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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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今天的腐败让人们重新认识文革。
TG建立了新中国，但’TG有来自白区地下斗争的和红区武装斗争的两个派系。
红区系传统是走发动群众底层路线，白区系走上层菁英路线，原因是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乃至社会关系的不同和白区红区环境不同的必然历史结果。
文革是走群众路线的打倒了走上层路线的菁英。文革工厂和农村基本运行，是城市机关瘫痪了。
后三十年是白区系压倒了红区系，走上层路线的压倒了走群众路线走底层路线的。
白区系和红区系都是需要的，要两条腿走路，缺一条腿就出问题。
白区系是文，红区系是武。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就是前三十年后三十年。TG离开群众是就没有力量，经济发展当然也离不开菁英层的操作。但是，中国政治体制是人民民主专政，是TG发动群众使得底层成为主导中国的政治力量。所谓共产党领导，在战争年代就是共产党发动群众启蒙群众让工农掌权。TG领导的政协体制就是菁英要服从底层民众意志。
文革证明，没有上层，工农掌权国家依然可以运行，虽然国家管理不尽人意。改开三十年证明，离开了底层，国家就变质，就腐败，底层就会重新回到旧社会，这是今天毛泽东热的原因，底层想念毛泽东。
TG是中国劳动人民的政党，以前直接说是工农的政党。其工作方式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上层接受底层领导，叫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中国的民主制度。中国的工农劳动人们通过TG执掌大权。毛泽东坚持的就是走群众路线，保障底层劳动人民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势力。经济发展可以走弯路，政治改革可以走弯路，只要是工农掌权，都可以尝试。
TG领导，不是指令性要民众服从，而是耐久解释启蒙觉悟使得社会运行成为民众自觉的行动。这不是统治阶级统治被统治阶级的国家形式，而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TG领导的国家发动群众，启蒙群众，耐心解释国家政策，让民众认清国家发展方向，让民众以自己的觉悟努力实现国家发展目标，赋与民众的生命以崇高的意义及当家做主的尊严。三十年改开，实际上是放弃了真正的TG的领导，因为抛弃了TG真实意义上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原则。三十年来学习了西方的人事权和财政权的管理，指令性政府管理，把TG最有效最基本的传家宝丢掉了，改开三十年的趋势，就是形成统治阶级统治被统治阶级的国家的趋势，而且有通过西方政治制度固化阶级的趋势，这是毛泽东要极力避免的。习不易帜，就是回归毛泽东路线，回归人民民主专政，要底层广大民众意志主导政权，上层以“为人民服务”接受底层意志领导操作国家运行。
不是说白区系主观意志不革命，不生产，不发展，不为中国着想，而是白区系人员的历史背景经济基础和地下工作方式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坚持中国的人民民主政治体制，不可能实践“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底层路线。党内必需由红区系主导才能保障民主，因为红区系是依靠农村底层力量发展起来的。
所以，TG的发展，一定是红区系为主白区系为辅佐，缺一不可，秩序不能颠倒。这就是解放后毛代表红区系和刘代表白区系的政府权力组合。后来刘架空毛，使得白区系占主导地位，而红区系落到服从地位，这违背了红白秩序，违背了TG本质，而刘控制的整套官僚体现使得毛难以扭转这种颠倒的政治格局，毛只得发动文革让红区系重新上台。刘邓陶路线，就是白区系压倒红区系路线，就是毛反对的路线。文革一开始的口号就是“把颠倒的世界在颠倒过来”。今天中国反腐败证明毛的担忧是合理的、证明红区系为主白区系为辅是合理的，证明毛发动文革是合理的。
－－－－作为参考，转贴一篇caoban的文章。因为引用的是跟帖，贴中的指称“你”是另外的网民－－－
