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以忘忧
古稀之年，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自寻其乐！
闲话人生（144）初为人父之后
1972年4月14日晚上11点左右，我在隔壁单身宿舍陈老师房间和几个老同事打扑克。当时三楼还住着单身男老师，有男厕所；四楼住单身女老师，有女厕所。静仪睡觉前上楼去厕所方便时，羊水破了，止不住地流。已经有两个孩子的老同事舒鼎英老师，非常有经验地说：“快叫李培永！快点快点！聂静仪要生了！”他们几个人立即下楼，找食堂借了一辆三轮车，我在舒老师的指导下带上必备物品，在舒老师的帮助下，拿一个椅子放在三轮车上，让静仪坐好后，急急忙忙送她到了离学校最近的武汉市十医院妇产科。一直在妇产科门外焦急地等到第二天下午，静仪还没有生。我请她的闺蜜胡金秀老师在那里照看着，我慌慌忙忙赶到武昌接我的大姐来帮忙。
直到晚上九点钟，我们的大女儿终于出生了。“五斤二两，母子平安！”
初为人父，护士抱出女儿给我看时，真是百感交集！
我们这代人，从小到大所受教育最大的缺失，就是“性”知识。谈恋爱是凭感觉，还有受教育程度比我们更低的，连感觉都谈不上。没有婚前辅导，更没有婚后教育。一切的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此时此刻，看到女儿那么健康地来到这个世界，实在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心中的喜悦。
初为人父，总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喜悦，要与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分享那油然而生的幸福感。
从结婚到大女儿出生之前，学校生活没有什么变化，我们这些年轻教师没事还是聚在一起打牌下棋。孩子出生之后，除了初为人父的喜悦和自豪外，就是玩的时间比过去少多了，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家务事。好在当时没有多少教学任务，没有课就回家，学校也挺照顾我们，将我们俩的课错开排，保证家里有人照看孩子。孩子没有满月前，她奶奶来带过一段时间，满月后，她外婆从武穴带着孙子来帮我们照看孩子。放暑假最舒服，对面的教室，白天就成了我们家的客厅、饭厅兼厨房，晚上就是我们的卧室。
女儿一天天长大，无数个第一次走进我们和她的生命中。
好多第一次记不住了，好多第一次却永远难忘！
她第一次哭，我没有听到，那时不许丈夫进产房。这也是我们这代人做丈夫的终生遗憾吧！
记得女儿只有几个月大的时候，她的小叔叔和朋友，特地去乡下钓了许多“喜头鱼”送来，熬的那个鱼汤，特别香！我们第一次喂她喝鱼汤。先用奶瓶喂她一点尝尝，我们两人四眼盯着看，她竟然一口气喝完了。于是，立即装了满满一奶瓶鱼汤，她竟然全喝了！我们当时好高兴，没想到乐极生悲！大约一个小时后，她居然大泄不止，喷射而出的竟然与她吸进去的鱼汤颜色一样！把我们夫妻俩吓得不轻！急急忙忙到医院看急诊。我们被儿科医生好好教训了一顿，也学到了一点点育儿常识！
特别令我终生难忘的是她第一次喊爸爸，是那样特别而又好听：“大！大大！”。
女儿一声“大大”，让我忘了一年来为她健康成长付出的所有辛劳：她妈妈的奶水不够她吃，夜晚要起来为她热牛奶；她能吃粥了，我变着花样做鸡蛋粥、瘦肉粥、时令青菜粥；她会吃饭了，不仅每餐要做可口的菜，还要做据说可以增加钙质的骨头汤。那时，我们这样的低薪家庭没有冰箱，只能按每天的需要买一点点。还记得，我每天去菜场找卖肉的学生家长，买两毛钱的瘦肉。一周买两根“筒子骨”，7分钱一斤，二三毛钱。如果没有学生家长帮忙，像“筒子骨”这样价廉物美的东西是买不到的。
那时，没有儿童玩具。听说上海有儿童三轮车卖，我托一位在长航客轮上工作的家长，帮我卖回来了。三岁不到的她，视车如宝，第一次骑车后，就爱不释手，每天都要骑车在学校篮球场上转几圈。
三岁时，送她上幼儿园。在老师的培养和训练下，她特别擅长拍皮球，参加比赛得了第一名！荣获了她人生的第一张奖状。
我原本想从小培养她下围棋，看看那张下棋的照片，小小右手中指在上，食指在下，有模有样、标准的围棋持子手势，两眼聚精会神，好像在思考，这颗子下在哪里呢？
就在这时，她的妹妹来跟她做伴了。
1975年2月13日，大年初三，小女儿出生在武汉市同济医院。
虽然离预产期还差几天，但这次有经验了，13日中饭后，静仪有点要生的感觉，我们立即把大女儿托付给同事照看，我陪静仪打的去同济医院，二点左右进产房，快五点了还没有生。我打电话请朋友韩宪伟来医院守候，我回家给大女儿做饭，吃完饭，一手抱着她，一手提着一罐鸡汤，急急忙忙乘车赶到医院。
宪伟高兴地告诉我：“六点多生的，护士抱出来给我看了！六斤四两，母子平安!”他是单身，接着说：“好好玩啊！肉嘟嘟的！”
小女儿出生，不仅又没有听到她的第一次哭，而且第一眼还没有看到她！
