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以忘忧
古稀之年，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自寻其乐！
闲话人生（161）衷心感谢张定远先生的知遇之恩
1982年9月1日开始，在华中师大一附中，我执教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重点中学语文教材改革实验班，到1988年7月结束。六年时间，每年暑假，人教社都要组织全国各省市的语文教研员和实验班执教老师开会，学习研究新教材，总结交流新经验，部署新学年工作。83年在洛阳，84年在兰州，85年在青岛，86年在太原，87年在上海，88年在西安召开总结表彰大会。
1983年暑假洛阳会议之前，我写的《试教初步》，总结了第一学年，执教《阅读》和《作文·汉语》（1986年修订版更名为《写作》）的具体做法及初步效果。在人教社《课程·教材·教法》研究所编印的内刊《试教资料》（五）发表了。该所所长张定远先生通知湖北省教研室，让我打印300份《试教初步》，带去参加会议。
到洛阳会议报到之后，湖北省教研室张良谟老师带我去拜见刘国正先生和张定远先生。
刘国正先生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著名语文教育家，时任全国中学语文研究会会长，人教社分管语文实验教材的编辑工作；张定远先生时任全国中学语文研究会秘书长，也是分编型实验教材《阅读》的责任编辑，洛阳会议的主持人。
两位语文教育前辈热情欢迎我们参加会议，国正先生充分肯定《试教初步》总结的阅读教学“敢问·多问·会问”和说话训练“敢说·多说·会说”，鼓励我继续努力，坚持实验六年，必有收获。
张定远先生握着我的手,问了我的年龄后，非常高兴地说，年轻人努力吧！你写的《试教初步》很好，我们已经在《试教资料》（五）向全国各省市发出去了。你好好准备一下，后天，给你三十分钟时间，在大会上再讲一讲吧。
国正先生和定远先生对我的知遇之恩，当涌泉相报。
何以为报？坚定不移地紧跟两位前辈走语文教学改革之路。
1984年暑假，在兰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实验教材工作会议时，定远先生再次安排我作大会发言，汇报我们华师一附中实验班初见成效的具体做法，重点介绍训练学生“质疑问难”和“课堂即席发言”的方法和成果。会后，国正先生和定远先生商量后，对我说：“明年我们抽时间去培永那个学校看看那些可爱的孩子们吧！”
1984年11月，广西桂林“漓江之秋”全国教改盛会期间，定远先生鼓励我，在湖北省中学语文研究会即将召开的年会上要放开胆子讲，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开始大力宣传实验教材。他还应邀为我班学生王江即将在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作文集写《序言》。
1985年6月3日，国正先生和定远先生在湖北省及武汉市教研室负责人陪同下，到我们实验班来听实验班学生汇报。汇报会由语文课代表孙涵主持，全班学生摆成两个圆圈，来宾和学生坐在一起，不论坐在哪里的同学站起来发言，他可以看到大家，大家也都可以看到他。所有同学都是即席讲话，没有一个学生是读稿子的。所以，定远先生最后讲话时说：“你们很会说话，说得很得体，有的同学还有点风度。希望你们继续练好说话，要练到出口成章。”
1985年6月28日学生参加武汉市中考。7月6日，湖北省教研室通知，实验班全体学生于7日上午9点，到华师一附中高考考场参加语文高考单科测试。考完后，实验班学生的试卷与应届考生的试卷一起，送华中师大高考语文阅卷点统一阅卷评分。最后统计结果，实验班学生的人平61分，比应届考生人平59.46分高1.54分。
1985年暑假，全国高中实验教材备课会暨初中实验总结大会，在青岛黄海饭店举行。
当我把学生的高考试卷及统计资料，给当年语文高考命题组副组长章熊先生看完后，他兴奋得手舞足蹈，因为他是这套分编型《阅读》教材的特约编辑之一。他马上到国正先生和定远先生的房间对他们说：“你们看看，培永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他们班上学生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参加语文高考，比应届高中生都考得好，说明语文高考不需要特别复习，尤其不要搞题海战术。考生上场凭的应该是平时培养起来的基本能力。同时也说明，我们这套教材编得好。我们可以大张旗鼓地宣传了。”
初中三年执教《阅读》和《写作》，83年在洛阳，84年在兰州，85年在青岛，定远先生都是大会主持人，真是日理万机呀！但是，他每次会前，都要在百忙之中，抽时间与我促膝长谈，听我汇报一年来教改工作的进程，帮我从理论上提高对阅读教学改革的认识，从我的汇报中选择这一次大会的讲话主题，以及怎样围绕主题用哪些教学实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真是亲聆謦欬，如沐春风，如醍醐灌顶。
那些年，我在学校承担了许多接待全国各地来听课的任务，我和我的学生始终如一，随来随听，向听课的领导和老师们展示语文教改实验班学生的风采和实力，以及课堂教学全过程的真实风貌。用实际行动大力宣传人教社分编型《阅读》和《写作》教材的成果，回报定远先生和国正先生，及所有关心我、帮助我的编辑们。
