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春年少时（04）从只闻花香，到体验“书中三味”

我的青春年少时（04）从只闻花香，到体验“书中三味”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在首义路小学读五、六年级时，几乎每天下午放学，就与几个发小到湖北省图书馆少儿阅览室去看《中国少年报》、《少年文艺》等报刊，有时还在那里完成当天的家庭作业。

那时湖北省图书馆就在蛇山南麓“抱冰堂”下、首义路口对面。从我们首义路小学出门，左转横穿武珞路，向东走二三十米，就是省图书馆。从人行道走上二十多级台阶进大门，那坐北朝南的图书馆大楼，典型的中式歇山顶结构，顶上的绿油油的琉璃瓦，在蛇山绿树丛中，格外耀眼。

走进图书馆大门，右边就是少儿阅览室。至今还记得那位与我妈妈年龄相仿的张老师，总是笑容满面热情接待我们，有时还指导我们阅读一些报刊上的好文章。我们都记得，当年那个少儿阅览室的阅览桌设计非常特别，它的桌面是一个“人”字型，坐在桌子两边的读者不用低头看书报，平视桌上的读物即可，而且不会影响对面读者的阅读。用当下时髦的话来说，非常人性化。更人性化的是，阅览室全部报刊、杂志、图文并茂的《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等，都是开架借阅。为我们这些身无分文小学生开创了一个课外阅读的平台，为我们打开了看世界的天窗。

1962年，我因“浸润型肺结核”休学一年。每天早上去位于小东门的“武汉市结核病防治所”，打一针链霉素针剂后，就去省图书馆少儿阅览室看报刊杂志。每天上午要看到中午，直到阅览室关门，才依依不舍地离开。那时还是张老师负责管理阅览室，她也许不记得以前带着红领巾的我了，但我记得慈祥、亲切、热情的张老师。她见我每天上午都在阅览室，就主动问我为什么不去上学。

我告诉张老师，我是华师一附中高二的学生，因肺结核病休学在家。我家住在通湘门外李家花园，祖父辈都靠种花为生，家里只有一本《李氏宗谱》，是有字的书。我除了已经读过的课本外，没有任何课外读物。

 我还对张老师说，在首义路小学读书时，我与发小们就经常到这里来看书读报。现在暂时离开了学校，一个人在家没有什么书可看，于是每天上午打完针，情不自禁就来这里了。

 张老师没有因为我得了传染病而嫌弃，还特别表扬我爱读书是好事，鼓励我珍惜这段休学时间，多读点名著。然后，让我把学生证给她，帮我办了一张湖北省图书馆的借书证，可以去后面的图书大楼借书回家看。   

 张老师还手把手教我，怎么从馆藏的那么多书中挑选自己喜欢的书。张老师引我走进借书柜台边的一间房，那里面好几排检索图书目录的柜子，那些柜子有点像中药店那样的小屉子，每个屉子上面分门别类标明了书籍的种类。抽出来可以看到一张张硬纸卡片，整整齐齐串在一根如筷子般粗细的圆铁棍上。卡片上有你需要的书，就可以抄写书名、库存号等。拿到前台，交给工作人员就可以借到你想要读的书了。

从此，我这个从小只闻花香的花农子弟，就一脚踏进了“书香门第”——古色古香的省图书馆藏书大楼！

自古以来，人们都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而我以为勤奋读书是非常快乐的事情，学海虽无涯，只要“乐”作舟，“勤”读就能登“书山”。更有古人“凿壁偷光”、“程门立雪”不断激励我努力读书。那一年，读书给我带来的快乐，加上当时治疗结核病的最佳药品链霉素针剂和口服雷米封药片，更加上妈妈的精心的调养，还有当时我们李家花园的清新空气。不到半年，复查结果，“病灶已经钙化”了。但是，学校规定，必需休学一年。于是，每天上午，我继续到张老师管理的阅览室读书看报，自学高中课程到12点钟回家吃饭，下午和晚上在家看借回来的书。省图书馆藏书之丰富自不待言，每次能借阅两本。我经常是一二天看一本，虽有囫囵吞枣之嫌，但确实锻炼了我的快速阅读能力。后来读《黄生借书说》“书非借不能读也”，感同身受。

