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备军的诅咒——宪政革命为何率先发生在英国

 

简介：

历史上常备军往往成为专制政府镇压民众反抗的工具，而英国因为是个岛国，直到十七世纪都没有驻扎在国内的常备军。国王查理一世企图建立和掌握常备军，促使英格兰民众站在议会派一边反抗专制统治。这场“以暴制暴”的革命虽然取得了胜利，却直接导致了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严重低估了军队和暴力对历史进程的重大影响，他鼓吹的“暴力革命”也给整个世界带来了无尽的苦难与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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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期视频我们对比了古代中国和十七世纪英国社会的经济矛盾，详细阐述了专制政府才是经济压迫的根源。想要建立公正的社会秩序，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靠的不是马克思推崇的“阶级斗争”，而是要建立宪政民主，实现“把权力关进笼子”。

 

如果政府权力不受制约，不管哪个“阶级”夺权上台，都会迅速蜕变为“统治阶级”。反过来，不管由哪个“阶级”主导，只要实现了宪政民主，拥有和平和法治环境，就大概率能建立起市场秩序。

 

这个道理听起来很简单，但历史上能真正实现的却寥寥无几。即使是经过了二战后“民主化浪潮”的今天，也只有欧美、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可以称得上是“自治社会”。

 

为什么会是这样？

 

原因也很明显，因为强权政府无一例外都拥有强大的军事武装，能够轻易镇压任何反抗者。普通民众想要反抗暴政，就必须要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正规军，结果通常都毫无胜算。

 

这其实是人类社会从一开始就面对的困境——为了维持秩序、保障安全，政府和军队必须存在。但垄断了暴力的政府又免不了以权谋私、作威作福，成为社会的统治者和压迫者。于是如何既让政府履行必要职责，又要约束政府不能利用公权力作恶，成了自文明伊始就困扰人类社会的千年难题。

 

那么十七世纪的英国是怎么解决这一难题的？真的是像马克思所说，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统治吗？今天我们就接着上期视频的内容，继续讨论英国革命爆发的原因。

 

本期视频会分为五部分。首先我们会介绍查理一世建立常备军的企图，如何激化了英国的社会矛盾。接着我们会结合英国历史的特殊性，来详细分析为什么政府和军队乃是“必要之恶”，人类社会又是如何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民众与强权对立的两难处境。视频的第三部分会讨论为什么”唯物史观“推崇的“暴力革命”往往适得其反，最后会总结英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1. 英国社会的矛盾焦点——建立常备军

 

十七世纪的英格兰，除了宗教和税收之外，另一个引发民众强烈不满和恐惧的，是查理一世建立常备军的企图。

 

有观众朋友可能会惊讶说，知道中世纪英国很落后，没有遍布全国的官僚体系也就罢了，居然连常备军都没有，那还算个国家吗？对于那些把“枪杆子里出政权”奉为金科玉律的国人来说，没有常备军的国家实属不可思议。老百姓一旦起来造反那可咋办？岂不是分分钟钟就得被“杀去东京，夺了鸟位”？

 

然而事实就是如此，十七世纪的英格兰，并没有驻扎在国内的常备军。当时只有海军算是常备的军事力量，另外还有少量负责国王安全的卫队。地方各郡有自己的民兵，但他们缺乏训练、装备不齐、组织松散，而且并不归国王直接指挥。

 

那时的英国，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传统“封建制”下的兵役制度，就是封臣有义务出兵为领主效力，一般是每年不超过四十天。这样招募的军队动员迟缓、指挥混乱，且过一段时间就要解散，并不符合长期作战的需求。所以很多时候贵族被允许用税金代替服役，而国王则可以用这些钱雇佣士兵参军作战。雇佣军花费巨大，所以战事结束后就会被解散，一方面是为了节省开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英国是个岛国，不会随时面临陆上入侵的威胁，所以并不需要常备军驻守边界。

 