1. 无论如何，中国历代开国领袖都大致面临两个最基本任务：第一，开国；第二，在建国中完成政权的和平转移。建国后，你所谓的“清洗战友”，很大程度就是为了政权的和平转移给下一代领导人，但这个人到1956年八大前后，从理论上看，并且从中共的制度安排来看，就不应当是刘了，而是至少要比毛小十岁以上的下一代某个或几位领导人。中共党内军内对毛本人都已彻底服了，但候任者是谁或该是谁看法不一致，各自都有想法，许多长期主政掌军的人也还有自己的人马班底。
这是个大问题，按理说应当，但根本无法靠选举、民主和程序来解决。问题所在，不光是大家都是打仗出来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死亡竞争中的获胜者，更重要的就是，毛一再指出且一直努力用党性和现代性予以纠正、弥补和规训的中国革命的特点，是优点但也是弱点——“中国革命是中共领导下的农民革命”。这个农民革命很重要，它不可避免带有农民的印记。包括一进城一当官一掌权就容易腐败，这一点直到今天都仍然屡见不鲜，甚至更加显著了，包括台湾的陈水扁都算是例子；但更重要的是农民的生活缺乏组织纪律性，缺乏比较抽象的政治理想和信念，更喜欢跟人，而不是服从组织或路线，服从的组织和路线其实就是他信服的领导人的路线和组织；这种农民的实用主义同样是中国革命的好处，也是中国革命的弱点。这一点在当时各路大军中的口号中都有反映：每个部队都有自己的“跟着某总就是胜利”的说法。毛从《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毛选的开篇之作）到之后的许多文章如古田会议决议，即《关于纠正党内若干错误思想》，等等都反复强调要纠正党内军内的这些问题。并且也确实有所纠正，党的战斗力有很大提高；而且在战争年代，由于有生死攸关的外部竞争，对日和对蒋，也由于各自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根据地，并在各自范围内都说一不二，因此个人在党内的地位以及各个宗派山头的问题还不严重，尽管这些问题已经屡屡出现。而建国后，大家都要整合在一起了，如何处理这些个人地位、山头问题，包括谁是未来党和国家的继承人，这就成了党内大问题了，许多人都想争，即使自己不想，其一大队部属也都会推着他们的代表人物，地方领袖，去争各种地位。
因此，一定要注意，建国后，一直到毛去世前，甚至他去世后的头几年，所有的党内斗争，问题的概括都是一样的，都是“一小撮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试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但你还真不要以为这是毛的判断错误，或是毛时代的公式化概括。毛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就证明这个判断一点不错：华国锋马上抓了“四人帮”；而邓在表示愿在华主席领导下做点工作之后，一年半就通过以胡耀邦等为主的一批亲信，以大量不实之词（可参看前年中央对华的一篇纪念文章中讲的事实与79年整华时的相关事实）批判华，终于成功改组了中央领导层，形成了以邓为核心的（这是10多年后他自己说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我完全支持华抓四人帮；也完全接受邓掌权，支持改革开放。但这不意味着，他们不是在，或是没有，争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毛对自己身后的问题，看得很清楚——若有谁说毛老糊涂的，其实更可能是他从来就没有清楚过！
但这就是毛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他不能不管的。请注意，这些人在竞争中产生的矛盾都不是针对毛本人，事实上所有的竞争者都尊敬他，无论谁接班，都肯定要打他这面大旗。如果仅从私心来看，毛似乎完全应当不管。但问题是，这会从根本上威胁甚至完全摧毁中共追求的事业，不错，你是开了国，但是，只要这个政权没能和平转移，还是要打仗，那么这个国家就等于没有建立，就可能是“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而诸多农民革命的领袖就可能变成张献忠，朱温这样的人。那毛和这个党的事业就等于前功尽弃。
无论于公于私，因此，这都是毛不可能允许的，不能容忍的。必须削藩。建国后，52年，五马进京，以充实中央机构为名，取消各大行政区，就是为了防止割据的出现（这一点梁漱溟在其回忆录中都看得很清楚）。但很快，就是我们知道的，53年，红区系统的人，打仗出来的人，首先是高、饶，间接地还有彭、林，不服刘和以48-49年的华北人民政府为班底（主要是刘的人，包括薄一波、安子文等）组建的中央政府。为了避免党的分裂，加强党内团结，毛是支持刘的，但对处理不当，导致高的自杀，也是很有意见的。
