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十年(8) 一见钟情,白头偕老
永远难忘那一天,1967年12月17日,从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武汉市教育学院、武汉一师短训班结业的21位年轻人,按武汉市教育局分配通知的要求,到武汉市水厂路中学报到。
报到后,时任学校党支部书记刘政秀,在学校行政楼一楼教工食堂大厅主持“迎新会”。大家围坐在一起,她首先向我们介绍在坐的学校各位领导,接着告诉我们,水厂路中学是武汉市教育局1965年新建的十六所新校之一,学校还在建设之中,教育局就把19位华中师范大学物理系和化学系的毕业生“储备”在我们学校,派他们到农村去参加“社教”工作。现在,上级要求我们“复课闹革命”,并派你们来学校,充实壮大了我们的教师队伍,非常欢迎你们!然后,要我们新教师依次做简短的自我介绍。
我环视未来的20位同事,15位是女生。她们做自我介绍时,我特别关注坐在我对面的那一位漂亮的女生。“我叫聂静仪,武汉一师语文班的,现在家住武昌水果湖……”她当时还讲了些其它的内容,都没有记住,只记得她的名字和家庭住址。
散会时,我高声喊了一句:“哪位住在武昌呀?”
聂静仪马上回答:“我住武昌水果湖,有什么事吗?”
“没事,找个同路人,一起走啊!”
“好!”
问者有心,答者无意。有心无意之瞬间,相视一笑。
机缘巧合,21位年轻人中,只有我们两人是住在武昌的。在回家的路上,我们相互又详细地做了自我介绍。
我们相识,始于颜值的初见,留下了一见钟情的美好印象。
散会后,我们一起同路走,走着走着就走到一起了。
后来, 我们在学校平凡的生活之中相知相爱。
“水厂路中学”,位于硚口区水厂路,在武汉自来水公司职工宿舍里面一块巴掌大的地方。新建的学校只有两栋四层的教学楼和一栋两层的办公楼。依据地形,三栋楼的平面图呈倒“L”形。学校大门就在那个拐角的地方,进门左边一栋教学楼与水厂路垂直,进门右边是与水厂路平行的办公楼,继续往里面走就是第二栋教学楼。紧挨着三栋楼房旁边,大约有三、四个篮球场大的一片空地,我们去报到时还是坑坑洼洼的,没有围墙,空地那边是一排市民的民宅,大多是平房,也有几栋二三层的楼房,参差不齐。
我们报到后,首批接受就近入学的共14个班700多学生,全部安排在进校门左边那栋教学楼上课。进门右边那一栋四层的教学楼,每层楼四间教室,走廊对面是6间教师办公室,临时作为我们年轻教师的宿舍。男老师住在三楼的办公室,女老师住在四楼的办公室。每间办公室住二三个老师。
我和聂静仪都是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又都住在学校,真是朝夕相处。白天同在一个办公室 ,说是备课,教语文,可是没有课本,教什么呢?《毛主席语录》和《人民日报》社论,就是师生共同学习的教材。如果遇到哪天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那就赶紧以“最新指示”为教材,反复学习。
下班之后,男老师就聚在办公室或某位老师的宿舍,下围棋打扑克牌,女老师或在宿舍看书学习,或与闺蜜说说悄悄话。那个年代,大家干事的时间少,玩乐的时候多。那么多年轻人经常在一起玩乐,又都处在“男婚女嫁”的年龄段,自然就有一些男老师和心仪的女老师玩到一起去了,谈情说爱顺理成章。我们这个四十人的年轻教师团队,先后有六对结婚了。后来,都成了白头偕老的终生伴侣。
如果周末学校没有什么活动安排,我和静仪就在下午四点多出门,乘车去市中心逛街,到吃饭时间在餐馆就餐。我们俩恋爱时,几乎吃遍了武汉的名小吃。“四季美”的汤包、“蔡林记”的热干面、“老通城”的豆皮、“筱陶园”的鸡汤、“福兴和”的牛肉面等,这些在校读书时久闻其名,无暇也无钱光顾的传统美食店是我们的首选。
我们那时每月的工资30.5元,我和她的家里都不需要我们负担。她从小靠大哥供养,她大哥解放前离家参加革命工作,解放后任《中国青年报》湖北记者站站长。五十年代初,到黄梅县采访时,找到了她们母子三人。
她的父亲聂醉仁,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著名报人兼鸳鸯蝴蝶派青年作家,代表作为《琵琶记演义》。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的许多同仁都携家眷去台,他自以为一个文人,何必去国离乡?于是全家回到老家黄梅县。不曾想,解放后在“镇反运动”中被枪毙了。年幼的她和小哥跟着母亲在县城艰难求生。