 那一年，从湖北省图书馆借回来许多小说，虽然没有“万卷”，但少说也有几百本吧。读了之后，增长了许多知识。谈不上“胸中脱去尘浊”，但那个时候正是我人生的青春期，真的觉得“书中自有颜如玉”。不仅读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还读了许多小说中描写男欢女爱的情节。实话实说，生在文盲家庭的我的性启蒙，完全来自古今中外的小说。

 幸亏人类有了文学作品，一代一代青少年得以感悟“书中自有颜如玉”，原来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在阅读中陶冶了审美情趣。感谢张老师在我成长的关键时刻，引领我走进了省图书馆藏书大楼，不仅让我从书中初识了爱、情、性，更丰富了我的精神生活。

我谨记荀子的“学不可已矣”，如饥似渴地汲取人类文明的精华。从四大名著到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从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法国雨果的《悲惨世界》到高尔基的《我的大学》；还有当时中国曲波的《林海雪原》、杨沫的《青春之歌》、欧阳山的《三家巷》、李六如的《六十年变迁》、冯德英的《苦菜花》、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等现代小说。

后来，在图书馆任研究员的昌庆旭学友告诉我，当年，我在湖北省图书馆少儿阅览室，遇到的那位慈祥的张老师，是我们学长冯天瑜的妈妈！而且昌庆旭学友与冯先生有微信联系。

我立即请学友，代我向冯学长表示，感谢他妈妈当年关爱我、引领我走进省图书馆，开启了我阅读文学作品之窗，让我受益一生！

事后，庆旭学友把与冯学长聊天的截图传给我，说：“冯先生已回复”。而且告诉我，那位慈祥的张老师，大名张秀宜。几十年后，才知道恩师的大名，才知道他的儿子与我们都是华师一附中的学生！感恩微信时代！感恩张秀宜老师和学长冯天瑜母子传承书香世家美德惠及我辈！

【附录一】听冯天瑜妈妈的话，多读名著受益一生

 疫情期间，我一直住在美国泽西市。每天早上起来，自寻其乐，写写随笔，发到《文学城》我的博客里，自得其乐，同时也发到自己的微信朋友圈，与大家分享共乐。大约在前年底吧，写了一篇《说一下武汉人“过早”》，有朋友看了，转发到“人文武汉”公众号。一位大名昌庆旭的朋友要求加我的微信号，我立即通过了验证，我们开始聊天。

他从我的那篇《说一下武汉人“过早”》谈起，聊着聊着，越聊越亲近越亲切越亲密。

原来我们都是武昌人，我们的中学生活都是在千家街的华中师大一附中度过的，只不过我虚长几岁而已。更没有想到学弟后来在湖北省图书馆做研究员，直到退休。

 我告诉他，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在首义路小学读五、六年级时，几乎每天放学就与几个发小到湖北省图书馆少儿阅览室去看《中国少年报》、《少年文艺》等报刊，有时还在那里完成当天的家庭作业。至今还记得那位与我妈妈年龄相仿的张老师，总是笑容满面热情接待我们，有时或推荐、或指导我们阅读一些报刊上的好文章。

1962年，我因“浸润型肺结核”休学一年。每天早上去位于小东门的“武汉市结核病防治所”打一针链霉素后，就去省图书馆少儿阅览室看报刊杂志。每天上午要看到中午，直到阅览室关门，才依依不舍地离开。那时还是张老师负责管理阅览室，她见我每天上午都在阅览室，就主动问我为什么不去上学。

我告诉张老师，我是华师一附中高二的学生，因肺结核病休学在家。我家住在通湘门外李家花园，祖父辈都靠种花为生，家里只有一本《李氏宗谱》，是有字的书。

我还对张老师说，在首义路小学读书时，我与发小们就经常到这里来看书读报。现在暂时离开了学校，一个人在家没有什么书可看，于是每天上午打完针，情不自禁就来这里了。

张老师没有因为我得了传染病而嫌弃，还特别表扬我爱读书是好事，鼓励我珍惜这段休学时间，多读点名著。然后，让我把学生证给她，帮我办了一张借书证，可以去后面的图书大楼借书回家看。后来，昌庆旭学友告诉我，当年，我在湖北省图书馆少儿阅览室，遇到的那位慈祥的张老师，是我们学长冯天瑜的妈妈！而且他与冯先生有微信联系。