1958年，毛泽东写信给秘书田家英，认为贾谊的《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值得一读，只是其中论太子（培养接班人）一节近于迂腐。《治安策》说的就是如何防止地方势力做大，如何维护国家统一。毛也还多次以各种方式讲到，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而这个派都是可能分裂的派，不是一般的派。
后来的诸多问题，诸多运动，其实都与此有关。这就要讲彭总了。尽管彭总只是其中之一，甚至不是最重要的之一。
2. 彭总庐山会议上发难是针对谁？许多人都傻傻地以为，是对着毛；一些明白人也装傻，揣着明白装糊涂；因此毛就被骂的要死。其实不是。他的信是写给毛的，指责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病，批评相当直接，尖锐。但想想，会有谁这么在政治上批评主席的吗——即便是彭德怀？他显然是批评的是其他人。彭后来也抱怨说，我只是写给你（主席）看的，你为什么要批转全体中央委员（大意如此）。从彭信中的直言来看，从八大之后中央已经分为一线和二线，中央已经由刘邓实际主持工作来看，以及从毛当时已经采取并且彭也知道的一系列反浮夸措施（尽管后来看还很不够）试图解决问题来看，我认为，更合理的解释是，彭希望或是要求毛出来解决问题，他的批评才那么直接，并且才会上升到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高度。但问题是彭希望毛出来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是事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但若说是“事”，中央当时已经在着手解决；因此，在毛看来，在中央其他高层看来，从彭信中透露出来的，似乎或就是要解决人的问题——刘当时在中央一线负责，也刚刚（当年4月）接任了毛的国家主席职务。
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理解，为什么，在庐山会议上，毛会对彭和中央委员会说：你61了，我也66了，我要准备后事了（请看李锐的回忆录）；会说：（有些）“常委都怕你”（当时常委是7人，毛周朱不可能怕，陈和林当时基本是与世无争，也谈不上怕，因此真正可能有点怕——更准确地说，也许是忌惮——彭的，估计就是当时在一线的刘和邓，尤其是从未掌过军权的刘）；才能理解聂荣臻和叶剑英流泪劝说彭：“主席在你都这样，主席不在了，谁管得了你呀”（这都见于李锐——仇恨毛的右派——的回忆录）。黄克诚也曾回忆早前就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
由此，也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对彭说了一句，如果不了解前后的背景，似乎很不着调的话：“与其你篡党，不如我篡党”；也才可以理解62年7000人大会上刘说庐山会议反右倾谁都可以平反，唯有彭不能，并明确说因为彭是和高饶一伙的（请看杨尚昆的回忆录）。相比之下，反倒是毛65年在请彭出任三线副总指挥时说了句公道话：“也许真理在你那边”，没人能说出这个“真理”究竟是指什么，除了大跃进的问题外，我甚至认为，也许还包括毛认可了彭对刘的看法。
因此，59年庐山会议，如果说“清洗”了彭，主要是在党内高层看来，彭的行动完全是针对刘来的，你彭一向是主管军事，也只管军事，现在突然干政，并要求主席出山，这实在令人可疑；这不是说你彭指出的问题是假的，错了，不对等，甚至恰恰因为你指出的问题是真的，对的，是有理由挑战这个中央领导的，并且引发了中央委员会的纷争，党内可能因此分裂，这才是大问题。这可以说是中共内的军队红区系统对白区系统的又一次挑战。
若说清理彭，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必须考虑。彭是不大按常理出牌的人，历史上看，一直是党性不算很强，但个性更强的人。这样的人直率，但并非真的是没有完全没有心计的人，不但容易做事过火，甚至会下手特别狠，而当时还掌握军权，这就会让党内所有人都得小心，“政治局常委都怕你”——怕一个委员，为什么？因为他掌握军队。最典型的，令人不可能忘记的是，井冈山时期，朱毛下山打仗去了，让他和原来当地的绿林人物、已加入红军的王佐和袁文才共同守山头，叮嘱他要团结；但彭不放心王和袁，但在毫无任何证据表明王、袁二人有叛变嫌疑的情况下，以请吃饭为名，将王袁二人杀了；这令朱毛痛惜不已。对同志都能用这种手段的人，一定是非常可怕的，没法子不怕，何况，自朝鲜战争后，彭一直实际掌握军权。