岛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让任何企图入侵英国的势力，都必须面对越过海峡这个难题。只要英国拥有足够强大的海军力量，就能在海上阻击敌人，防止入侵者登陆。这就是为什么英国人口有限，军力不强，却在1066年之后再也没有被任何入侵者征服，甚至在与欧洲霸主的较量中不落下风。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拿破仑横扫欧洲的大军，希特勒的第三帝国，面对波涛汹涌的英吉利海峡都只能徒呼奈何。

 

有海洋作为天然屏障，英国的文明不会轻易被野蛮入侵摧毁，但相对的，英国想要入侵他国、开疆拓土也同样困难。比如英法百年战争时期，虽然英军曾在克雷西（Battle of Crecy）和阿金库尔（Battle of Agincourt）战役中几乎全歼法军主力，还一度占领了法国首都巴黎。但长期在海峡对面维持驻军耗费巨大，想要同化居民、永久吞并海外领土更是困难重重。这就注定了英国难以成为百年战争最终的赢家；到了1558年，英国在法国本土最后一个据点加来也丢失了。

 

大航海时代之前，英国在“开疆拓土”方面一直都不太“活跃”，也是受到地理条件限制的结果。国内相对和平、对外扩张规模有限的状态，让英国社会缺少对雄才大略君主的崇拜，也不需要高效的官僚体系整合资源、为战争服务，所以直到十七世纪仍维持着相对松散的社会结构。

 

地理环境之外，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同样延缓了常备军的出现。中世纪英国全民信教，基督教信仰是社会伦理秩序的基石，天主教会也是世俗政权最有力的支持者。只要教会站在国王一边，国王就可以说完全掌握了社会舆论和民心背向，也就几乎没有任何人有能力和勇气挑战王权。所以即便没有常备军的武力威慑，国王的地位也可以说是稳如泰山。

 

也是因为这样的传统，英国的平民和贵族，对于听命于国王的常备军，一直以来都怀有强烈的戒心。因为如果这支军队不是用来保卫国家、抵御侵略的，那么它大概率会被用来镇压反对者，扩张王权、推行专制。

 

这种担心有道理吗？海峡对面的法国，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中世纪初期，法国也和英国一样，境内大小诸侯林立，国王直接控制的领地甚至还不如一些大贵族，王权的影响力自然也就十分有限。那时的法军也和其它欧洲国家一样，主要由临时征召的封臣部曲组成，这样的军队并不完全听命于国王，在一段时间的作战之后就要返回各自的领地。

 

但英法百年战争改变了这种状况。十五世纪中期，在与英军的战斗中遭受数次惨败之后，国王查理七世痛定思痛，决心改革军制，建立直属于国王的常备军。与靠封臣效忠组织的军队不同，常备军作为长期存在的武装力量，有统一的指挥，组织严密，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依靠常备军的强大战力，法国逐渐扭转了战场上的颓势，最终将英国人赶出了巴黎，成功收复了大部分领土。

 

然而，之后的历史告诉我们，出于保家卫国目的建立的常备军，也可以成为镇压内部反对者的利器。常备军的出现，打破了原本贵族与国王之间的力量均衡。凭借政治上的优势地位，手握常备军的国王，可以将那些敢于挑战王权的大封建主逐个击破。这样，贵族在与国王的斗争中逐渐落于下风，最终完全失去了与王权相抗衡的能力。而法国也就在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终于在“太阳王”路易十四时期达到了巅峰。

 

中国人读法国历史，看到国王南征北讨，一步步消灭地方割据势力、统一全国，建立中央集权官僚体系，大概会觉得似曾相识。而英国这种长期没有常备军的国家，则会让我们觉得十分新鲜和陌生。

 

之前已经提到，中世纪的英国没有常备军，也不存在自上而下、科层化的官僚体系。历史上中央集权官僚体系与常备军这二者往往“相辅相成”——常备军为集权政府提供武力支持，官僚体系则为常备军筹集军需给养。比如查理七世建立常备军后，就开始收取人头税来为军队提供资金。

 

