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的文革十年（3）顺江东流去上海，乘车南下到广州

三、我的文革十年（3）顺江东流去上海，乘车南下到广州

自从1966年9月5日关于大串联的《通知》发表后，全国各大学的学生和各地的中学生纷纷免费乘坐火车或轮船，及各地公交车，涌向北京去看天安门，去参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活动，然后，再到外地去串联。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迅速发展起来。我们学校革委会的成员和部分红卫兵骨干，承担了接待各地来武汉串联的红卫兵的任务，按上级指示，学校免费提供外地红卫兵的食宿。

后来，周恩来总理发表讲话，说冬天来临，气候恶劣，希望红卫兵等来年“春暖花开”时再外出串联。尽管中共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停止大串联，并明确规定12月20日以后不再提供免费乘坐火车、轮船、汽车；从12月1日各地政府不再给串联的外地学生提供免费食宿。当时，夏国林和我都觉得亏欠了红卫兵的骨干们，他们一直坚持在学校负责接待外地红卫兵，没有外出串联。我们要趁这段停止接待外地红卫兵的时间，让大家抓紧时间，争取在12月20日停止大串联之前，哪怕跑一两个大城市看看也好。

1966年11月底，住在汉口的同学，好不容易弄到几张大客轮“东方红”的船票。我们上船一看，基本上都是来自全国各地串联的大学和中学学生。白天，船上革命歌曲此起彼伏，欢声笑语随着江水向东流去。晚上，三三两两在船边扶栏看两岸流动的夜景，尽管只能看到远处的点点灯光如同当时农村的油灯一样昏暗，也难掩饰学生们激动兴奋的心情，毕竟大家大多都是第一次独自远行。

如果不是大串联，哪个家长有钱让学生走南闯北？我家住在武昌火车站旁边，从早到晚只见南来北往的火车轰鸣而过，不知坐火车的滋味；偶尔坐轮渡往返汉口武昌，看到“东方红”大客轮上走动的人们，梦想哪天自己也可以坐它顺江而下该是多么好玩啊！

没有想到梦想成真来得这么快，令人来不及回味。船到上海码头，沿江边走到外滩，去南京路看看。还在读高中时就知道南京路上“好八连”，而且在湖北剧场看过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表现的就说南京路上的好八连的事迹。当我们走在人流如潮的南京路上，那感觉与走在我们汉口的江汉路上也差不多，只不过南京路上的高楼大厦更多更高而已。

当年高考也曾填报过上海交大，于是去那里看看校容校貌，结果看到的是满园的大字报。

两天后，乘船返回武汉。

船过有小汉口之称的武穴后不久，看到船的扶栏边，有很多人围观，只见一位不知来自哪里的女红卫兵，坐在那里手捧一尊头被碰破了一点点的毛主席的石膏雕像，满脸难受之情，不知所措。围观者七嘴八舌，言不及义。一位男红卫兵走过去，一口标准的武汉普通话对她说：“我‘请’伟大领袖毛主席可以吗？”一个“请”字，表明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已经深入人心了！那时已经不允许对毛主席的雕像、画像、《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等，说‘给、要、买、卖’等词，必须用此尊称！

女红卫兵不知怎么回答，双手把那尊破了头的雕像，非常虔诚地举起来。男红卫兵双手接过去，走到扶栏边，高声说：“请伟大舵手毛主席继续畅游长江吧！带着我们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吧！”说完，就把那尊雕像扔到长江里了。围观者看在眼里，想在心里，没有一个人哪怕说一个字“好！”

人们都静静地散去了，女红卫兵如释重负，满眼谢意看着那位热心助人的男红卫兵远去的背影。

这一幕深深烙在我的脑海里，至今快六十年了，难以忘怀！我不知道那位勇敢而机智的红卫兵是那个学校的，更无从知晓他的人生经历，但他的言行给予我思想上的震撼实在是太大了！让我想起了高中《语文》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中的“可是在中国，那时是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

从上海回武汉休息几天后，我们又急急忙忙南下去广州。我们到广州时，各中小学红卫兵串联接待站全部关闭，除了乘车免费外，食宿都要收费。好在我们短训班的学生每个月有十三元五角伙食费，我们出发前，在总务处领了两个月的伙食费，足够付两天的食宿费了。

