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根本没有发生过“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英国革命的背景与社会矛盾

（本文是“世纪谎言：马克思唯物史观”系列的第二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系列的第一篇：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3797/202506/17345.html）

 

 

简介：

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论点之一，就是资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夺取政权后采取了有利于本阶级的经济政策，这才有了后来的经济发展和工业革命。然而事实上，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有着复杂的背景和起因，其中宗教信仰导致王权与民众之间的矛盾是革命重要的催化剂与导火索。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是一种典型的“事后归因”，根本无法真实描述这一场深刻影响英国社会甚至世界历史的深刻变革。“阶级斗争”叙事这一“世纪谎言”是对真实历史规律的严重误读，也是后来无数悲剧和灾难的根源。

 

长久以来有个一直困扰中国人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资产阶级革命”没有率先发生在中国。

 

网上有些自吹自擂的言论，说什么中国自唐代以来GDP全球第一，有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官政府，有能力对社会实行全面的治理和管控。到了宋代，工商业更是达到了古代社会的巅峰，经济繁荣、贸易发达，新技术层出不穷，仿佛半只脚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真的如马克思“唯物史”观描述的那样，那么从各个方面看，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怎么说都应该率先发生在“遥遥领先”的天朝上国，而不会是野蛮落后、地处西欧一隅、只懂得抄袭和劫掠的蕞尔小国。

 

（1444年欧洲全图）

 

 

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概念可以算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

 

因为想要证明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不断演进，就必须得拿出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的实例。对十九世纪的人来说，原始社会、奴隶社会都太过久远，但所谓的“资本主义”时代却刚刚来临。如果能证明，十九世纪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技术革新之所以能发生，就是因为资产阶级壮大后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推翻封建统治后采取有利于本阶级的政策。那么接下来轮到壮大、觉醒后的无产阶级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将革命进行下去，实现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就顺理成章了。于是，包括英国革命在内的社会运动，就被曲解为新兴阶级推翻保守阶级的”阶级斗争“，成了“唯物史观”最直接、有力的历史证据，同时也是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预言。

 

所以“资产阶级革命“其实是”唯物史观“的理论支柱，或者说是这一历史观的“锚定”事件。

 

但”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地位，导致了它同时也是”唯物史观“最大的”命门“之一。因为反过来讲，如果“资产阶级革命”的认知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当时发生的并不是所谓新兴阶级针对统治阶级的革命，而革命的结果也并不是一个阶级取代了另一个阶级实行统治，那么这套理论就彻底失去了立足点，它对于人类社会未来走向的预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针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最大“命门”，来掰扯掰扯每个人都“挂在嘴边”的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十七世纪的英国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如果英国发生的，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另一层面的社会变革，那么追问“资产阶级革命”为什么没有率先在中国发生，自然也就失去了意义。

 

其实小僧开始做这个YouTube频道，最大的愿望，就是讲清楚西欧，或者更具体来说，英国是怎么一步步发展出近代文明的。为什么英国的历史和世界其它地方不一样，没有陷入帝国兴亡更替的循环，而是实现了分权制衡的宪政政治，成功的解决了从文明伊始就困扰人类数千年的核心问题。

 

放眼全球，除了西欧之外世界上没有几个地方能成功摆脱军事强权的专制统治，大部分国家甚至直到今天都没能建立英国那样的自治社会。即使偶尔有古希腊、威尼斯、瑞士、荷兰这样的例外，但它们最终都没能逃脱被强敌征服的命运，他们先进的政治制度也没能引领时代潮流。所以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说它是全人类命运的转折点也不为过。

 

想要讲清楚这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就必然要涉及地理环境、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等多方面影响，更不能忽略那些实际上对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偶然事件。像马克思唯物史观那样，将一切都简单归结于生产力发展后，阶级斗争的自然产物，那只能说是富有煽动性的革命理论，而根本不能算一种严肃的历史观。

 

为了让我们对唯物史观的批判言之有物，这期视频我们就先”剧透“一下，暂时跳过两三千年的西方历史，来聊聊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很难用一两个视频就把英国革命的来龙去脉、背景影响条分缕析的说个清楚明白。那么作为折衷，就让我们选取几个要点，就好像为历史事件做几个有限的”切片“，从这些关键的角度去了解当时的风云际会，看看发生的究竟是马克思描述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是一场更深刻、触及人类社会根本的政治变革。

