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语文教语文的一生（51）

我学语文教语文的一生（51）

范守纲飞到北京,我们相聚在人教社

1986年10月8日晚上，周正逵先生和石家庄一中的董小平老师，正在我们房间讨论高二年级《文学读本》的教学问题。范守纲先生突然从上海飞来，也住到人教社招待所。

范守纲时任上海《语文学习》主编，我与他相识，因了学生王江的课外练笔文《假如我是武汉市的市长》；

1984年11月，我们相见于桂林的“漓江之秋”全国语文教改盛会。他与我都是那次盛会的嘉宾，被大会接待组随机分到同一个宾馆的同一间客房。后来，报到嘉宾超过了预定计划，重新调整住房，我们两还是被调整到同一间客房。

永远难忘那次奇遇，

我报到后，马上就分到一个“双人标间”，进门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位中年人，非常礼貌地问我贵姓，我自报叫李培永。他立即上前双手紧握我的手说，“你好！你就是李培永呀！我是上海《语文学习》的范守纲。模范的范，遵守的守，语文教学大纲的纲。我就是模范遵守语文教学大纲的范守纲。”他不停顿地接着说：“我们九月初已经通过书信联系过了，没有想到大会把我们两人分到一起住了！太好了！我原来还想开完会后去武汉华师一附中找你呢！”我一听他快速说完之后，非常高兴，非常感谢他准备专程去武汉约我写稿！

初次见面，白天，他忙得不亦乐乎；晚上回到房间都十一二点了，他还要与我聊，怎样从另一个角度来反映小作者王江的思想、文笔等。几个晚上的讨论，他从我的谈话中，捕捉到了新信息，就是王江的另外一篇获奖作文《夏夜纳凉小记》。还请我写了一篇评论《反弹琵琶出新意》，同时发表在1985年第一期《语文学习》上。由此，我深感范守纲不仅是一位非常敬业的编辑，还是一位思维敏捷、视野开阔的文化人，更是一位热心助人的领路人。就是那次会上，他带我认识了魏书生等全国著名的语文特级教师。

范守纲这次来北京负有重任。

他与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的老师们都非常熟悉，与周正逵先生也是老朋友了。一坐下就向大家介绍上海语文界的近况，打算在下个月开一次“语文战略讨论会”。《语文学习》最近连续发了几篇文章，意在引起评论。我们搞这个战略讨论会，只对事不对人。周正逵先生马上说，要评论就从叶老的语文教育思想开始，一分为二地深入地进行评论。

8月11日是周末，王老师安排张必锟、朱泳燚和我去慕田峪游览长城，邀请范守纲一起去。他与必锟、泳燚都是老朋友了。从人教社到怀柔的慕田峪，車行两小时左右，沿途听他们三人聊往事、论古今，即兴而言，妙语连珠。必锟先生年近“耳顺”，饱读诗书；守纲和泳燚年近“知天命”，事业有成；我刚过“不惑”，恰遇贵人高人同行，四人行，三人都是我师啊！人生之大幸也！

我们到了慕田峪，从停车场到长城烽火台，高达700公尺左右，石梯1200余级。必锟先生漫步攀登，我们三人是一口气登上去了。我自觉轻松，一方面是第一次登长城兴奋使然，另一方面是这二十天来，每天早上起来，绕景山公园跑两圈，坚持锻炼初见成效。

我们四人边游览，不时即兴抒怀，也说人生经历。他们对我最近的处境，大发感叹，所言如国正先生所说“快然当之”！我尤其要向朱泳燚学习，早年他的一篇说明文《看云识天气》就被选为中学语文的课文，一直都未被署名。他仍坚持一边教书，一边写作。一部《叶圣陶的语言修改艺术》专著享誉中国语言学界。

下午，我们四人回到人教社吃完晚饭后。范守纲约我和朱泳燚去拜望国正先生。听他与国正先生聊语文教育教学，临分手时，范守纲请国正先生第二天去人教社办公楼前合影，国正先生欣然应允。朱泳燚恳请先生赐墨宝，我也请先生再赐一幅给我。先生非常高兴地答应了。

范守纲在人教社住了十来天，还去采访了张志公先生。   

 我们游览长城回来后的第二天，我和朱泳燚应邀陪范守纲一起到志公先生办公室时，先生非常热情，见面握手后就拿烟，一边点烟一边说，医生、亲人都劝我戒烟，还有朋友告诉我，说吃糖可以戒烟。没有想到，烟没有戒掉，吃糖又有瘾了。这不，原来只要烟、酒、茶，现在还要加上糖果。

 志公先生侃侃而谈，二个多小时，纵横捭阖，集中围绕三个“兴奋点”，即语文教育封闭型问题；语文教育辩证思维；语文教师要学一点专业理论，来阐述他的语文教育思想。?