像法国这样，在历史上缺乏宪政传统的国家，一旦建立常备军，政体向专制集权转变就是大概率事件。有了常备军的武力威慑，政府就像“流氓会了武术”，不需要经过民众同意，也可以向全社会征税，并能轻易镇压反抗者。而凭借暴力恐吓征收的赋税，又可以用来供养军队。

 

有了军队与官僚的配合，强权政府就达到了它的“完全体”形态。从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到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都是遵循同样的统治逻辑。而“秦制”下的民众，要么选择忍受、做个顺民，要么就是被逼到没有活路，不得不起来造反。帝国的历史也就在“暂时坐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之间反复循环。这样看来，表面上十分“先进”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其实却可能是最大的诅咒和陷阱。

 

回到十七世纪的英格兰，如果真的如查理一世所愿，成功建立了听命于国王的常备军，那英国还能发生后来的革命么？可想而知，即便不是不可能，难度也会大为增加，民众的反抗很可能还未成气候，就被军队残酷镇压了。

 

三十多年前，以北京为首的多个城市爆发了如今被称为“六四事件”的民主运动，学生和市民因为反对贪腐、争取民主权利而发起绝食抗争，可以说那是四九年以后中国距离开启政治改革最近的一次。然而随着中共军队的暴力清场，当时那一点希望的火种也被完全扑灭了。于是在中国历史上，军队又一次成为了独裁者和特权集团的暴力工具，用来镇压民众反抗、维护既得利益。

 

 

归根到底，缺乏组织、力量分散的民众，想要与掌握暴力机器的强权政府对抗，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几乎在任何时代，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都不是那种临时拼凑的民间武装能抗衡的。面对刺刀下的“白色恐怖”，民众纵然心怀不满，大概也只能忍气吞声，再后来就可能渐渐习以为常、逆来顺受了。而新一代人从小就在强权的威压下长大，可能根本就不知道父辈们心念的“自由”为何物吧。

 

正因为深知常备军对自由的威胁，当时英国社会上下才会对常备军心怀警惕，而查理一世掌控军队的企图也遭到了议会派的强烈反对。而没有常备军的支持，也导致了查理一世在内战开始后无法迅速击溃议会派武装，最后兵败被俘。

 

说这是历史偶然也好，说是得天独厚的条件也罢，大概也只有在十七世纪英国这样专制力量薄弱的地方，宪政革命才可能率先发生并取得成功。

 

2. 马克思的谬误——严重低估暴力的影响

 

上一期视频中，我们提到，马克思最大的错误，就是将专制政府对民众的压迫，曲解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所以才会错把“阶级斗争”当作社会进步的动力。今天在了解了常备军与专制政府的关系后，我们不难看到，唯物史观的另一个错误，就是严重低估了军队和暴力活动对历史的影响，也因此搞错了专制政府的起源。

 

早在人类社会成型以前，以抢夺、强占为目的的暴力就广泛存在；国家出现后，战争与征服更是如影随形，充斥所有民族的历史。这种为扩张掠夺而进行的暴力活动，与阶级没有一毛钱关系，其存在比阶级更为古老，可以说就是源自人性深处的残忍与贪婪。

 

正是因为暴力的普遍性和破坏性，社会才需要军队和政府，以强制力为生产活动提供安全保障。所以，与其说政府起源于“阶级压迫”，不如说是起源于纯粹的“暴力”。谁掌握暴力，谁就成为统治者，而与阶级无关。统治者及其附庸，是选择拥有产业，还是单纯通过征税汲取财富，都不会改变这一事实。而其他社会成员为了安全与秩序，不得不容忍这一“必要之恶”，以达到“以暴制暴”的效果。而政府垄断了暴力，也意味着社会大众在一定程度上只能仰赖统治者的“仁慈”，一旦专制政府凭借强权开始压榨社会，“被统治者们”几乎没办法反抗。

 