曾记得84年9月中旬，一个周一的上午八点，上课前几分钟。湖北省教研室的谭爱旭老师带了十几位海南农垦系统的老师来听课。我马上表示欢迎，然后安排他们到教室后面就坐。
现在也记不清当时上课的内容是什么，反正我一贯坚持的是，不论谁来听课，我都按教学计划该讲什么就讲什么。下课以后，听课的老师们非常兴奋，谢谢声不断。带队的农垦教研室吴多雄主任对谭老师和听课的老师们说：“我们这样突然袭击式的推门听课，听到的、看到的都非常真实。李老师教态自然，讲课要点清晰，重点突出，学生主动学习、思维积极、课堂气氛非常活跃！感谢李老师为我们上了一节很好的、非常真实的语文课。”吴主任握着我的手说：“请你在方便的时候，一定到我们海南来，给我们农垦系统的语文老师讲讲课吧！”
那些年，在湖北省教研室的组织领导下，利用寒暑假时间，到各地市（除恩施地区外）给当地老师们上示范课、讲实验教材的成功经验，大力宣传人教社分编型《阅读》和《写作》教材的成果，为推动语文教材教学改革尽绵薄之力。
那些年，每天忙完了学生的事、两个女儿的事、家里的事，晚上十点开始到凌晨一点，夜里校园静悄悄，先写《班主任工作日记》、《教学后记》、《我的日记》，然后准备第二天的教案，结合教学实际，采取“急用先学”、“活学活用”的方法，有针对性地翻一翻《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美）林格伦著、章志光等译《课堂教育心理学》，钱学森编著的《关于思维科学》等，还有章熊先生送给我的、他翻译的美国中学教材《提高写作技能》和他写的《语言和思维的训练》两本书。到了周末这个时间段，就抓紧完成一篇教学论文，相继在《人民教育》、《中学语文教学》、《语文学习》、《语文教学与研究》、《语文教学通讯》等刊物上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尽一己之力，宣传语文教育教学改革成果。
1986年9月下旬，应邀到人教社参加初中《作文·汉语》修订工作。定远先生盛情邀我去他家吃饭，他的夫人王文英编辑热情地做了一桌佳肴款待我，让我倍感温馨。
感恩定远先生的知遇之恩，引领我走上了语文教育教学改革之路，帮助我从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普通老师，逐步成长为海南省首批特级语文教师。如果没有那次洛阳会议定远先生的鼓励迈出了《试教初步》，就没有后来的我！
衷心感谢定远先生!我在北美遥祝耄耋之年的老前辈长命百岁！
【附录】《序言》张定远 章 熊
《少年改革者的大胆设想》这本书给人们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为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出书，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假如我是武汉市市长》这样的作文题目，在过去也是很难想象的。
为什么不能给一个娃娃出书呢？除了内容比较幼稚以外，大约还因为没有把握——谁也无法保证这孩子的未来。
至于《假如我是武汉市市长》这个题目，恐怕有些人也会斥为“狂妄”。然而，作为一种时代的记录（尽管只是一个小小的侧面），它自有其存在的价值。这是因为，王江同学这一行动本身记录着我们时代的脉搏，记录了“改革”潮流的冲击在小小心灵中所引起的巨大回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佩服编者和出版者的胆识。由此我们也有这样一个祝愿，希望青少年同学们从这本书中受到启迪，要象王江那样，立志当一个三好学生，做改革的小闯将，把自己培养成为祖国四化建设的后备军。
作为语文教学工作者，这本书对我们还有珍贵的资料价值。这是目前不易多得的原始资料，是值得心理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语文老师分析研究的。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青少年思想、思维、语言的发展，以及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从中得到启发。
本书除入王江同学的《假如我是武汉市市长》一文外，还收了她的日记选、书信选和其他一些习作。这些习作内容充实，朴素清新，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时代气息，决无学生八股腔调。它们象春天五彩缤纷的花朵一样，令人喜爱。这样的习作，对同龄青少年来说也同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同学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
对于我们从事编写试验教材的人来说，这本小书还带给我们一种温馨的感觉。王江同学和她的伙伴们使用的语文教材，是我们编写组编写的，书中还收入一封写给我们的信。这封信给我们以鼓励，更给我们以压力，促使我们正视自己的不足，认真修订好这套课本。
1985年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