1956年,她的大哥接妈妈和她到武汉,小哥继续留在老家读寄宿中学。她听妈妈的话,为了减轻大哥的经济负担,学习成绩优秀的她,初中毕业报考了武汉一师。
她在武汉一师读书时不仅学习成绩好,而且还是班干部,是老师喜欢的优秀学生。本来是培养小学教师的“一师”,1965年又因当时武汉中学教育形势发展的需要,选一批优秀学生到培养中学师资的语文班、数学班和英语班。于是,我们有缘相聚在“水厂路中学”了。
1968年国庆节,静仪带我去她家,见她的大哥大嫂。大嫂和她在厨房包饺子,大哥与我在客厅喝茶、聊天、下围棋。大哥比较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
静仪第一次来我家时,我家还在武昌火车站通湘门外。
1968年武昌火车站正在扩建,穿过火车站人行横道向东走十几分钟就进入了李家花园,首先映入眼帘的那栋房子是李家的祖屋,住房建筑是典型的湖北农村风格,土木结构。
当时,我领着静仪参观了我家房前屋后的菜园,给她讲述公私合营之前的李家花园。
没有想到,公私合营把这片土地、各种香花、花房,所有生产工具,全部“合营”给“青山公园”了,仅仅留下老祖屋,及房前屋后的几小块菜地和孤零零的一棵香椿树、三棵枣树。
我们的自由恋爱,在我去她家吃了大嫂包的饺子,她来我家吃了妈妈做的香椿炒鸡蛋之后,得到双方家长的认可与支持。
1971年7月31日,我们在武汉市硚口区革命委员会领取了《结婚证》,于当年国庆节在水厂路中学举行了结婚典礼。
结婚典礼仪式简朴而热闹。
刘书记主持,晚上八点,全校老师和亲朋好友都来到教职工食堂欢聚一堂,热烈祝贺新婚的我们。那时的婚礼仪式不像现在婚庆公司搞得那么繁琐而冗长。刘书记宣布我们俩结婚,并祝愿我们新婚快乐、白头偕老!然后让我们向大家介绍恋爱经过,讲完之后,给到会嘉宾分发喜糖。最后,由刘书记亲自送我们入洞房。
洞房就在我们男老师住的三楼教师办公室临时改作的宿舍。原来与我住在一起的两位同事,韩宪伟和周良均由学校另行安排。
婚床是学校原来给单身教师配置的单人床,两张拼在一起的“双人床”,还有一张办公桌和两把椅子都是学校的。
只有床单和被子是新婚购置的结婚用品。
还有亲朋好友送的热水瓶、茶杯、锅瓢碗盏等给新婚的家里增添了许多家的温暖。
特别难忘的是教导处江绍永主任的剪纸,大门上贴的是“囍”字、窗户的两扇玻璃上贴的是“鸳鸯戏水”和“比翼齐飞”、还有桌上的茶盘上的剪纸 ,在江主任的精心设计、布置后,让简朴的婚房洋溢着新婚喜庆欢乐的气氛。
那时,在学校也不时兴“闹洞房”,大家轮流挤进那小小的房间里,喝茶、吃糖、聊聊天、表示贺喜之意,都是朝夕相处三四年的老同事了,谈天说地、无所顾忌。热闹之后,就剩下我们两人享受新婚仪式之乐。
三天之后,我们俩回家拜见我的父母亲。
我的父亲1968年,为了让从小体弱多病的大弟弟留城工作,乘工矿企业退休职工子女可以顶替进厂的政策,提前办理了退休,接着又被街道办事处下放农村。
当时鄂州市华容区严家大湾生产大队正准备搞花木生产副业。他们打听到“李家花园”的李师傅已经退休在家,大队领导在熟人引荐下,登门拜访,三顾茅庐。于是,我的父亲就去严家大湾,当他们花木生产的技术顾问。他们把我的父母亲接到乡里,生活安排的非常好,父亲也全心全意带徒弟,悉心指导,该队的花木生产蒸蒸日上,父母亲的生活也有专人照顾了。
国庆节放假期间,两个弟弟都在家,一家人相聚,妈妈高兴得合不拢嘴,做了一大桌菜款待上门的儿媳妇。我们俩举杯敬祝老人身体健康!两个弟弟祝我们新婚快乐!
爸爸妈妈为我们结婚没有婚房、没有必须的家具表示歉意,我们俩对两老表示,没有关系,慢慢来,我们还年轻,以后都会有的。妈妈说,我和你爸爸跟生产队的队长说了,想请他们帮忙买点木料,就在这里帮你们做家具,到时候,你们自己决定要什么样式,回来对木匠师傅说吧。
春节期间,我们回家过年的时候,木料已经备好,也与木匠师傅见面了。考虑到我们现在的住房实在太小,决定做一副双人床床架,一张圆桌,一个大衣柜。
两个月后,生产队派专人专车把家具送到我家来了。这几件家具摆在房间,就像一个真正的温暖之家了。然而,这个家毕竟是在学校的教学楼里,打开房门,对面就是学生的教室。为保证学生的安全,不能在走廊放置任何物品。好在刚结婚,两个人平时就在食堂吃饭。节假日和寒暑假才开伙做饭。最享受的是在寒暑假,对面的教室就是自家的厨房和饭厅。
静仪第一次到我家来,妈妈给她做了一盘香椿炒鸡蛋,香椿嫩芽是我和她一起去屋后香椿树上采摘的,鸡蛋是家里母鸡刚下的。在厨房柴火灶上炒出来的那个香味啊,让她至今难忘!
更难忘,始于颜值的一见钟情,相依相伴到如今,已过金婚,期盼钻石婚依然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