所以正如视频一开始提到的，军队和政府是一柄双刃剑。问题是，有没有办法，既能让它们保家卫国、服务大众，又能限制其权力，避免社会遭受其反噬？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社会就不可能长治久安，知识和财富难以持续积累，资本的形成和使用也受到限制。这也是为什么，十七世纪以前世界经济不仅增长缓慢，还经常出现倒退。

 

马克思试图构建一套能解释历史演进的“普适”规律，却对野蛮征服文明，强权奴役民众的现象熟视无睹，只把它们当作“阶级斗争”背景下无足轻重的注脚，不能不说是匪夷所思。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垄断了暴力的政府，是对自由最大的威胁——“唯物史观”不仅忽视了这种威胁，反而将暴力奉为革命的合法手段，并把“全能政府”视作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终极答案”。那么，它对二十世纪历史趋势的预言彻底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它鼓吹的“暴力革命”，更打开了本应被封存的“潘多拉魔盒”。

 

3. “告别革命”

 

查理一世被激进派处决后，英国并没有如”唯物史观“描述的那样，由”资产阶级“掌权开启”资本主义“时代，而是迎来了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为了供养军队和支持对外战争，军政府不经议会授权强制征税，英国民众的负担反而比革命前更重了。面对民众的不满和抗议，政府实施言论检查，随意逮捕反对者，不经陪审团审判就施以处罚。谁能想到，革命前封建君主没能实现的绝对专制，居然在革命成功之后，由曾经反对专制的革命者实现了。

 

充分了解了军队和暴力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影响，就不应该对这个结果感到惊讶。而将”暴力革命“理想化、浪漫化，就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另一大谬误。

 

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无产阶级革命“应该依靠“民兵”，就像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大陆军“那样，革命成功后就该解甲归田。但克伦威尔的例子告诉我们，指望军队领袖都像华盛顿那样，在推翻“统治阶级”后，自觉解散军队、放弃权力，只是天真的幻想。大权在握、受部下拥戴的军队将领，在革命胜利之后能轻松的利用军队清除异己，夺取政权，这样的例子历史上比比皆是。即使军队统帅个人高风亮节，不贪图权势，但他手下弟兄里却总有人渴望“进步”，为了加官进爵很可能就搞出“黄袍加身”的好戏。当国家的命运掌握在这样一小撮野心勃勃，又不耽于铤而走险的人手中，谁也无法预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每一次都几乎将旧政权连根拔起，结果却只是开启了新一轮的治乱循环。目光转向西方，存在近五百年的罗马共和国，不是亡于外敌，而是断送在凯撒这样的天才统帅之手。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将包括国王在内的封建贵族一网打尽，却也不过是为拿破仑的法兰西帝国铺平了道路。历史上，类似华盛顿的榜样是绝对的少数，凯撒、拿破仑这类的“军事强人”却层出不穷。“新模范军”的领袖克伦威尔，在内战期间东征西讨，为议会派战胜保王党立下汗马功劳。但看看他在革命成功后的所作所为，那就妥妥是个”屠龙者终成恶龙“的暗黑寓言。

 

克伦威尔之所以没有像中国那些“开国皇帝”，登基建座、自立为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国深厚的宗教土壤，以及教会、贵族、国王相互制衡下，温和、稳健的政治传统。但设想一下，假如英国不是一个岛国，而是像法国那样，与许多国家在陆地上接壤。那么以克伦威尔的“雄才大略”，凭借内战历练出的精锐士兵，很可能就会像一百多年后的“拿皇”那样，开疆拓土，击跨“反英同盟”，成为国家的“拯救者”，然后顺势加冕称帝。

 

所以治乱循环的“死结”就在于，推翻强权要依靠武力，但得胜的军队统帅又会被权力腐蚀、背离初衷，蜕变为新的强权和既得利益者，于是又只能重复血与火的轮回。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国历史就是最好的例证，克伦威尔、拿破仑的事迹也说明，这并非东方国家特有的现象。宪政民主制度诞生以前，政权向集权帝国“进化”是一个普遍现象，而背后的推动力就是战争、扩张与征服。而一旦帝国形成，宪政改革的最佳时机也会一去不复返，“唯物史观”预言的所谓“资本主义社会”还能实现吗？

