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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贵人(01)安大庭校长是我语文人生的引路人

(2024-11-27 14:26:48) 下一个

我的人生贵人(01)安大庭校长是我语文人生的引路人



(我的人生大贵人安校长)

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安校长带我调到硚口区重点中学——武汉第四十三中学,真正开始了我语文教育教学的人生。

1967年结束语文师资短训,我被分配到武汉市水厂路中学当老师,到1977年恢复高考,十年一瞬间,虽已成家,却未立业。

恢复高考招生那一年6月,水厂路中学安大庭校长,有一天在教学楼走廊看到我,就笑眯眯地问我:“李老师,我马上要调到武汉43中去,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我毫不犹豫地说:“我愿意!”

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之后,中学有省重点、市重点、区重点,武汉43中是硚口区重点。众所周知,凡是重点中学,其教学环境、设施、师资、生源等都比一般中学好得多。当然,省重点比市重点好,市重点比区重点好。安校长带我到了43中后,让我担任78届文科重点班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定的升学指标是一定要实现文科高考零的突破,即只要有一个学生两年后考取了大学就算成功了。当年43中,说是硚口区重点中学,招的学生大多是就近入学的,即使有一些成绩比较好的学生,也是被省市重点中学择优之后的,但生源比水厂路中学那样的一般中学还是要强多了。

为了不辜负这批学生及家长的期望,不辜负安校长的信任,不辜负自己的前程,我下决心一定要教好这个班,实现零的突破。

当时,我正在读庄则栋的《闯与创》,这本书突出的特点是技术性、哲理性、趣味性、知识性、故事性融为一体,以庄则栋的成长和参加世乒赛的详实事例,阐释了成功事业所需要的坚强毅力、渊博的知识和高超的专业技术。于是,我以庄则栋为榜样,自定三条:一要抓紧时间坚持自学中学语文相关的基础知识;二要认真抓好班级工作,让班集体形成努力向学共同进步的氛围;三要切实提高语文课堂教学能力,让学生每一堂语文课都学有所得,提高学习能力和成绩,争取实现零的突破。

当时中学教育教学还没有走上正轨,高中学制是两年,也没有配套的教材,加之那一届高中学生的小学和初中阶段,正是文革时期,语文基础知识和语文学习能力都比较差,而且我也没有经过系统的师范教育,只能在教学过程中“摸着石头过河”。

古人说:“心之官则思”,学习庄则栋“用心做事”,就是要动脑筋思考怎么把事情做好。我们学校的目标是实现“零的突破”,最后还是要学生上考场取得优异成绩才行。一个班五十多个学生,两年以后,谁行呢?只有在教学过程中逐步发现,重点培养。对全班学生来说,必须按部就班抓好基础教育教学,只有整体提高了,少数优秀学生才有可能脱颖而出。

重点培养优秀学生,更要创造有利于他们快速成长的条件。如何创造条件呢?人们常说,古今中外不如意事常八九。我以为这里有两层意思,其一是面对不如意的事,要以平常心正视它,当它来临之前,有心理准备;当它来临之时,有勇气面对;当它来临之后,不去怨天尤人。其二是如意的事很少,当它降临时,就是人们常说的“机遇”。所谓“机遇”是可遇不可求的。决定一个人人生发展的机遇,也许只有一次,只要你抓住这一次,就可以成就你辉煌的人生。恢复高考招生考试,对当时的高中生来说,就是人生的一次大机遇。当然,一次小小的机遇能够抓住,也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人的一生可能遇到许许多多大大小小机遇,如果不善于发现,或者发现了机遇,又不能紧紧抓住它,那也不能成就辉煌的人生!

还记得恢复高考以后,北京的《中学语文教学》和上海的《语文学习》先后创刊。可怜我当时月薪仅够维持一家四口的基本生活,买书、订阅杂志不敢奢望。好在学校阅览室订了这两本语文教育教学杂志,每个月只要一到阅览室,我立即从头看到尾,常常看到一些中学老师的文章赫然登在刊物上。虽然我没有项羽那种“大丈夫生当如此,彼可取而代之”的霸气,但还是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那种不服输的精神。难道我的文章就不能登上去吗?大约在1979年六、七月份吧,《中学语文教学》发了编辑部的“《一篇优秀作文的诞生》征文启事”。我就把如何指导学生写记叙文,如何指导学生修改作文的全过程,如实记录下来写成文章。然后用挂号信寄到北京。没有想到,大约个把月后,收到编辑部挂号寄给我的“清样”。

我小心翼翼地拆开挂号信,打开信件仿佛闻到了油墨飘香,看到我写的文章终于变成了铅字,虽然还只是“清样”,但那一瞬间,仍然抑制不住无比激动的心情!回到家,第一时间与也是中学语文老师的夫人分享喜悦、共享成果。仔细阅读编辑来信,要求我认真修改后尽快回寄给编辑部。

