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伪存真
探索自然之谜、辨别科学真伪、促进交流沟通、还原自然真知
2020年2月2日和3日，刘实以实名通过有关渠道向中国领导提交了如下的关于疫情的观察思考和行动建议。
关于“新冠病毒”造成的“武汉肺炎”的一些观察思考和行动建议
刘实
中国党政最高领导：
我是原中国武汉医学院1978级卫生系学生，原同济医科大学1983级硕士生，1985级博士生，硕博研究师从中国公共卫生学泰斗蔡宏道教授，专业研究方向为环境微生物学。1987年赴美留学继续从事环境微生物以及微生物致病性分子生物学的实验室研究。1993年获得美国俄克拉何马大学博士后曾在世界著名的橡树岭国家实验实从事博士后研究，研究结果发表于美国《科学》杂志。2002年至今以美国联邦雇员身份任职于美国国家环保局，从事环境污染对人群健康危害的研究。业余时间从事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的基础研究，其世界领先的“细胞生殖”发现于1999年以中、英文同时发表于《中国科学》，被认为是生命科学可以与DNA双螺旋结构发现比肩的重大生命科学发现。
上篇：观察思考
2019年12月30日我第一次看到武汉市卫健委的一个通知，其中提到武汉发生“不明原因肺炎”。当即我就在一微信群提醒过去负责湖北省疾控中心的老同学：会不会是“傻死”（考虑到网监可能对反映疫情的言论进行“舆情”控制，使用了这个隐晦的“创新”名词）。之后从不同渠道看到“武汉肺炎”的快速流行，但却没有看到有关部门采取任何应该及时采取的公共卫生防疫措施，甚至于还看到及时反映病情的多名医生被当成“造谣”的“市民”给与制裁，当即感到这种“舆情”严控可能导致疫情失控。
果不然，对于疫情实际情况的消息封锁，不仅造成有关部门无法开展早就应当开展的控制大规模传染病流行的公共卫生措施，而且还造成医疗系统不能及时准备面对无法回避的大量病人的救治要求而形成的混乱，更使得习惯于“冷处理”的有关部门官员可以“懒政”来躲避一场重大瘟疫流行的责任。
但是，纸是保不住火的！“懒政”的“冷处理”解决不了瘟疫的流行，“舆情”的严控更助虐了瘟疫的失控！“武汉肺炎”不仅走遍中国、而且波及世界。这场“新冠瘟疫”不仅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生命危害、给中国国家带来经济重创，也给世界留下一个难忘的不良记忆。
从技术层面讲，中国疾控中心应为本次瘟疫的大流行负重要责任，有关人员为抢发顶尖杂志论文而拖延实施必须早就实施的疾病流行控制措施使得整个防疫工作处于一种被动应战但却不得不挨打的不利且悲惨的局面，而“舆情”的严控也使得整个社会无法对应该采取的公共卫生措施给与理解和支持，甚至于造成民众的恐慌和不安，给医疗卫生部门的正常有序救治造成不应有的压力和障碍。
不过，现在还不是对这次(很大程度上人为的)瘟疫大流行进行各种(必要的!)追责的时候。大敌当前，更重要的是对现在的战场形势有个基本正确的判断，从而制定出一套符合实际的战役方案并采取有效的战术行动。
而且，鉴于时间紧迫，中国各级领导尤其是高级领导非常繁忙，我也不像写科学论文那样搞什么“八股”格式、进行繁琐的举证、细致的推理分析。我直接将（根据超一流的科学知识）得出的直感和预测报告给你们，并以真爱人民的高尚情怀斗胆提出一些可能与现行政策不同但为人民服务效果更好的措施。
我的基本公共卫生知识给我的直感：
- 本次瘟疫的起始很大程度上是生态环境改变和人群不良饮食习惯造成的。这种生态环境的改变造成了的野生动物的重新分布，尤其是受某些环境的变化而分布到与人群有近距离甚至于可密切接触的地域。而一些携带病毒的野生动物或人类扩展繁殖的一些动物不仅有机会感染人类，而且这种感染的机会被某些人群喜食野生动物的不良习惯大大增加。
- 环境条件例如气温、湿度等的季节性变化不仅在冬季给病毒在环境中的生存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也给人类造成了易感性的增加，因为寒冷冬季是人机体抵抗力比较薄弱的阶段，尤其是生活条件不好的人群冬季更是雪上加霜。