如果光是历史，也还好说，现实是，自实际主政军队以来，彭因长期主政一方，说一不二，很难同军队来自各路系统各个山头的的高级将领合作共事；事实上，问题已经不是难共事，而是一直整人，整刘伯承，肖克，粟裕等人，你把2野、3野和二方面军的头头都整了，你得罪了多少将帅？你用与你关系密切的黄克诚当军委秘书长把粟裕这个总参谋长架空了；训练总监部（仅次于总参）那边刘伯承、叶剑英、萧克、李达、周士第、彭绍辉、郭天民、张宗逊这些部长和副部长，分别来自各个山头，刘、肖、李被打成反党（反彭德怀）集团，彭只相信自己在西北时的老部下张宗逊（张又侠他爸），其他各野的人你都不信，你这会让人怎么想？你让刘伯承这样厚道无争的人，这样的全军都尊重的人，公开检讨，全军的高级将领都不服的。
不仅如此，邱会作在其回忆录中曾记录，彭德怀骂周总理，对周发脾气，骂总理“像狗婆一样”，“周恩来在党内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个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已”；你连周这么厚道的人你都骂，还骂得那么难听，乃至于庐山会议上要操毛泽东的娘，毛也只能说要“满足彭的操娘愿望”。
这并不是说彭是个坏人，事实上，彭是个很不错的人，但这还是足以证明他身上农民习气太重了；这也间接证明了我前面提及的，这个党的、这个革命的农民习气都太重了。今天我们可以赞美中共，也可以赞美彭刚直不阿，一身正气，但一定要知道，他身上的这种前现代性，这种农民习气，这种桀骜不驯，敢想敢干，想起来什么是什么，什么东西干了就干了，干完了，觉得不对认个错以为就过去了，战争年代也就算了，和平年代，尤其在最高层，就不行了，弄不好就会出大麻烦的。想想，主席身后，万一他看不惯刘或邓或任何其他人，又重新想起来请人吃饭怎么办？！政治是必须往坏里打算，往好里争取。
而且，就在此前两年，在苏共党内高层政治斗争中，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就直接调动军队，帮助已经败了的赫鲁晓夫在政治上翻了盘。这件事自然引发了中共高层，包括毛，但显然不限于毛，的警觉。因此，1958年5月，毛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就提出“要准备对付党的分裂”，养病几年的林彪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党内职位高于彭。
回头看，彭批评大跃进无疑是正确的，他个人也可以说是忠心耿耿的，热爱人民的，甚至他身上的农民习气换一种说法就是永葆劳动人民的朴实本色恩或农家本色等等。但千万不要因为对彭的这些结论就可以得出结论，其他人和采取的措施都在绝对意义上错了。不要以为换一种褒义的表达，那个问题就不是问题，就是优点了；这类表达“欺骗”了无数的人。历史并不那么简单。
还必须说，我认为，当时党内高层都清楚庐山会议究竟是为了什么要批彭德怀，即便有人刚开始不一定清楚，后来也都清楚了。也知道彭德怀说的问题不错，但又都基本认为彭是借题发挥，有所指的，也正是看到了党内分裂的危险，中央委员们才会支持毛，并不像人们想象的，中央委员们都仅仅是迷信毛，没有自己的脑子。但多少年过去后，现在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毛身上了，知情人都不敢出来说话，都是赞扬彭忠诚，坚定，把问题的复杂性都简单化了，就变成了一个好人（彭）被一个坏人（毛）带领一帮傻瓜（中央委员）们整了。邓等当年的过来人也不出来把事情说清，让毛把各种罪名都承担了，而好处都自己得了（邓等人成功掌权了），甚至是中国社会和百姓得了（避免了战乱）。坦白地说，这样做人真的很是不厚道的！
3. 怎么看，刘少奇呢？刘可以说是中共为自身最高领导准备的一个备用胎，在战争年代，这是必须的，否则一旦毛出了意外，群龙无首，就是大问题；同时刘也代表了白区的力量。因此，这就是后来高饶找到陈云、邓小平，想拱掉刘时，他们当中谁说的，好像是陈云，大意是，刘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这个话的意思其实很清楚，一是陈云不认为高的话一点道理都没有；二是既便刘不合适，也必须对这一历史事实给予适度或足够的尊重，这是全党的事。陈云是有原则的。