因为是第一次给刊物投稿,才知道文章在公开发表之前,还要作者审阅修改后才能发表。我是不是要像平时给学生批改作文那样修改呢?怎么办?我夫人立即陪我去她大哥那里咨询。她的大哥当时是湖北社会科学院《江汉论坛》的副主编,大哥看到我的文章“清样”后,先祝贺并鼓励我继续努力,然后给我讲编辑修改文章的一般原则和修改方法,特别强调一定要使用编辑们习惯用的、统一的修改符号。我按照大哥教的方法,并运用修改符号把“清样”修改好了。“清样”挂号寄到北京去了,却给我永远留下了修改原则、方法和那些符号。我自信有了第一次,必定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又是没有想到,虽然后来在《人民教育》、《语文学习》、《语文教学与研究》、《语文教学通讯》、《中学语文》等刊物上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再也没有收到过编辑部挂号寄来的“清样”了。但是,第一次让我修改“清样”,学到的那些宝贵知识和技能,在后来的语文教学过程中,让我和我的学生受益匪浅。

后来,我要求学生每一次写完作文后,先两人互改,再自改,最后还要写“作文后记”。于是,把大哥教给我的修改文章的一般原则、方法,特别是统一的修改符号教给学生。一直坚持这样进行作文教学,我的学生的作文水平和能力超过了一般学生。

人生有许许多多第一次,唯有这个第一次学到的知识和得到的能力训练,不仅自己受益终生,更让我的学生们终生受益!

我的处女作《住户代表的诞生》发表在北京《中学语文教学》1980年第8期。当我收到该刊赠送的两本这一期的杂志时,已经调回到我的母校——湖北省重点中学——华中师大一附中了。

我和安大庭校长相识在武汉市水厂路中学。

大约是1976年9月开学前,安校长调到水厂路中学。在教工大会上,书记请他讲话,他简单说了几句,现在也想不起来他说了些什么。他到学校好长时间,很少在大会上讲话,常常在教学楼巡视,有时伫立在教室门口看看正在上课的师生,有时就直接走进教室坐下来听听课,现在也想不起来他是不是听过我的课。

1977年恢复高考。

有一天,我与安校长在教学楼走廊相遇,我不知道他当时是不是有意找我。见面以后第一句话就说:“李老师,我马上要调到武汉市43中去,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呀!”我想都没有想,就说:“我跟你去!”

在安校长的全力帮助下,1977年9月开学前,我到43中上班了。安校长让我执教文科重点班并兼班主任。安校长给文科重点班定的高考升学指标不高:争取不剃光头。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学生能考取大学就算成功了。

人生世事有时真是难以预料。1978年春节期间,大约是初六吧,我去武胜路新华书店,想为学生买几本语文高考备考资料。没有想到,走出书店大门,遇到了华中师大一附中原校办农场的王仕良场长。在校读书时,学校每学期安排一周时间到校办农场劳动,我这个团支部书记到了农场就归他领导了。我们既是师生关系,更是无话不谈的朋友。

王场长一见面就说:“好个李培永呀,毕业十几年居然不回母校看一眼啊!”

“王场长好!真不好意思啊!没有考取大学,无颜见江东父老啊!”

“哎呀!我们都知道,那不是你本人的原因啊!有什么脸面不脸面的?你现在哪里?做什么工作?”

“我在武汉市43中教高中语文。”

“母校现在正缺老师呢,想不想回母校啊?”

“母校是省重点,我又没有大学文凭,能行吗?”

“我看行,如果你想调回来,过完年,开学后回学校来找我,我带你去见非常了解你的老校长袁福。”

回到家对我夫人一说,我们俩都觉得,如果真能调回母校,对我,尤其是对我的两个女儿的成长是天大的好事。但是,我们怎么对安校长说呢?

我们决定等开学后,回母校先见了袁校长再说。

开学后,王场长带我去见袁校长,老校长非常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培永啊,王主任那天回来说,他在汉口街上碰到你了,我们都欢迎你回母校!”一边对王场长说:“王主任,你马上去把教导处吴传忠主任和语文组长吴六林老师请来。”然后,又告诉我:“王场长现在是总务主任了,你们当年的班主任吴传忠老师现在是教导主任了。走,我带你先去见一见我们学校现在的书记吧。”

袁校长带我去见了时任总支书记韩之梓,回到校长室,马上就对已经等候在那里的吴主任和吴老师说:“我先说一下个人意见吧,请吴老师安排李老师试教一周时间,高中语文老师必备的基本能力都要考察一下。请吴主任安排试教具体时间和班级,届时,语文组全体老师,学校所有中层干部和校领导都要去听课。李培永不是没有大学本科文凭吗?有人担心,怕他不能胜任。但是,他是我们自己培养了六年的优秀学生,吴主任,你当年是他的班主任,比我更了解他。我们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让他试教一周,看看他是否具备省重点中学语文老师必须的能力和水平。到时候,请语文组全体老师评议,吴老师负责把老师们的意见报教导处,请教导处研究后写书面报告交校长办公会集体研究决定。”