- 冬季节日期间“舌尖上的中国”更是野味不断，因此被携带病毒的野生动物感染的机会大大增加，而此时体弱者中毒发病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大，冬季更多的室内人际交流，特别是各种聚会活动更为病毒在人群的扩散创造了机会。
我的判断：此次“武汉肺炎”或许不仅仅是武汉一地单点爆发的一种“新冠病毒”的流行，而可能是中国多地实际存在的多点爆发的多种“新冠病毒”的流行。
因此，根据单一种“新冠病毒”由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一点导致“武汉肺炎”，并由“出逃”武汉的“湖北人”（包括在武汉工作但离开武汉的外地人）把那种新冠病毒播散全国的观点可能不符合实际情况。依据这一脱离实际而制定的战役策略和防疫措施未必真能及时有效地控制多种“新冠病毒”在中国大陆的“星火燎原”。
可是，我确实看到根据这一或许根本就不符合实际的疫情判断在指导疫情控制的实践，大到“粗鲁”（没有具体配套措施）的封城，小到必须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才可怀疑“新冠病毒”感染，必须有某一种“新冠病毒”的试剂盒反应阳性才可确诊为“新冠肺炎”。但是，如果不只一种“新冠病毒”由野生动物突破了人类的防线，不同种“新冠病毒”从多处对人类发起了攻击，那么根据“单种病毒单点爆发”制定的防疫战略，根据“单种病毒特异反应”设计的试剂盒能够包括应该被收治的各种新冠病毒感染的病人吗？已在中国大陆多地“星火燎原”的瘟疫可以被牺牲一座城市而彻底遏制吗?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不能！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如果中国党政领导愿意倾听我的科学真知和肺腑之言，我可为广大中国人民无保留的奉献我的智慧。如果认为这个报告也是一种“谣言”，那么我还是把精力放在救援被“新冠病毒”肆虐的中国人民身上，特别是援助那些冒生命危险救死扶伤的我的白衣天使同行同仁。
2020年2月2日
美国北卡家中
下篇：行动建议
在本案报告的上篇 （《观察思考》）中本人指出：“武汉肺炎”或许不仅仅是武汉一地单点爆发的一种“新冠病毒”的流行，而可能是中国多地实际存在的多点爆发的多种“新冠病毒”的流行。
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多点多源”的瘟疫大流行，应该怎么应战才可能以最小的代价夺取最大的胜利，或者更客观地说，以最合理有效的措施去减少瘟疫的伤害。
个人认为，这场抗瘟疫战役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组织实施。
- 战役指挥系统。
这场瘟疫已经造成全国性重大创伤而且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有必要以国家元首挂帅整个战役指挥系统。前段时间只是由国务院总理担任一个小组长来指挥面上的整体行动，现在看来力度还是不够。由于目前的局面还必须由军队力量直接接管一些地方的部门机构，因此身兼任国家军委主席的国家主席直接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力，宣布一些疫情重灾区为紧急状态，实行以军队为主体的临时管理状态是应该的。
- 作战实施机构。
从前一阶段的实际情况看，完全依赖或主要依靠地方政府机构来应对这个突发的严重疫情显然是效果不佳的（这里面的原因以后可以总结分析）。军队的介入给地方政府减轻了不少压力，但目前的介入还只是局部的、有限的，更缺乏与地方政府的协调沟通。这个各自为战的混乱局面应该得到及时的扭转，一种在紧急状态地区实行军政联合指挥的操作平台应当建立并公布于众、公开运行。
- 战略规划制定。