为什么会不合适了？因为，解放后，这个备用胎，慢慢地，并越来越失去了意义了。因为最高层的安全问题不再是明显的威胁，而随着中共最高领导层的年龄增长，备用胎的问题现在变成了接班人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看似相近，其实根本不同——备用胎年龄最好相近，而接班人的年龄则必须拉开较大距离。毛刘周朱都是19世纪的人，尽管毛刘相差5岁，但仍属于同一代领袖，而接班人至少原则上必须是、只能是20世纪出生的人，比毛至少要年轻约10岁，这样党和国家才能避免因领导人年龄相近频繁更替而出现政治动荡甚至政治灾难。这一点其实党内高层基本都明白，例如邓小平得知粉碎四人帮后给华国锋写信就说“就［你华国锋的］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因此，这一点在八大之前就有了影子，有了邓（1904），53年就到中央当秘书长，56年改为总书记，还有陈云（1905），林彪（1907），以及刘少奇看重的彭真（1902）等，尽管彭真没能进常委。但问题是如何将备用胎成功转换成接班人的规划摆不平，出了问题。
首先，刘不愿下，似乎希望自己从备用胎直接转为接班人。因为刘不算年轻，但也不算太大。但最主要的是刘手下的人不愿下，一个劲推刘；刘也偏重用他的来自白区系统的干部，主要是彭真，薄一波，安子文，林枫，刘宁一、刘澜涛、杨尚昆等人。这就一再引发了中共党内根据地和军队系统的人不满，因此先有了高饶（饶原来也是刘的人，刘扶植起来，打陈毅的；但建国后，中央政府以华北人民政府为班底，饶在其中没位置，因此饶转向了），然后就是彭德怀。刘的问题是军队系统没有的得力人手，但据邱会作回忆录，刘拉上了罗瑞卿，说是允诺罗当国防部长，取代林彪。有没有这个允诺，实在不好说，但罗从1959年之后，就同刘少奇走得很近，甚至太近，是党内军内都很清楚的。
这就引发了军队系统更深的不满和怀疑。中共一向都说1956年的八大开得很好。我也一直相信，但看了《邱会作回忆录》，才知道，党内的军队系统，特别是井冈山、一方面军，四野的人不这么看，他们私下谈论是刘把所有位置都安排了他的人（大意）。邱的这种看法代表的是整个军队系统的看法，尤其是党内军内实力最强大的井冈山，红一方面军，四野这个系统，林彪这一系，或称之为毛的嫡系。因为有毛压着，他们不像高、彭那样直接跳出来，算是给中央和毛留一个面子。但毛百年之后呢？他们是非常瞧不起红一方面军出身的罗的行为。再想想毛的话：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
因此，文革可以说不可避免。今天大家都说是毛发动了文革，也不错。但这个火是迟早会烧的，即便毛当时压住了，毛死后，一定会有麻烦的。不用细心，你就可以看到，文革初期，所有的显著上升和活跃的政治人物都是这个井冈山、红一方面军、四野系统的人，军委办事处里全是，中央起初取代邓小平位置的陶铸也是，文革初期的杨成武等人还是。罗瑞卿则是被当做“叛徒”被整了，毛想保罗一下，林都以沉默拒绝了。因此也可以理解罗自杀，摔断了腿，毛派的叶剑英和邓小平都没多少同情，叶写诗称“将军一跳声名裂”，邓戏称其跳了“冰棍”（直上直下的跳水），这令多少年后罗瑞卿的女儿点点仍然对叶和邓的话耿耿于怀。
这就是中共当时的一个政治现实。中共尽管用马列主义、党纪来整顿党，提高党性，也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但农民革命的影子始终存在，难以避免。完全的不看人也不跟人的政治，或法治，还不可能。
毛的问题因此是怎么办？留下一个看似平和的格局，他死后就天下大乱？还是把这些难题逐一解决？但一定会背上多年骂名，什么兔死狗烹，可以同患难不可共富贵，以及清除战友的说法。包括全面削弱林彪的势力，这其实是毛的嫡系，因此引发林彪事件。但如果不削除林彪的势力，留下的会是一个军政府，就算领导人年轻一些，但治国的能力可疑。
即便如此，邓二次复出时，毛还问过邓，自己死后会如何，邓说会天下大乱，因此毛才决定八大军区司令调动，不准带人，不再兼职地方，并立即服从命令听指挥，还有就是让邓在军内搞整顿。
注意，毛在建国之后最打压的力量其实是党内最大的力量，他从井冈山时期塑造的力量，军队和根据地的力量。高，就不说了；从59年彭，65年的罗，71年的林，井冈山起家红一方面军的三个最主要代表将帅下去了；除了先后去世的，其他先后因此出局的重要高级将领还有杨成武、黄永胜等。因此，当毛去世时，留在最重要军事岗位上的将领，反倒是当年四方面军的将领，是邓小平指挥过的，如陈锡联，许世友，杨勇，秦基伟，以及后来的刘华清等地位稍低的；乃至我很怀疑，毛是否仍然或一直属意邓，否则为什么一直保留邓的党籍，同时又让邓稍稍远离这种政治斗争。
