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佳楠
插画：网络
母亲中风了，我一个星期后才知道。
她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母亲和女人。她没有把这事告诉亲戚们，因为她不想给大家添麻烦。她也没有告诉我的两个表兄，因为她觉得他们有小孩要照顾，自己都忙不过来。我是她的独生女儿，可连我她都没有告诉，因为她不想让我改变计划：在美国申请攻读博士学位，用英语写小说。她病情加重以后，我才知道了这件事。她没有及时去医院检查，去了后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所以留下了后遗症。医生告诉我，你母亲今后走路会有困难。走路有困难？她还不到60岁啊。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击倒了。母亲无私的奉献，她对我的呵护，使我感到母爱恩重如山。我打电话给两个表兄，他们告诉我不要回来：“即使你乘上了明天的飞机回来，你也派不上什么用场。”
既然不回去，那就在美国让远远的熟悉的人帮忙吧。我想让母亲去华山医院看专家门诊，这是上海最好的公立医院之一。可电话打过去后，被告知八月底之前预约已经都满了。我知道，只要医院里有熟人，这号还是能挂上的。在中国，一切都是靠“关系”，“走后门”运作的。
我应该可以有些关系，可是我没有利用。我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这可是一个名牌大学； 我的那些在大医院工作的校友们都已经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当年家里一个长辈要我在校期间结交一些“日后可派得上用场的朋友”。如果我听了他的话，活跃于校园的交际场所，我现在可以有一连串的熟人联系，可是我把他的话当耳边风。在大学里我结交的朋友都是和我志同道合，有着共同兴趣爱好的人。我惟一可以称之为朋友的人是我同寝室的室友扬茜。可是像我妈，我不想麻烦她，因为她怀孕了。而且我也不想让她面对同样的问题：我有派得上用场的朋友吗？
我还有一个可以建立关系的机会，可是我也错过了。大学毕业后，我在一家中学教文学。这是一所精英学校，我在那里当了五年老师。学校门槛很高，只有出身于有钱有势家庭的孩子才能进去，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有些同事有些过分，他们把所有家长的工作单位，职称，以及联系电话输入了电子报表，这些就是关系，今后可以派上用场。前任校长也喜欢吹嘘他和家长们的关系。有一次他在学校教职员工大会上说，“当我父亲需要做心脏手术的时候，我叫秘书在花名册中找一下，看看有没有家长在华山医院院长办公室工作，很快就找到了一个。” 可是在学校工作期间，我的业余时间都花在写小说上，不愿意也没有时间在课外去和家长们周旋。再说，对那个“利用学生”的想法我也很反感。现在我后悔了。
有一个追求我的男人想帮我。他问了我母亲的病情后，说他有一个中学同学是一个有名的心脏外科医生，让我和他联系。又说，“让我问问我读管理学院时认识的一个同学，他开发了一个软件，用于让病人在手机上和医生预约。“ 电话打了，可是等了两天，外科医生没有回音。男人沉默了，为自己派不上用场而感到丢脸。
当然，没有关系，有钱也行。考虑到我不在上海，我父亲也不会干家务活，最好让我母亲住进一家条件好的养老院。上海有很多很好的养老院，可是都很贵，我跟我妈提起这事，她一口回绝的。我是研究生，不赚什么钱。更糟糕的是，我是一个作家，也许今后永远不会赚什么大钱。我的父亲原先在一家国有企业工作。九十年代政府关闭一大批企业，导致几千万人失业，他是其中一个。从那之后，他找了一份保安工作，当门警，领最低工资。
在我母亲生病之前，我对中国人那种过份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思想嗤之以鼻。他们要保证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花力气。学位、工作、朋友和婚姻，所有这些在做选择时都必须考虑经济效益。“聪明些，找个会赚钱的男人，爱情是不能当饭吃的，” 我认识的人都这么跟我这么说。当年考大学选专业的时候，我成绩很好，家里的亲戚都来劝我读理科或者是财务专业，可是我不听，一定要选我喜欢的文学专业 。现在我能理解了。他们深喑世道，知道天有不测风云，生活的艰难，而这两个学位保证毕业后有一份稳定高薪的工作，或许给你一张通向无忧无虑的生活的门票。
我知道我不应该怪罪自己，要怪就怪这个社会。为什么治疗方案那么少？为什么教育资源那么有限？为什么就业机会那么少？为什么我们必须是富人，或者是要有关糸才能去享受基本的公共福利待遇？为什么我们要去苦心经营关系，拼命地去赚钱，而不是大家一起努力去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可是谈何容易，这将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而很多事情却不能等，于是我们就换种方式做事。举个例子，毒疫苗事件发生后，家长们忧心忡忡，可以他们没有去向政府施加压力，而是带他们的孩子去香港或者是其他国家接种疫苗。悲剧发生后，人们不是去同情牺性者，而是在网络上鄙视嘲笑他们：“这事发生在你身上是因为你是一个失败者；因为你没有关系；因为你没有足够的钱。” 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这种想法占了上风：如果我有钱，我的孩子就可以吃进口奶粉，而不是国产的毒奶粉；如果我有钱，我会把孩子送到好点的幼儿园，那些差的幼儿园会虐待孩子，强迫孩子脱光衣服，或者是用针扎他们；如果我有钱，我的孩子会成为美国公民，那里的疫苗是安全的。我们为了那些不应该惭愧的事感到惭愧不安，内疚自责。
我母亲也责备她自己，“为什么我要在这个时候生病？现在正是改变我女儿命运的关键时刻。” 上一次我和她视频对话，我告诉她我想给她买个轮椅。她说，“我不需要，我可以走路，只是走不稳，得慢慢走。” 我父亲出去给我母亲办事，我坚持要他乘出租车，可是他不听，在汗流浃背、闷热的夏天，他还是开着他的电动车在城里来来去去。
我母亲在手机的照相机镜头中微笑对我说，“不要管我，好好的在美国追求你的梦想。” 我知道我的眼泪是派不上用场的，我的承诺是派不上用场的，甚至我做的决定都是派不上用场的。不管我是选择回家照顾母亲，还是呆在美国实现自己的梦想，迟早我会后悔我的选择。我会骂自己没有勇气去接受另外一个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