 

（一）英国革命的背景与社会矛盾

 

想要了解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必须先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主要的社会矛盾。

 

按照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教条，”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是因为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发展商品经济，这就需要打破封建制度对土地和劳动力的束缚，取消贵族特权和地方割据，统一市场促进流通。政治上也要求打破贵族对权力的垄断，建立“议会”这样能反映自身政治诉求的机构，实现身份平等、人身自由和对私有财产的保护。

 

听起来是不是真有点矛盾不可调和的意思，双方水火不容，两个对立的阶级必须干一架，拼个你死我活才行。但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十七世纪英国的社会矛盾真的像马克思唯物史观描述的那样，是资产阶级PK封建贵族吗？

 

十七世纪英国的工商业还远没有后来工业革命时期那么发达，手工业和商业多集中在自由城镇中，而土地贵族则多生活在乡下的庄园，大家不能说是井水不犯河水吧，也至少是眼不见为净。和现代社会一样，农村和城市因为生产结构不同，天然就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分工，和产品的互补——庄园提供农产品，城市提供手工业制品，大家互通有无，并没有理由一定要闹得兵戎相见。

 

很多情况下，你甚至会觉得土地贵族和工商业“资本家”根本就是利益共同体，是穿一条裤子的。比如大家熟悉的“圈地运动”，就是包括贵族、乡绅在内的土地所有者，自发的将原来乡村的“公地”围起来改为牧场，以提高羊毛产出、赚取更多利润。而那些失去土地的佃农，以及那些因为无法继续在公地上放牧，而经营不下去的自耕农，不得不离开乡村进入城市谋生，其中一部分就成为了受“资本家”雇佣的劳动者。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的土地所有者其实是“自发的”解除了封建关系对人口的束缚，并且自愿跳出“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积极的投入商品经济。

 

在这个过程中我只看到了地主阶层和商业资本的“双赢”，实在有点想不通马克思当年是怎么看出这两个阶层在经济上天然对立的。经济上很难说有什么大不了的“矛盾”，那么政治上呢，双方人马难道不会为了控制政府、主导政策走向而大打出手吗？

 

即便承认贵族和市民阶层在政治上存在矛盾，但在当时的英国政府中，矛盾双方并不愁没有吵架的地方。到十七世纪，议会制度已经在英国存在了三百多年了，英国议会由上下两院组成，下院有很多自治城市的代表，而上院成员则多是大贵族和高级教士。任何法案都必须经由两院一致同意才能提交国王批准，所以理论上，上院不能让下院乖乖闭嘴，而下院也不能把上院晾在一边。很多时候虽然矛盾重重、吵吵嚷嚷，但两院想要成事那就必须求同存异、做出妥协。

 

（英王爱德华一世（Edward I, 在位1272–1307）于1295年召开的「模范议会」（Model Parliament），成为英国议会制度正式发展的起点）

 

英国议会就是这样一个让矛盾双方坐下来商量、寻求妥协的政治机构。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没落阶级不会自觉退出历史舞台，不肯放弃权力，所以新兴阶级必须通过革命夺取政权，二者必有一战。但在当时的英国并不见得有这个必要，因为所谓的“新兴阶级”已经在政府中了。

 

市民阶层的崛起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土地贵族的政治影响力，但就像刚才说的，双方矛盾并没有到剑拔弩张的地步，毕竟当时的自治城市并没有想要将贵族连根拔起，而贵族也不可能将自治城市从地图上抹去。所以能在谈判桌上解决的，就不需要兵戎相见；要知道，和古代中国不同，英格兰可是没有陈胜吴广那样“暴力夺权“的传统的，一零六六年之后，”农民起义“导致的改朝换代，一次也没有发生过。

 

更何况，包括乡村士绅、城市中产在内的各个阶层，其实还有很多共同诉求。比如保护私有财产，保障人身安全，维护司法公正，不管是世袭贵族还是普通市民，在这些问题上立场就相当一致。

 

这里肯定有观众朋友要问，按照你的说法，双方根本就不会打起来，但为什么内战还是爆发了，最后还把国王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呢？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先要搞清楚究竟是哪些矛盾引发了英国内战，冲突双方又都有哪些人。

 