范守纲先生真是一个采访高手，他在与志公先生的聊天中，不知不觉把他要问的问题，都请志公先生谈到了。

我们在聊天时，志公先生还讲了一件趣事。他说，有一年，他陪吕叔湘先生参加北京市中学语文研讨会时，叔湘先生拿着会议议程单，指着一位发言人的名字问：“志公啊，这位老师的名字怎么读呀？”志公先生一看，忙说：“不认识”。于是，请问会议主持人，才知道那位老师就是北京著名语文特级教师刘朏朏（fēi)。

当天晚上，范守纲带我和朱泳燚去北京师范学院，拜访了刘朏朏老师和她的先生高原教授。他们夫妇准备创办《说写月刊》，明年一月公开发行。我们就这个刊物的栏目进行广泛深入地讨论。刘老师约请我们三人为该刊写稿。

范守纲先生还约我和朱泳燚一起去拜访叶圣陶老先生。

我们到了叶老家，出来开门的是叶至善先生。他急忙说：“范老师、朱老师，真不凑巧，老人家去医院了。”范守纲立即表示，没有什么事，就是来看望叶老的。叶至善先生请我们进客厅喝茶。

至善先生是叶圣陶老先生的儿子，那年也有七十多岁了，长相酷似叶老，满头银发，连眉毛都全白了。他与叶老一起住的四合院，是北京市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正宗的四合院，属于“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在客厅与至善先生谈有关语文教育教学的一些事。

范守纲以前曾采访过叶老，与他们一家非常熟悉。朱泳燚因以前写《叶圣陶的语言修改艺术》那本书时，常去叶老先生家请教，与叶老一家也非常熟悉，所以谈话非常自然，讨论也非常热烈。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叶至善先生谈语文课本选教材时，说到他父亲的《景泰蓝的制作》一文，他明确表示，这篇文章不应该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理由是文章的内容太专业化了，老师不容易讲清楚，学生也比较难理解。

一下午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临别时，至善先生一定要送我们出门，走到院子中，我们四人照了一张合影才依依惜别。

感谢范守纲先生引领我走近语文教育大家，聆听他们的谆谆教诲！

【附录】刘朏朏老师约我写“说话训练”

1986年10月8日晚上，上海《语文学习》主编范守纲先生突然飞到北京来，也到人教社招待所来住下了。他与我们三位都非常熟悉，当晚，我们欢聚一室，不觉就相谈到凌晨快一点了。范老师说：“明天还要采访张志公先生，请培永一起去，帮我记录一下。我们明天晚上再接着聊吧！”

志公先生的办公室就在人教社办公大楼。

走进志公先生的办公室，范老师快步上前，与老朋友志公先生一边握手问好，一边向先生简单介绍了我。先生说：“好啊！年轻人，以后我们可以在院子里常见面了。”我真是太幸运了！原来每天早上只能远望的大语言学家志公先生，现在我就坐在大师面前，接受先生的耳提面命，那种幸福呀，真是无以言表！

先生一边点烟，一边拿出糖果请我们吃，一边笑着说：“医生、亲人都劝我戒烟，有朋友告诉我，说吃糖可以戒烟，于是我开始吃糖果。你们看，原来只要烟、酒、茶三样就够了，现在加上糖果，要四样了。哈哈！”

志公先生在讲到中学语文教学时，还讲了一件趣事。

志公先生说有一年，他陪吕叔湘先生参加北京市中学语文研讨会时，叔湘先生拿着会议“议程单”，指着一位发言人的名字问：“志公啊，这位老师的名字怎么读？” 志公先生一看，忙说：“不认识。”那位老师就是北京著名的特级教师刘胐胐（fēi）。吕叔湘先生是我国语言学界泰斗级人物，张志公先生也是大语言学家，他们两位大师在大庭广众之中，都非常坦然地说自己不认识那个字，并当场请教主持会议的老师。这种不知为不知、不耻下问的精神，感动了在场的所有老师。

走出志公先生办公室，范老师告诉我，刘朏朏是北京月坛中学的特级老师，她和他的先生、当时北京师范学院的高原副教授，自1977年以来，共同创立了三级作文训练体系，在全国语文界引起非常强烈的反响。

晚上，与范守纲老师和朱泳燚老师一起，去拜访两位作文教学改革的先锋——刘朏朏老师和高原先生。

高原老师和刘朏朏老师正准备从1987年开始，给中学生办一个《说写月刊》。于是，我们五个人就这个杂志的栏目，进行了广泛深入地讨论。两位老师再三请我们三人为他们的刊物写稿，并且初步分了工。我负责撰写“说话训练”专栏，每个月提供一篇稿件，要有训练内容和要求、训练方法和步骤，还要有学生的“例话”和训练话题。大家还研究了各个栏目的整体规划及如何逐步形成能力的系统训练。两位老师希望我在离开北京之前，先完成一篇试试。

我非常乐意完成两位老师布置的“作业”，初次见面，就那么信任我！感谢他们给我提供这么好的的机会和平台。     我写的第一篇说话训练的文章是《话说“心中有人”和“目中无人”》。离开北京前，我把稿件送到刘老师家，她看完后说：“我看就这样写，很好。你再设计几个说话训练的话题寄给我就可以了。”她希望年前，至少还要提供两篇稿件寄给她。

从此，在学语文教语文人生之路上，又多了两位恩师引领我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