广州大小餐馆当时还保持着先吃后付钱的传统。

有一天，我们在一条河边的小餐馆的二楼吃饭，现在记不清是一条什么街了，但记得那个餐馆的格局：店面大门朝街，收银台在一楼进门处，吃饭的客人坐楼上楼下自便，二楼朝河边的窗户下面就是河水。我们上楼坐在靠窗边一张桌，那个店的服务员不多，吃完饭结账，要等服务员来清点各种不同规格的盘子的数量，然后写单，到楼下收银台买单。

坐在窗边的我们，突然听到窗外河水上传来“啪”的一声，一二分钟后，又传来一声“啪”，循声看到，是从旁边的窗户扔下的盘子落水的声音！原来，那桌的几个外地学生模样的食客，居然用这种卑劣的手段逃单！我相信，除了我们这桌的几个人看见了之外，还有人也看见了。但是，出门在外莫管闲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等古训，让见者禁声，让小人得逞。只能慨叹那几个小人实在是缺乏好的家教，古训“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应该广而告之。

“大串联”期间，两次上北京，都是组织上安排的；东到上海，南下广州是自己决定的，为什么选这两个地方呢？当时，“大上海”之名如雷贯耳，去广州则是因为冬天南方不冷吧！这只是表象，也许是“宿命”吧！我在80岁的今天，回首往事，才知道，且相信“宿命积福应，闻经若玉亲”。

【附录】夏国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实在没有想到，老同学张思斗今晨微信告诉我，夏国林因病与袁老爷爷（2022年1月22日袁隆平与世长辞）同一天去世了。怎不叫我痛上加痛啊!

我与国林相识于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以下简称“省实师”）。当年实师由高中部、幼师部、短训班三部分组成。国林是高中66届的学生，我是短训语文(2)班的，素昧平生，互不相识。

1966年5月16日，我们语文二班的十多个同学，在武汉市22中实习，原本实习结束时回校分配工作单位的。突然接到学校紧急通知，立即回校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省实师要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由三部分学生代表组成。我们短训部六个语文班六个数学班，我是唯一被“选”为校革委会的委员，其他十几个委员都是高中部和幼师部的学生。大概是因为短训班其他同学的家庭成分确实复杂，可能我是“矮子里面的将军”，尽管我那“不宜录取”的档案还在学校档案室，也只好让我去滥竽充数了，被选为“革委会”的委员。当时我也是懵懵懂懂不知所以，还没有从高考名落孙山的苦闷中解脱，就被裹挟到“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中了。

第一次革委会开会分工，也许大家觉得我是语文班的，应该是有“文化”的，所以让我当宣传委员，夏国林是学校党总支书记李如璞指定的主任，李书记说，夏国林的祖父、父亲都是工人阶级出身，他本人是毕业班的团支部书记，政治表现和学习成绩都很好，是学生党员培养对象之一。

学校给我们革委会一个大套间办公室，就在行政办公楼二楼东边，夏国林和我常在里面办公。从此，我们两人就形影不离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各单位都是大量转抄“大字报”，就像现在微信刷屏一样。即使有什么看法，也没有几个人写大字报表达出来。随着“运动”的深入，逐步触及到学校的一些事情，就开始形成“保皇派”和“造反派”两派。各学校的两派组成武汉市大、中学的“红卫兵”，是“保皇派”，贬称“三字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全市红卫兵第二司令部，“造反派”，自封“钢二司”，与武汉市产业工人造反派成立的“钢工总”，是武汉造反派的主力军。

“运动”越深入，两派斗争越激烈。武汉“720”事件之前，保皇派得势，造反派受压；“720”之后，造反派有中央文革支持，翻身当家做主人。实师“钢二司”发出“一号通缉令”，通缉夏国林和李培永。于是，我们十几个“红卫兵”，在夏国林的带领下，乘坐郧阳军分区司令员派来的两辆北京吉普，到当时交通闭塞的鄂西北郧阳去避一避风头。当时那位司令员与夏国林高中同班同学的父亲是亲密战友。