而且，请注意邓当政之后，刘少奇的亲信人物，都恢复了名誉，也安排不低的职位，但没有一个进了邓的最核心层，包括彭真当人大委员长杨尚昆当国家主席都没进政治局常委。因此，邓从来不是，一直也不是刘少奇系统的；邓其实一直是毛的真正亲信，历史上被毛派去刘伯承领导的四方面军那里当监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淮海战役前委书记（尽管仗他并没打多少），处理高饶问题，建国后马上到中央实际主管党务，并且鉴于国务院的工作是要请示书记处的，因此邓实际管的事也包括了政府事务，换言之，周总理是要向他打报告的。毛因此1959年就公开讲，“我是正帅，邓是副帅”。尽管邓的儿子在文革中受重伤，但那是群众运动中受的伤，邓本人和其他家人在文革中没有受过什么苦，甚至邓没有挨过批斗——我至今没找到一张邓挨红卫兵或其他人批斗的照片。而林彪一死（71年9·13），毛就临时决定出席陈毅追悼会（上，1972年1月10号），但参会中的最大的事就是对陈毅妻子和孩子说，要让邓出来工作，周当时就告诉陈昊苏等要把这个消息向外散开，向全党和社会透出邓要出来的风。
4. 最后，说说用江青和张春桥等人。
如果回顾历史，我觉得，毛很可能恰恰就是要用这两个没有政治根基的人作为鹰犬来解决前面分析的中共高层面临的政治难题。毛面对这些问题其实邓都明白（毛死后会“天下大乱”，华国锋当政可能会有“15甚至20年的政治稳定”），有些问题可以让邓来做，邓也有能力做；但有些，恰恰不能让邓来做，做了，邓就一定完了。这些事就必须让一些来自更下层的没有自己队伍的野心家来做，只有他们才可能无所顾忌，急于打破这个已经开始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官僚体制，并且因为他们的不择手段才能打破。但他们最终没有实权，没有形成自己的从上到下的派系，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很容易摆平的，不会有太多牵连。
这种情况在文革中其实已经有过一次了，这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林（杰）等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这批人文革开始时，都红的发紫；但仅仅三年，当刘少奇下去后，这些人就都下去了，接着70年，陈伯达也下去了；只剩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即便他们三个加上王洪文都进了政治局，甚至两位常委，但这些人一直没有实权，除了在上海外，没有他们自己的力量。所以，毛早就说过，自己死后，江青一定会同其他人闹翻——毛是预测到江等人的命运的。事实上，四人帮这个概念就是毛75年说出来的。
注意，中共党内的人，只要没有帮派的人，哪怕与毛意见再不一致，也不会出问题。陈云是典型，陈多年来一直不赞同毛的许多主张，7000人大会上，毛点名让他讲话，他都不讲，但没事。陈毅，叶剑英在文革问题上也同毛对着干，但也没事。粟裕解放后被彭整了之后，离开军队，也没事。与此类似的还有其他一些有影响的高层人物，例如叶，聂等。
还有一点，所有这些挨整的人都是靠近核心的相对“年轻人”。朱老总，董老，林伯渠，刘伯承，等党内军内重量级人物，只要年龄足够大（事实上刘伯承仅比毛大一岁），就没有什么事。为什么？因此并不存在你说的“清理战友”的问题。如果真的是清理战友，就一定不限于这些相对年轻的人（彭德怀小主席5岁），换言之，一定是不论年龄的而只论战友。
说了这么多，其实都是常识。不为别的，只是想说，你说别人是“恶心文章”是非常过分的；而你说毛“清理战友”，“疯狂打击”，“建国后脱离实际、脱离人民”，“非常疯狂的空想，非常非常疯狂的空想”，“浩劫，时间长达近20年”，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疯狂的胡言乱语。至于你“所幸中国共产党自我矫正的机制仍在……等毛驾鹤西去，这个党才再一次能够转变为一个与新时代相适应、能发挥应有的领导作用和坚强柱石的作用”则完全为某些人贪天之功为己有添砖加瓦，评功摆好，完全否认了前人，成功者和失败者，得益者或失利者，为这个国家的复兴以各种方式所做的贡献，这种奉承当下的言辞实在有点令人恶心，即便你无此用心，但因为你完全不顾历史，也还是在吹牛拍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