 

马克思信誓旦旦的说，哲学家思考世界，但关键在于改变世界。然而，依照他的错误理论，发动的暴力革命，没有建成理想的天堂，反而给社会带来了无尽的苦难与仇恨。暴力革命，这条摧毁了旧秩序的暴龙，在凭蛮力将“统治阶级”荡涤殆尽之后，谁又有能力将它再关进牢笼呢？

 

4. 对中国的启示

 

看到这里有观众朋友可能要问了，专制政府当然不会主动交出权力，而暴力革命又容易重走强权政治的老路，那么出路究竟何在呢？帝国的臣民岂不是被永远困在兴亡更替的死局中么？

 

这是一个复杂而沉重的问题，绝非三言两语能够回答的。如果“走出帝制”真的那么容易，中国也就不会在治乱循环中兜兜转转两千多年了。但我们也不需要过分悲观，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以及后来的发展，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我们用了三期节目，详细讨论了引发英国革命的核心矛盾，包括宗教信仰，税收与专卖权，建立常备军。在这个错综复杂的矛盾漩涡中，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政治倾向，大商人可能会为了垄断贸易而支持国王，而贵族、乡绅也可能因为捍卫信仰、反对专制而站在议会一边。可以说，在这场关系英国未来走向的斗争中，每个人都是在为自己的理念而战。对“公正”和“自由”的追求促使每个人做出符合自身价值的选择，这才形成了合力，遏制了查理一世扩张王权的企图。

 

但反对专制的斗争还远没有结束。克伦威尔死后，斯图亚特王朝成功复辟。直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信仰天主教的詹姆士二世遭到驱逐，新国王与议会妥协，建立起现代君主立宪的雏形，才终于在制度上消除了专制政府对社会大众的威胁。

 

中国则很遗憾，作为一个典型的大陆国家，历史上缺乏共和传统，相反却发展出了“领先世界”的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强权崇拜、奴性文化根深蒂固。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注定要永远匍匐在强权脚下，而不能学习借鉴西方现代文明的经验。

 

随着宪政民主理念的传播，即使是当今世界上最专制的国家，也要搞出一部《宪法》来装点门面。哪怕当权者丝毫不在乎民众的感受，也要煞有介事的组织个人大政协做做样子。一方面全力给西方宪政民主制度泼脏水，另一方面却也要把“民主”挂在嘴边，标榜为“核心价值观”。要知道前清那会儿，当局可是连装模作样也不屑为之，而是直接说“不怕，有兵在”。

 

 

虽然进步少的可怜，政治作秀更是虚伪可憎，但民意终究已经改变，虽然仍不时有跳梁小丑披着皇帝的新衣招摇过市，但帝制时代是无论如何也回不去了！那么如果能努力扩大这种“民意”，让更多人完成观念上的转变，这个古老的文明是不是仍然蕴藏着进步的可能呢？

 

是继续信奉“丛林法则”，沉溺于弱肉强食的“强权逻辑”，还是拥抱现代文明，发展宪政民主，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可以预见，中国未来变革的方向，就始于人们内心萌发的信念。

 

总结与前瞻

 

在过去的三期视频中，我们详细的讨论了引发十七世纪英国革命的主要社会矛盾，并分析了马克思“唯物史观”是如何曲解真实历史的。

 

看到这里，各位观众朋友觉得英国内战的起因究竟是什么？是因为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矛盾激化，还是以市民、乡绅为主的社会各阶层，为了捍卫宗教信仰，反对国王任意征税、建立常备军，团结在议会一边反抗专制统治呢？如果你觉得这些矛盾、动机的说服力还不够，那也没有关系，下一期视频我们将会总结英国革命的最终结果，用历史的细节打破“资产阶级革命”的谎言。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请期待我们接下来的内容。感谢您关注历史小僧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