吉普车在通往郧阳的省道上疾驰，过了丹江口之后，进入郧阳地区山道了。突然一个急刹车，对面过来的一辆大车停在我们前行的车道上，司机下车问那位大车老司机：“老师傅，您的车坏了吗？”

老司机说：“小伙子，我的车没有坏，是你的车坏了呀！你好好检查一下你的车轮吧！可能是车轮出了问题，如不小心，很可能翻车到山下去了。”

我们的司机急忙下车查看，果然是前车轮的几个螺丝松动了。如果不是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从对面发现吉普车行车状态不正常，及时果断堵住我们的车，我们这车人的下场真是令人不寒而栗。

两位司机小伙子在老师傅的指导下，修好了车。我们再三感谢老师傅救命之恩后，于当晚赶到郧阳。

当时的郧阳县城依山傍水，民风朴实。我们住的军分区招待所在县城边的山腰上，地势较高，郧阳地区专署和县政府在县城中心,整个县城不大，半天时间就逛完了。

我们住下不久，军分区那位司令来招待所接见我们，嘱咐我们不要乱跑，不要乱说，在这里好好休息。其实，哪能休息，当时全中国哪里没有两派在斗？只不过山城交通、信息比较闭塞而已，武汉市的信息传到这里一般在十天半月之后。

后来，我们发现郧阳中学就在军分区招待所旁边，郧阳中学的学生也象武汉的学校一样，两派斗得不亦乐乎。我们去学校找到军分区支持的那一派学生的头儿，他叫阮长华。我们就和阮长华他们一起，参加当地的“文化大革命”。记得当时有对立派的学生要批斗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王文波，我们立即请王文波书记与我们一起住在军分区招待所，凭我们是大武汉来的“造反派”，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在武汉是哪一派，就不敢来找王文波书记了。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后来，“造反派”开始冲击解放军领导机关，抢夺解放军的枪支。郧阳军分区也不例外，有一天晚上，军分区器械库的枪，眼看就要被另一派学生抢走了的时候，阮长华带领一批学生先下手把军分区的枪搬到学校来了。我们十几个武汉去的同学，听从夏国林的指挥，都没有参加“行动”。

那时，参加抢枪的学生都不懂如何使用枪支。有一位从郧阳中学毕业考到武汉华中农学院，又回到家乡造反的同学，名叫吴文学，有一次，我们一起乘吉普车从郧阳到房山县去，当车开到一座大山的山腰时，吴文学要司机停车，他要下车打枪玩。他拿出手枪，我和夏国林几个人围着看他摆弄，当时，我正好站在他对面看着，他的枪口正对着我，看着看着，我突然想起华师一附中郎君诗校长，在一次民兵训练时的讲话，他说：“长枪朝天，短枪朝地，枪口对人，三天禁闭”，我赶忙转到吴文学的背后，刚站定，“砰”的一声，子弹射到他对面的山石上，我在惊吓之余，庆幸自己躲过一次灭顶之灾，从心里感谢我的老校长！感谢他教给我的那段顺口溜，救了我一命！

（2010年华中师大一附中六十周年校庆时，我在母校汤逊湖新校区拜见精神矍铄的耄耋之年的郎校长，感谢老校长的救命之恩！）

夏国林在旁边拍者我的肩膀说：“培永啊，幸好你转得及时啊！不然，我回武汉怎么向你的父母亲交代啊！”

国林老弟啊！我们在郧阳避难的日日夜夜恍如昨天，退休后，我们多次相约再去郧阳看看退休的农行行长阮长华，总是因为我的原因未能成行，留下终生遗憾！

我们感到非常难过的是，你还是那样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你的小儿子告诉张思斗，说你在弥留之际，嘱咐他：“我走后一切从简，等丧事办完后再告诉那些老朋友们！他们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不要为我来告别了。我心里永远有他们，他们心里也永远不会忘记我的！”

夏国林，我们曾经与你走过那十年的兄弟姐妹愿你在天堂再没有病痛！李培永、张思斗、魏人民、杨俊杰、李鲁峰、柯凡清、王凯华、夏政文、程克安、张菊香、涂桂珍、马兰绪、周燕云等祝你一路走好！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