历史的真相是如马克思描述的那样，由资产阶级对阵封建地主，是一个阶级针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还是说一直以来我们都受了唯物史观的误导，真实情况与教科书告诉我们的大有出入呢？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是真的揭示了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还是一种对历史的误读，反而掩盖了更深刻、更重要的问题？

 

（1）矛盾焦点一：天主教与新教

 

不管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推广唯物史观有多么热心，在讲述所谓“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都会提到“清教徒”在这场革命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然而历史课本对这个话题要么一笔带过、不做深入讨论，要么明晃晃的“暗示”清教徒的“资产阶级”属性，总之是拼命强调革命的“阶级斗争”“本质”，极力淡化宗教色彩。教科书不想告诉我们的，是从十六世纪上半叶，到十七世纪末这一百五十多年中，宗教矛盾这股暗流一直搅动者整个英国社会，几乎每一件主要的政治事件背后都有宗教因素存在。

 

1517年，德国教士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批评天主教会的各种腐化堕落和倒行逆施，在欧洲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以路德宗为代表的新教，要求打破天主教对救赎的垄断，允许信徒自由阅读《圣经》，直接领受神的启示。新教徒还主张“因信称义”，要求废除天主教的繁琐礼仪，停止售卖“赎罪券”，以及各种类似的聚敛行为。这些新思想迎合了当时城市中产“文化独立”、“信仰自主”的要求，因而获得了市民阶层的欢迎，在城市化程度高的西欧国家迅速传播开来。

 

（1517年，德国教士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批评天主教会的各种腐化堕落和倒行逆施，在欧洲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

 

但新教能在英国被广泛接受，开端其实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那就是英王亨利八世著名的离婚纠纷。亨利八世为获得“离婚自由”，不惜与天主教廷决裂，从此英国教会脱离天主教独立，发展成今天被称为“圣公会”的教会。

 

英国教会虽然名义上属于新教教派，但它的宗教仪式和教义精神与天主教差异不大，只是不再听命于罗马教廷，而是奉国王为教会的最高领袖。这种“半吊子”的改革，成为之后一百多年英国宗教矛盾的根源。在摆脱了罗马教廷的遥制后，以国王为首的政府并不想推动任何激进的改革，而是希望教会处于王权的控制之下，坚持国王拥有任命主教的权力，这种“官方”立场遭到那些希望进一步革新教会的人的强烈反对。这些激进的新教徒大多受到加尔文的影响，他们的信仰虔诚而纯粹，强调节俭、勤劳，要求进一步”净化“教会，彻底清除教会的“天主教残余”，比如废除主教制度，简化宗教礼仪，他们因此被称为“清教徒”。

 

到了1640年，清教徒已经成为英国议会中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特别是在议会下院。“长期议会”的近五百名代表中，有一百多名是明确的清教徒，他们信仰坚定，成了议会中反对王权干涉宗教信仰的急先锋。比如后来成为“新模范军”的领袖，带领议会派军队取得内战胜利的奥利弗克伦威尔，就是议会中清教徒的代表。更多的议员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清教徒”，但在信仰自由、限制国王权力等议题上与清教徒的观点十分接近。

 

在马克思和“唯物主义”信徒的眼中，宗教不过是“精神鸦片”，只会让民众沉迷于对天堂和救赎不切实际的幻想中，从而放弃反抗、甘愿忍受压迫。说宗教情怀推动了社会革新，在唯物主义者看来是迂腐的“唯心主义”论调，与他们的世界观格格不入。然而现实世界宗教的影响有多大，应该不用赘述。东西方历史上，宗教多次成为被压迫者起来抗争的“大义名份”，发挥了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重要作用。我们熟悉的黄巾起义、孙恩起义、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都和宗教信仰有直接关系。

 

如果你有机会面对十七世纪的英国人，跟他们说“阶级斗争”，他们大概率会一脸茫然，但要是说“反天主教复辟”，那么他们大多会点头附和。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捍卫信仰自由、反对天主教就是那个时代的“政治正确”。

 

1628年，查理一世的宠臣，权倾朝野的白金汉公爵被一名不得志的青年军官刺杀身亡，据说这名军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新教思想的影响，认为自己除掉祸国殃民的白金汉公爵是“替天行道”。这件事给了国王查理一世极大的刺激，从此彻底失去了对议会的信任，变得偏执、专断。