目前来看，最困难的是战略规划的制定，这是因为真正的疫情或许还没完全了解，疫情的发展态势和走向规模还没有可靠的估计。但是，认识上改变“单点单源”为基础的瘟疫爆发到“多点多源”为基础的瘟疫爆发对于制定更为稳妥的战略规划是有利的。其关键的地方在于，不再拘泥于武汉某一野味市场为单一的瘟疫起源地，不要以为封锁了武汉或与武汉邻近的湖北各地就可控制整个中国不同地区的疫情。同理，追踪并隔离了所有从武汉“逃离”的“湖北人”或许并不可能杜绝外地自生疫情的爆发。因此，整个中国一盘棋的防治此次瘟疫流行的基本战略应当是视所有喜食野味的地方均为可能的传染源发生地，对任何没有“武汉经历”的具有“武汉肺炎”临床表现的病人都按“新冠病毒”感染对待，即使其对已有的检测一种“新冠病毒”的试剂盒反应为阴性。或许这一战略思想过于“保守”，但一个全面稳重的战略比一个片面冒险的战略对于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而言，应当更为可取。
- 战术应用实施。
有了防疫“多点多源”疫情爆发的战略指导，各地实施疫情控制还应当采用合适的战术。以收治“新冠肺炎”病人为例，对于已经疫情失控的流行严重地区，及时建立新的专科医院集中收治确诊和疑似病人是迫在眉睫的任务，目前在武汉修建的“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或许还只能解决武汉部分病人的需求，应该做好建立更多类似医院的准备。武汉周边流行严重的地区也应及时建立一些专科医院或寻找替代场所作为医院。应用比较规范的专科医院集中收治病人是过去抗击萨斯的一个成功经验，在应对“新冠肺炎”也应发挥主力军作用。抽调训练有素的医护人员到隔离防护措施应当比较健全的专科医院治疗集中起来的同类病人比让病人到分散于各地的综合性医院就医不仅是性价比最好的一种选择，也是对社会危害最小的一种选择。
对于疫情还没爆发但有爆发苗头的地区，地方政府应当做好一旦疫情爆发就可立即应对的各种准备，尤其是可能需要的专科医院的准备，再不能出现“武汉会战”那样的措手不及、混乱作战。
上面只是从瘟疫战的组织层面进行了一些笼统的说明，下面就一些专业或行业在抗击瘟疫中的操作提些具体的建议：
- 中国卫健委及其下属机构。
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卫健委及其下属机构在瘟疫防控中的作用似乎还不太明确，好像只是从单纯的行政管理角度参与，没有执行多少业务操作。建议今后卫健委在这次瘟疫的战斗中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积极参与到不同方面的抗击瘟疫的战役中。个人认为，卫健委应在疾病科普上下真功夫、及时传播应对瘟疫的科学知识和民众可以利用的保护措施。卫健委还应参与社区在抗击瘟疫过程中的组织协调，掌握并报告民间的疫情实况。卫健委所属的卫生防疫部门应更加严格地管理食品卫生安全和垃圾废物的处置安全，控制不同的可能传染渠道。在专科医院集中救治确诊和疑似病人的同时，社区居家群体隔离防护的管理工作各级卫健委应发挥重要作用，以求最大程度减少易感人群暴露于新冠病毒，减少新增病人。
- 中国疾控中心及其下属机构。
中国疾控中心应该成为本次疫情监控的中枢。目前该中心完全没有发挥一个国家疾控中心应有的基本职能。但这种状况必须立即改变而且应该是从根本上实现改变。疾病控制中心的首要任务是控制疾病的流行，而不是为了发现一个大流行而等到流行发生后去做“回顾性研究”。国家疾控中心还应当是瘟疫信息发布的本职单位，应当具有及时掌握全国各地疫情的能力、随时向有关部门如实报告而不受任何处罚的权力，以及及时公告社会疫情实情的义务。可悲的是，中国疾控中心可以领衔在国外杂志以外文发表(在其眼皮底下流行起来的)新流行病的重磅论文，但在应当及时告知疫区政府和人民做好对应的防疫工作上却毫无本职工作的作为。这种严重的渎职是本次瘟疫得以大流行的一个关键因素，有关责任人应当立即下课听候处置，他们可以戴罪立功发挥其应有的专业才能，当绝对不能再委任行政管理重任继续实施错误操作。具体来讲，中国疾控中心目前除应当立即建立疫情上报下达的有效平台和窗口外，还应把“新冠病毒”诊断试剂盒的开发放在首要地位，以确保临床一线工作的需要。基于本次瘟疫流行可能是“多点多源”的考虑，中国疾控中心应注意发现导致“武汉肺炎”的不同病毒，同时与有关单位合作对环境样本开展不同“新冠病毒”的检测。如果发现不同地区的“新冠肺炎”可以是不同类型的“新冠病毒”导致，应当及时研发生产可以同时检查导致“新冠肺炎”的所有病毒的诊断试剂盒，避免假阴性病人的漏治、控制这类病人在疾病传播中继续发挥不该发生的作用。