袁校长让我留下43中的电话,听吴主任和吴老师的通知,好好准备试教。

回家后,我们夫妻俩决定,老老实实向安校长说清楚事情的原委。如果同意调动,非常感谢,而且一定在调走之前,做好份内工作;如果不同意调动,绝无怨言,继续跟他一起,安心教学,为办好43中尽心、尽责、尽力。

当时正是春季开学初最忙的时候,几次走到安校长办公室门口,都没有进去打扰他。大约一周后,华师大一附中吴主任打电话来了,通知我试教的时间,并让我先去看看吴六林老师安排的讲课内容。我接完电话后,就去找安校长。

安校长先问我这个文科班最后冲刺阶段的具体安排,还需要学校提供什么条件等等,他完全不知道我要对他说什么。

我汇报完我们文科班的教学计划和具体措施后,他非常满意,期待我们实现“零”的突破。

然后,我说:“安校长,我现在遇到一件很难办的事情,真不知道怎么办?”

安校长:“你慢慢说吧!只要我能帮的,一定想办法帮你解决困难。”

于是我原原本本地汇报了最近我遇到的最难办的事情。

安校长一直微笑着听我说,当我讲完整个事情前前后后的经过,以及我的想法之后,他沉思片刻,非常明确地说:“我支持你调到华中师大一附中,你去那里将来大有可为。我当时要你跟我来43中,就是想给你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条件,让你在语文教学专业上成长快一些。现在你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到省重点中学去工作,对你的成长绝对比我们这里强百倍都不止,希望你抓住机遇,实现自己回母校工作的愿望!”

他接着说:“现在教育战线百废待兴,尤其需要优秀老师,我们武汉市的师资缺口也很大,华师一附中不归省市教育部门管辖,估计你这个调动颇费周折,而且不可能短期就能解决。所以,你要有思想准备,肯定是一场‘持久战’。因此,这个事情目前必须保密,不能对我们学校任何人说;第二,你要去试教时直接跟我请假就行了;第三,估计你至少要半年到一年时间办调动手续,这个班马上就要毕业了,一定不能懈怠,争取有个突破,对你将来调动也是有利的。今天就说这些吧!记住,你知,我知就行了!”

在安校长的大力支持下,我如约回母校试教。

一周试教结束,吴老师首先祝贺我试教成功。其实,首先要感谢他的无私帮助和精心指导。上课的内容和课文是他指定的,每上一节课前,他都跟我一起备课,我写好教案后,他认真审阅,仔细修改。我每次即将走上讲台,他还在教室门口再三叮咛:“不要紧张,就按我们的计划进行!”

母校最后的结论是“李培永完全可以胜任省重点中学高中语文教学”。袁校长亲自拿着学校的决定,去华中师大人事处为我办好了“商调函”。

当我拿着商调函去教育局人事处办手续时,却遇到了麻烦。人事处长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女同志,她说:“你想调到省重点中学的愿望很好,但是,华师一附中不归我们管,我们不同意。你可不可以考虑调到武昌实验中学,那也是省重点,也在武昌,也可以给你一套住房。我希望你去我们教育局管的学校,手续也很简单。”

我婉言谢绝了处长的好意,坚持要调回我的母校。结果就如安校长所言,真是一场“持久战”。

一年多时间,我无数次横跨武汉三镇,从武昌,经汉阳,赶到在汉口江岸的市教育局人事处,不论我怎么说,就是一句话,“去实验中学,马上办。去华师一附中,不行!”

调动手续还没有办好。我在43中带的那一届文科重点班的学生毕业了,而且实现了“零”的突破,超过了我们的预期目标,校领导、家长和学生都很高兴。此时,安校长对我说:“你这个调动手续恐怕不是一年半载可以办好的,你现在已经完成了我们的任务,如果华师一附中需要的话,你下学期开学可以先去那里上班,工资我们照发。你一边上班一边办手续吧,迟早是可以办好的!你跟袁校长说,早年,我也是华中师大毕业的,就算我给母校的一点贡献吧!”

我回母校对袁校长说了安校长的建议后,他立即打电话感谢安校长对母校工作的大力支持,然后说:“培永的工资一定要由我们发,他在我们这里上班,理所当然该我们负责发工资,而且,我们学校的经费比你们多一些呀!你就把他的工资拿去给你们的老师发奖金吧!非常感谢你呀!老校友!”

1979年9月开学后,我就回母校上班了。但我仍然经常去教育局人事处要求调到华师一附中,也曾找过许多朋友去疏通关系,还是没有结果。据说那位处长是一位原则性很强的干部,谁去说都不行。更想不到,后来还是在时任市长黎智于1981年12月初,在我申請調到华师一附中的报告上批示“同意”,1981年12月15日,我如愿以偿,调回到母校了。

此前,我人在母校上班,但是,档案工资却在43中,那两年恰逢武汉市教育系统教师普调工资,而且还有2%的奖励工资给优秀教师。安校长力排众议,坚持给我普调一级,再加一级奖励工资。当时,很多人不理解,以为安校长跟我有什么特殊关系,其实,我们就是一般的上下级关系,我们就是那种淡如水的“君子之交”!但是,他对我的恩情却浓于水!是我终生难忘的大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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