当母女俩从医院回家后，大女儿迫不及待地爬上床去亲亲她的妹妹。从此俩姐妹就形影不离直到她去上大学。
两姐妹小时候，我们上班就把她们俩交给学校一楼托儿室的阿姨，有同事喜欢逗大女儿，抱起小女儿说：“好可爱呀！我抱走啊！”大女儿见状，立即跑过去，抱着那个同事的腿，哭着喊：“你不能抱走我的妹妹呀！”
大女儿每天从幼儿园回家，第一时间就是去亲亲小妹妹。
小妹两岁多了。一天早上起来，一定要跟姐姐去上幼儿园。于是，我左手抱着她，右手牵着姐姐，一起去幼儿园。我对姐姐的老师说“她的妹妹想跟姐姐一起上幼儿园，您可不可以让她来玩一天啊？”老师摸着小妹红扑扑的脸蛋，笑着对她说：“好漂亮的小姑娘！只能玩一天啊，好不好？”她笑着点了点头。
等她上幼儿园时，姐姐已经读小学了。
有一天晚上，姐姐问我作文怎么写人。读幼儿园大班的小妹马上说她会写，我就鼓励她说：“你说，我帮你记，看你的作文水平可以打多少分？”小妹躺在床上口头作文一篇《我的奶奶》。她说得很好，语句基本通顺，事情也说得有头有尾。我们三人听后，都笑起来，说：“你说得很好呀！说的就像你的奶奶！”。
在一般中学工作期间，谈不上研究教育教学，结婚之前多的时间就是下棋打牌；结婚之后，多的时间就为这个四口之家生活更幸福。我们两人工资加起来只有72元。为了把女儿打扮得更漂亮，我们请在长航客轮上工作的学生家长，从上海帮我们买回一台蝴蝶牌缝纫机，再买一本《服装裁剪》，我学裁剪，她学缝纫。当时有许多布匹商店，时不时卖一些打折的零头花布，买回来给两个女儿做花衣花裙，让她们幸福快乐成长。其时，低薪生活，其乐也融融。
等到小女儿上小学时，我已经调回母校——华中师大一附中了。
为了两个女儿的健康成长，我们学习“孟母三迁”，也搬了三次家。前两次搬家都是因为我的工作调动。而每一次调动工作都深刻地影响我的家庭，特别是对正在成长中的两个女儿，更是影响她们人生的里程碑。
第一次搬家是从武汉市的硚口区水厂路中学搬到位于武昌区千家街的华师一附中，也就是说，我从长江以北搬到了长江以南。这次搬家，我经历了许多曲折，但心中念念不忘的是，一定要为自己的教学成长，为两个漂亮可爱的女儿的未来，创造最好的学习环境和生活条件，历时一年多，终于如愿。
我回母校工作不久，学校就分给我一套两室一厅、厨房有天然气管道的住房。我们从水厂路中学搬到母校后，两个女儿也就近在中山路小学读书。后来也非常顺利地进入华中师大一附中学习。为她们日后考大学继续深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必说省重点中学教育教学工作之繁忙，也不必说进行教学改革实验之艰难，人到中年，特别是我们这一代被耽误了十年的人，那种紧迫感和责任感发自内心，落诸每一天生活之中。回忆那一段生活，我特别感谢母校“教师弹性坐班制”！我不敢说全国第一，至少武汉市至今都没有哪个中学的校长有那样的自信和规定！学校规定全体教师实行弹性坐班制，即按课表该你上课的时间、教研组规定的集体备课时间和政治学习时间不得迟到早退，更不得无故缺席。其他时间完全由教师自由支配。
我是这个制度的最大受益人。当时，老伴在一般中学上班，每天一整天都在学校。两个孩子的一日三餐，全靠我，买菜、做饭，而且不能凑合，孩子们正在长身体、活动量也大，必须保证营养跟得上需要。有了自由支配的时间，再运用统筹方法安排时间，就保证了工作、生活两不误。
第二次搬家，可就搬得远啦！
如果说第一次搬家只是过江的话，第二次搬家就是跨海了。
我们家第二次搬家，离开故乡是越来越远了！但是，我们离两个女儿心中的梦想却越来越近了！
1990年，姐妹两跟随我们到了海南，姐姐第二年就考上大学了，小妹就读农垦中学，在我当班主任和执教的班上读了三年高中。两姐妹在家共用一间卧室，一张大床，两人每天睡下后，还要说说悄悄话。
姐姐大学毕业后，回海南工作时，妹妹去大连东北财大读书，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硕士毕业留美工作。小妹不甘心与姐姐从此“参商两曜斗西东”，于2001年9月邀请姐姐去美国看一看，虽然两姐妹在纽约见证了轰动世界的“911”恐怖事件，但是，没有动摇她们相聚在北美的决心。在小妹的尽心尽力的帮助下，又赶上当时加拿大的好政策，姐姐和姐夫不到三年时间，就“技术移民”抵达加拿大温莎市了。
姐妹情深，终于相聚在北美了。从温莎过底特律河，去底特律机场乘飞机到纽约，只要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航程就到了。两姐妹经常往返在底特律和纽约之间。在时代广场、大都会博物馆、中央公园、洛克菲勒溜冰场、自由塔、自由女神岛都留下姐妹两的倩影、小妹与姐姐一家的合影、还有小姨与两个外甥女的亮丽照片。
第三次搬家是越洋了。我们老了，已经退休了，这次搬家是孩子们带着我们越过浩瀚无际的太平洋，来到了大洋彼岸的北美。
如今，当我们一家在北美回望走过的路，除了佩服古人说的“树挪死，人挪活”之外，更敬佩“孟母三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