了这一百多人。在他们面前，大家像平时一样抢着发言，依旧与老师争得脸红脖子粗，完全忘记了自己和老师的身份，互相切磋，互相学习，课堂上的气氛由紧张严肃变得轻松活泼。

“可以提问题了。”老师的这一句话像一个打开洪水的闸门，同学们立即活跃起来。“老师，叶老写的牵牛花蓬勃向上，可是很多人认为牵牛花是向上爬的东西，它总是依赖别人，自己一点都不坚强，这怎么解释啊？”教室里霎时静了下来，几百双眼睛盯着老师，是指责学生胆敢批评名家，还是搪塞过去？

“首先得表扬他敢和名家争论，有勇气！第二，说明他知识面比较宽，很好！”我们都松了一口气，“至于问题，我想，是不是写作都有一个根据自己文章的中心，选择材料的角度问题。叶老看到的是牵牛花向上的那种精神，你看到的是它只能依赖别人向上爬，都没有错吧？你觉得呢？”老师含笑问那个同学。那个同学本来摆出一副要与老师争论到底的架势，一听老师这样说，急忙表示同意！高！高！

下课以后，有些听课的老师还悄悄问我们是否课前搞过准备工作。“嘿，我们今天早上才知道！”他们听后不禁惊异，又夸奖我们说：“你们的阅读能力真强！”

    写作课上……

这节课照例是修改作文。这也是我们实验教学的特点。我们老师规定，每次作文写完后由同学们互相批改。如果你不同意同学的批改和评语，可以在作文后记中提出来。这样一来，在别人一提起来就头痛的写作课，在我们班成了最受大家欢迎的课之一。

你看，同学们批改得多么细心，又是多么地毫不留情。郭莹给李晓冬的作文《腊梅怒放》的评语：“本文结构新颖，中心明确，不足的是本文应着重写‘梅花’——张海迪在党的培养下成长的过程。”而李晓冬却在后记中说，中心应该与题目相符，强调张海迪自己是怎样成长的。两人针锋相对，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只得提交全班讨论，而在班上，又展开了一场唇枪舌战……

我们不仅每次认真地上写作课，而且还要写日记，每周还要完成两篇课外练笔。经过这样的训练，同学们的写作能力提高很快。王江同学的《假如我是武汉市市长》的课外练笔文，以她独特的构思，大胆的设想，“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文章发表以后，在全国引起巨大的反响。《长江日报》、《文汇报》、《文摘报》相继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广播了呢。还有孙燕、王艳、卢山、刘晓菲等同学曾发表过作文或获作文竞赛奖。这一切不能不说是我们写作实验教学的成果。

录音机前……

同学们怀着极大的兴趣，兴奋的心情，期待着又一节语文课。

“呤呤……”上课了，老师手提录音机，满面春风走进教室。录音机，不必惊奇，这是我们实验教学中提高说话能力一个独特的练习方法。

在录音机前，同学们一个一个地录下了自己的声音。有的充满激情地朗读散文、诗歌；有的绘声绘色地向同学们介绍一处名胜；有的则惟妙惟肖地表演一段小品，内容包罗万象。同学们就在录音机前纠正自己的普通话，改正了说话时经常犯的“小动作”，克服了怕羞的心情，锻炼了演讲能力。

亲爱的读者，假如你对我的作文感兴趣，就请你来看一看我们的语文实验吧！

1986年1月3日刘国正先生给我的一封回信：

培永老师：

信收到。很高兴。

在西安，得知你班学生“参加”高考，取得好成绩，这很有说服力，我听了很受鼓舞。你信中又说，除王江外，又有一位孙燕同学写了一部中篇。这即是说，不光普遍成绩好，而且出尖子，你教学的成绩是显著的。

可惜你至今未写出一篇短（三四千字）而有力的总结经验的文章，在西安我曾请老彭同志转告你，并以支持，不知文章写得怎么样了？你交给青岛会议的那篇，虽提炼不够，也有了较好的基础，望在此基础上较快地写出一篇东西来。

新年向你祝贺，并请代为问候试验班的全体同学，希望他们同老师密切合作，认真学习，在新的试验中创出更好的成绩！

                                                                                                                         国正86 .1 .3

国正先生说的“那篇”文章就是《敢说·多说·会说》，1987年我带着这篇文章到广州参加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第四次年会，得到国正先生和其他专家的好评，文章还被选入《语文教学改革新成果选粹》（广东教育出版社）。国正先生信中说的“老彭”，是我们湖北省教育学院副院长、省教研室彭慧敏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