我立即请学友，代我向冯学长表示，感谢他妈妈当年关爱我、引领我走进省图书馆，开启了我阅读文学作品之窗，让我受益一生       

事后，庆旭学友把与冯学长聊天的截图传给我，说：“冯先生已回复”。而且告诉我，那位慈祥的张老师，大名张秀宜。几十年后，才知道恩师的大名，才知道他的儿子与我们都是华师一附中的学生！感恩微信时代！感恩张秀宜老师和学长冯天瑜母子传承书香世家美德惠及我辈！

【附录二】说三道四（95）说一下武汉人“过早”

“过早”，从字面意思上我们可以理解成为“太早了”，“时间超前了”。但是，武汉人说的“过早”，实际上就是北方人说的吃早餐，南方人说的吃“早点”，或请客人，或周末一家人去外面餐馆吃早餐，称之为“喝早茶”，文雅、好听。

“过早”这个词，因了网络传播的原因，已经风靡全国，现在很多其它地区的年轻人，也开始跟着武汉人说“过早”。

武汉地处中原，自古就是九省通衢之地，长江穿城而过，汉水从江北汇入长江，水之北为汉口，水之南为汉阳，而江南则称之为武昌，统称武汉三镇。武汉三镇，不论南北，都把吃早餐叫做“过早”，乃至沿江上下游从宜昌到黄石，一带一路都流行“过早”。

过早，早餐、早点、早茶，都是中国的早餐文化，唯有武汉“过早”的一个“过”字，更显武汉地域特征和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精神！北方吃早餐、南方吃早点、喝早茶重点在吃，武汉人吃早餐强调的是“过”，就是做的过程和吃的过程速度都很快，早就超越现代人的时间观念了。

武汉人每天早上也像北方人一样，见面打招呼时会问及吃饭方面的话题，北京人常说“您吃了没？”，而武汉人则说“您家（武汉话这两个字连读，表示尊称，但没法找到相应的注音。）过早了冇（mào）？”。说法不同，但是中国农耕社会关注吃的传统礼节没变。君不见中国从春节到腊八节，一年到头，哪个节不是一个“吃”字，春节吃饺子、年糕、春卷，元宵吃汤圆，端午吃粽子，重阳吃重阳糕，中秋吃月饼、腊月初八吃腊八粥等等，还美其名曰“民以食为天”嘛！有人抬杠说，元旦吃什么呢？元旦是阳历，西方的节日；我们中国节气讲的是阴历啊！

诚然，“过早”之“过”，讲的是吃早餐的“过程”，说的是吃早餐的速度问题，但是丝毫不影响武汉早餐的质量和品种。

食神蔡澜说：“各地的早餐文化，因生活优裕而处在消失之中，武汉的街头巷尾还在卖，我将它冠之以‘早餐之都。’”在武汉，“过早”一个月不重样绝对是谦虚的说法。

蔡林记的热干面，老通城的豆皮，四季美的汤包、福兴和的牛肉面，谈炎记的水饺，田恒启的糊汤米粉，厚生里的什锦豆腐脑，德华楼的年糕，老谦记的牛肉炒豆丝，五芳斋的麻蓉汤圆，同兴里的油香，严老幺的重油烧梅……，无论是老字号店铺，还是家门口的早点摊，都能呈上一份够汉味的美食。

我生在武昌，长在武昌，读书在武昌，四十五岁之前工作在武汉。真正常吃武汉早餐美食却是在工作以后。

五十年代初，小学读书六年时间，每天早上，妈妈早早起来，给我准备好了早餐：一个煎荷包蛋、一碗油炒饭、一碟时令青菜、一碟腌菜。那时武昌通湘门外李家花园只有我们一家，父亲跟着祖父种花养家，空余时间养鸡、种菜供一日三餐之需。我上小学后，天天都在家里“过早”，其实就是吃早饭。尽管每天早上学校门口摆满了早点摊，一路走过，那热干面、油条、面窝，特别是一个平底大圆锅，下面烧的是木工刨下的刨花，烤的米粑粑，刚出锅时的那个香味啊，让小时候的我真是馋涎欲滴，尽管早餐在家吃饱了，看着闻着还是想吃一口。一对粑粑二分钱，可是，没有钱哪!以致后来在海口“湖南人”餐馆，看到电锅烤的米粑粑，每次都要一盘，回味，更觉得是一种自我补尝年少想吃而不得的滋味！尽管那味道远不如五十年代原生态的滋味。