 

为了反击清教徒对王权的挑战，牢牢掌握教会这个道德和舆论的主阵地，查理一世不顾社会大众反对，任命“高教派”教士担任主教，持续推进类似天主教的礼仪改革，坚持走权威路线，遏制教会的“平民化”和“民主化”倾向。于是，在信仰新教的民众眼中，捍卫新教信仰、反对天主教复辟，就不可避免的与反抗专制王权联系在一起。

 

宗教信仰，这种从人类社会伊始就如影随形，能够直指人心的存在，所拥有的巨大号召力和煽动性，是其他思想、理念难以匹敌的，在社会大众教育程度低下的古代社会尤其如此。很多情况下，若没有某种超越现实的精神力量支持，人是很难不顾身家性命，去为了某种未来的、渺茫的希望起来抗争，哪怕这种抗争既正义又合理。在实际的斗争过程中，宗教也能给人在困境中坚持下去的勇气与信心，让拥有共同信仰的人团结一致共度难关。

 

而到十九世纪，西欧已经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社会更加世俗化，宗教氛围远不如中世纪那样浓厚，马克思不重视宗教信仰的作用情有可原。他提出的唯物史观，为了追求所谓”科学理论“确实无误的必然性，从根本上就不会承认宗教信仰这个”玄学变量“可以带来各种偶然的可能。正是因为马克思完全忽视了西欧基督教信仰这个“偶然”因素，才会错误的把西欧一隅的特殊历史事实当作普遍规律，而对包括整个欧亚大陆在内更广泛地区的历史经验视而不见，反而将其当作一种特殊情况。

 

因为文化传统的关系，中国知识阶层有着浓厚的“家国情怀”，对于超自然信仰和普世教会却没有多少经验，所以才会在二十世纪初不假思索的接受“唯物主义”这种歪曲的历史观。然而一旦接受了这套唯物史观，自然就容易忽视中世纪基督教对社会制度和风俗人情“润物细无声”的深刻影响，更难以想到“基督教会”和宗教信仰的存在，或许正是导致中西方历史进程差异的重要因素。

 

如果细看1640年议会下院的构成，就不难发现，超过七成的代表都是来自各郡的乡绅。比如前面提到的克伦威尔，就来自剑桥郡的地主家庭。只有余下不到三成的代表来自自由市镇，勉强算是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但很显然，他们在议会中的力量远比不上地主阶层，当然也就很难推动议会对抗所谓“地主阶级”的统治。要知道当时议会中还没有成型的“政党”，后来常见的政治纲领什么的都还不存在，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了议会多数代表联合一致，采取行动推进改革呢？

 

（奥利佛?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是英国内战与共和国时期的重要政治与军事领袖。他出身乡绅阶层，在清教徒信仰影响下投身反对查理一世的议会派。凭借军事才能，他组建“新模范军”，并在内战中击败王党。）

 

答案就是宗教信仰。具体来说，反“天主教”成了议会派最大的“公约数”。还以克伦威尔为例，作为一名信仰纯正的清教徒，克伦威尔曾一度想要移民美洲，到新大陆建立理想中的教会，自由的实践自己的信仰。所以在长期国会中，并非阶级出身，而是共同的宗教信仰，和捍卫自由信仰的决心，将很多像克伦威尔这样的人联合在一起，共同对抗日益专横的王权。对天主教阴谋复辟、屠杀新教徒的警惕与恐惧，让新教徒主导的议会和国王之间的不信任逐渐加深，最终导致双方兵戎相见。

 

所以，宗教因素不仅是英国革命不可忽视的时代背景，更是直接引爆国王与议会矛盾的导火索。在整个内战过程中，捍卫宗教信仰始终是议会派的重要诉求，而绝不仅仅是一个“搞事情”的借口。事实上，当时双方的阵营划分更多取决于个人的宗教立场，而不是后来唯物史观所强调的“阶级出身”。这一点，也正是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不愿承认、甚至刻意回避的。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内容就先聊到这里。除了宗教冲突之外，还有哪些力量推动了英国内战的爆发？“唯物史观”又是怎样混淆视听，编造出“资产阶级革命”的谎言的？下一期视频我们会继续讨论英国革命的来龙去脉，感兴趣的小伙伴们请期待我们接下来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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