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人生（149）李庆霖“上书”与校友“告御状”

闲话人生（149）李庆霖“上书”与校友“告御状”

《文学城》上“热搜”，《李庆霖上书毛泽东》一文的开头，有一段文字引人深思。

“现在的年轻人，不了解文革历史，对李庆霖这个名字是陌生的，但是全国二千多万上山下乡知青，以及他们的父母亲人至今仍难以忘记——当年的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上书毛泽东主席，直谏下乡知青们的艰难困苦，哭诉他们‘无米之炊’的困境。

正是这封信促成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知青政策及时作了调整，改变了当时千百万知青的命运。这使他一举成名，也使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文章中介绍李庆霖上书之前，曾给国务院周总理写过同样内容的一封信，投寄之后，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再三考虑之后，决定上书毛主席。写好之后，准备投寄之前，灵机一动，他每次看新闻联播，毛主席接见外宾时，外交部的王海容都在主席身边，于是决定寄给王海容，请她转交给毛主席。作者说，也许是毛主席被李庆霖的文字功底和朴实的文风所感染，给他回信，并寄300元，“聊补无米之炊”。

且不说李庆霖的上书和毛主席的回信，是如何改变了千万知青的命运，只说给国家领导人直接写信反映百姓生活状况之难，可以说比《蜀道难》还要难！

首先，如同李庆霖给周总理的那封信一样，也许到不了总理那里，就被拦截了。

其次，即使送到总理办公室了，还有多道关口难得过。给各级主要领导的群众来信，秘书办公室的秘书阅后要分类提出初步处理意见或建议，呈报给秘书长决定是否送主要领导“阅处”。领导“阅处”之前，还有紧跟主要领导的“大秘”，决定是否有必要交给“首长”。这个流程，可以说是省部级一把手处理群众来信的一般程序。

如果没有亲身经历，是难以了解这个复杂过程的。

1980年，母校给武汉市教育局人事处发我的“商调函”，请调我的人事档案。教育局人事处长拒绝调档案。她的理由是，华中师大一附中决定调回去的老师，肯定是优秀教师。我们武汉市的重点中学也非常需要优秀教师。所以坚决不能放行。时任武汉市市长黎智的秘书，是我们母校的校友，他向袁校长承诺一定帮忙拿出我的档案，也被教育局人事处长断然拒绝。市政府秘书长就给他建议，让我写一书面报告给黎市长，交给当市长秘书的校友。市长秘书再把报告交秘书长签署意见后，请市长批示“同意”。然后才办妥有关调动手续。

1984年，我执教的语文实验班学生写了一篇《假如我是武汉市的市长》课外练笔文。

    我看完后，作了如下批阅：

    很好!请复写两份，一份寄现任市长吴官正同志，一份寄《长江日报》。

    我帮她寄稿时，附了一封给吴市长的短信，内容如下：

吴官正同志：

    您好!

    向您推荐一篇学生的课外练笔文章，这不是命题作文，从题目到内容都由学生自拟自找。当我这个语文老师读完这篇文章时，也“不由萌发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让市长来批改一下，可能更合适一些吧!

    市长工作之繁忙是可想而知的，不过．在公事之余花几分钟时间了解一下当代中学生的思想、志向，我想可能还是办得到的。

    孩子们的文章稚气十足，但二十年后的市长不就从他们之中产生么?请现任市长对二十年后的接班人说几句知心话也不失为一种教育方法。如果您确实无暇及此，也就不难为您了。

   祝

工作顺利   

                                     一个语文老师

                                 一九八四年六月八日

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信访处工作人员，收到学生的作文和我的短信后，非常重视。他们于六月二十日提出“拟办意见”：“建议请吴官正市长阅示。”

吴官正同志阅后作了如下批示：

     小王和小王的老师：

我认真地拜读了你们的文章和来信，深受感动，小王的思想和志气都值得我们学习。我为小王这样的好学生而高兴，为能培养出小王这样好学生的老师而自豪。

小王的意见也很好，我们将在工作中努力去办。

                                        吴官正

                                         七月七日

这两个个例，足以说明领导人处理群众来信的一般程序。就是走正常程序，少则个把月，多则几个月。李庆霖的上书，托王海容转呈毛主席，历时四个多月，才收到中共中央转发的回信和300元钱。

再说一段亲身经历吧。

1964年高中毕业前夕，我的发小、高中同学被“万里挑一”， 保送中共中央机要学校。据说，当年在湖北省经“政审”和“体检”合格的仅有三人。一年后，毕业分配到二轻部给部长当秘书。

1989年暑假之后，现在记不得我是去北京干什么了，跟以前一样，我一到北京就马上与他们三个老校友联系，约定聚会时间和地点。我们四个人都不会喝酒，边吃边聊。快吃完饭时，我的发小犹豫半天，最后还是小心翼翼地问我们，如果我能进中南海去工作，你们觉得怎么样呀？

也许这个决定他后半生何去何从的大事，在他心中萦绕多日了，他的组织观念、他的性格让他不会轻易与外人道。刚好我们四人此时相聚，又是他非常信任的学友，犹豫再三，终于非常婉转地表露了心结。我们三人相视一笑，就你一言，我一语说：这是好事呀！

大约是1991年暑假吧，我去大连开会在北京转机，抽空与三位老友相聚。那时，我们才知道他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办公地点在中南海。那次，也许是他人生第一次对朋友郑重承诺，请原谅我不能帮你们做任何事情，但是，如果你们哪一天要告御状，寄给我可以保证送到！

我的发小言而有信。后来果真帮我们的校友，把一份“告御状”的详细材料，呈交给时任总书记了。材料中反映的问题很快得以解决。

“上书直谏”、“告御状”，自古有之，本不该出现在现代社会。然而，在下情难以上达时，有王海容和我的发小这样的干部，真正为民办实事、办好事，实在是可敬可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