武汉早餐美食，我最早尝到的是“四季美”的汤包、“蔡林记”的热干面和“老通城”的豆皮。那是小学三四年级吧，暑假期间，大姐接妈妈和我到她家住了几天。我的大姐一家当时住在江汉路宝成里。出巷子口走几分钟就是中山大道上的“四季美”，再往前走一点就是“蔡林记”，出巷子口向右走几分钟就是大智路口的“老通城”。我们住了三天，就吃了三种传统美食。那舌尖上的美味，后来再也找不到了。

直到参加工作以后，几乎每天过早，都在学校门口的小餐馆吃热干面，虽然不是“蔡林记”的，但那味道也差不多。只是觉得汤包还是“四季美”的好吃，豆皮还是要吃“老通城”的。等我离开武汉三四十年后，再回故乡，在中山大道那里已经找不到“四季美”了，后来去武汉著名的“户部巷”，看到一家自称“四季美”传人的餐馆，买一笼汤包，吃一口后的感觉就是徒有其名的商业炒作！

“老通城”的豆皮也是现在武汉三镇大街小巷到处都有卖的，在网上看到现在“严老幺”的豆皮，已经超越了他自己家的“重油烧梅”，很有知名度，极具人气。每天早上喜欢吃豆皮的，宁可排一二个小时的队，也要吃他家的三鲜豆皮。足以说明“严老幺”是正宗地道的武汉老味道！再回故乡，一定要去品尝“严老幺”的三鲜豆皮！

“蔡林记”的热干面，现在武汉更是遍地花开，一条不长的小街，走几步就是一家“蔡林记”，但是，对老武汉人来说，只是一个牌子而已。没有一家可以与六七十年代的、中山大道上那一家的“蔡林记”相比。那时，只要走到那里，不管肚子是不是饿了，都要去吃一碗的！至于平时，我在学校门口的小餐馆“过早”的标配是：一碗热干面，两个卤鸡蛋，一碗清酒，偶尔还要加一根油条或一个面窝。

1990年调到海口，只要回武汉，不论时间长短，每天“过早”还是自己以往的标配。

退休后，2008年在武昌买房装修时，老伴的班主任邱老师刚好到在上海的女儿家去了，一定要我们住他在汉口公寓的那套房。从他的公寓大门，出院子就是一条小街。第一天早上去“过早”，我们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两家热干面店紧挨着，走到那里一看，第一家门可罗雀，第二家门口排队的有几十人。走南闯北的生活常识告诉我，吃饭一定要去人多的店。我们也没有什么事，就在第二家去排队等候“过早”吃热干面。据说，第二家店早上营业到九点多就打烊，然后第一家店才有生意可做。

补充一句，我们夫妻两人当时都六十多了，装修新房折腾不起 ，计划找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全包。因此就“没有什么事”。

边等边聊，不知不觉就进了店，只吃一口，就比那记忆中的“蔡林记”味道还要好！以后几个月时间，几乎每天都去那一家“过早”。

后来，经朋友推荐，我们找总公司在上海的“百安居”全包，轻轻松松装修好房子后，我们俩就去美国女儿家住了半年才回来住新房。

我们那个小区，当时周边正在发展之中，一面是武昌南湖边的幸福湾，正在修湖边慢道；另外三边路旁都是商家买下的店面，有四五家热干面店已经开业。我们家住在小区北门，我从北门到西门，到南门，每一家都去品尝几次，最后，选定了东门附近的“牛师傅”热干面。十几年来，只要回到武汉，每天早上都在那里“过早”：一碗热干面，两个卤蛋，一碗清酒，偶尔还加一个面窝。以致主勺的、微信“一路上有你”的美女师傅说：“李老师天天吃热干面，吃不厌吗？”“你们店的热干面真的好吃啊!不仅面有劲道，你烫面的时间也掌握得非常适当，调料、特别是芝麻酱非常地道！而且十几年如一日，怎么教我不喜欢吃啊！”

我是老武汉人，特别爱吃地道的武汉热干面！更喜欢我们家门口的“牛师傅”热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