- 临床医疗机构对“新冠肺炎”的诊断治疗。
本人注意到早期一些医院制定的“新冠肺炎”的诊断标准明确要求要有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暴露史。这种以“单点”而且是某一固定单点为流行病学特征而诊断“新冠肺炎”现在看来是肯定不对的。另外，临床医生已经发现具有典型“新冠肺炎” 临床表现和病理特征的病人被已有的“新冠病毒”试剂盒诊断为阴性。这给临床医生如何处理该类病人造成了迷茫。因此。在本次瘟疫“多点多源”可能性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有必要废除以“单点单源”为指导思想而建立的“新冠肺炎”诊断标准，在多种不同“新冠病毒”已被从病人体内发现但涵盖这些病毒的诊断试剂盒尚未开发出来的情况下，确立一些共同临床表现和基本病理特征为基础的诊断标准，力求宁可误诊也不漏诊。
对于“新冠肺炎”的治疗，应当抛弃各种固有的思想束缚，坚持以临床治疗实效为标准来评估不同的治疗手段。应当鼓励不同学术思想的贡献和交流，争取尽早开发或利用实际有效的治疗“新冠肺炎”的各种药物。
- 变“舆情”控制平台为疫情通报平台，为控制疫情做贡献。
本次瘟疫之所以能够大流行，除了中国疾控中心的严重失职外，还有中国“舆情”控制机构的不当“尽职”。如果不是这个“舆情”控制机构对于人民群众从不同角落反映的真实疫情的严厉控制，中国疾控中心的渎职也许会被更早发现。如果不是武汉执法机构把反映真实情况的医生诬告成“造谣市民”而给予处罚，人民群众自发的防护和当地政府被迫采取的行动也会及时阻止疫情的蔓延。这种“舆情”严控、疫情失控的惨痛教训是该引起中国领导的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彻底改变。
本人可以例举亲生经历的事实证明某些执行“舆情”控制的网络交际平台不仅阻碍疫情的正常通报，而且还实际阻挡了中国最高领导的正能量传达。我发现我的文章中如果出现“习近平”和“总书记”的字眼，该文就会在保存过程中被提示“违法违规”，文章就不被允许发布。试问：这样的“舆情”控制到底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
不过，从这些经历中我体会到这些参与“舆情”控制的平台倒可以被马上利用起来进行疫情的有效通报和交流。但前提是不要再给人民的言论自由添堵，要善于利用高科技吸收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让人民群众发挥疫情通报员的作用。真有大数据分析的本事，还会怕数据中有什么不良信息？
- 鼓励科研人员及时以中文发表有关“新冠肺炎”的论文。
因为中国疾控中心等单位抢发论文而延误疾控，中国科技部发出通知要求有关研究机构“在疫情防控任务完成之前不应将精力放在论文发表上”。本人认为这种“一刀切”地阻止科研人员及时发表有关“新冠肺炎”论文的做法其实是不妥的。正确的做法是应当鼓励了解“新冠肺炎”的各类人员（包括“民科”）及时发表相关论文。同时应当明确规定：所有接受中国政府机构经费支持的研究必须首先以中文发表论文。这一措施的实施可以保证科研人员用中国纳说人的钱做的研究在最大程度上服务于纳税人的实际需要，同时也为中文科学杂志的崛起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最后，本人也注意到关于本次瘟疫病原体来源的不同说法。不过要明确哪种说法靠谱、事实真相如何，也是需要进行上述行动建议的一些操作。如果掌握了反映各疫区病原体的各方面的数据，病原体的来源是不难判断的。
2020年2月3日
美国北卡家中
【说明：本报告写作限于时间有限，无法对各项观察思考的产生提供数据支持，也没有对各项行动建议提供更多充分的理由。报告也不可能方方面面俱到，只是抓纲举目，期望能引发更深入的思考、更细致的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