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革洞因》十四（崇新岳 百思峰 ）

评：彭德怀的悲剧

　　（1）

　　彭德怀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只是因为给毛泽东提了一些不同意见，就被打成反党集团，被罢官，文革后又被关进监狱，成为新中国最大的冤案之一。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彭德怀的悲剧呢？最典型的看法，是把彭德怀的遭遇，归咎于毛泽东个人的原因，认为毛泽东没有接受批评意见的雅量，说的更严重一些，是毛泽东“爱整人”，对不听话的人就要打倒。这样简单化的原因分析，反映了中国大有市场的传统的“英雄历史观”:把重大历史事件归因于某个英雄人物的人品、作风和智慧。

　　然而真正的历史并非这么简单。外国人研究历史时，更爱侧重于分析历史事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原因。这里我们试用外国的历史研究手法，来分析一下造成彭德怀悲剧的三大因素：社会原因、文化原因和个人原因。

　　首先分析造成彭德怀悲剧的社会原因。中国传统社会，或者说“旧社会”的最大特点是“官本位”。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体系有三个层次：皇帝，官吏、人民。皇帝是统治者，人民是被统治者，但皇帝并不直接统治人民，而是通过“官吏”这个中间阶层来间接地统治人民。这样，介于统治者皇帝和被统治者人民之间的官吏，就有一个双重的身份：他在皇帝面前，是被统治者，是皇帝的仆人；而他在人民面前，又是统治者，是人民的主人。

　　旧社会中国的官，与世界各国有很大的区别，具有特别突出的双重身份，“既是仆人，又是主人”。在皇帝面前，官的地位特别低，皇帝不高兴时想骂就骂，想打就打，甚至监禁、流放、杀头可以一句话决定，根本不需要任何法律，皇帝本身就代表法律，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官对皇帝，只能小心翼翼的服侍，不能让皇帝不高兴，更不能惹皇帝生气。惹皇帝生气本身就是一大罪过，叫做“冒犯罪”，这完全是中国的国粹。在皇帝面前，官连作人的起码尊严都没有，是仆人而不如仆人，简直就是奴隶。

　　相反，在人民面前，官的地位又特别的高，被称为“官大人”或“官老爷”。在旧中国的公堂上，官对人民也是想骂就骂，想打就打，尽管没有随便杀头的权力，但是关监狱还是随便的。人民在官面前，只能唯唯诺诺，根本不能争辩，更不能反驳。“草民”如果敢对“官”提出批评，同样也是“冒犯罪”，重责不饶。官对人民是“父母官”，是“大老爷”，权力比天大，比主人对仆人的权力还要大。

　　（2）

　　中国官吏生活在“双重人格”中。在皇帝面前，官吏是匍伏在地、卑躬屈膝的仆人；到了人民面前，官吏又马上变成一个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主人。外国人看来，这种极端的“双重人格”之下生活的中国官吏，很容易患上重度的精神分裂症，事实上中国官吏对“双重人格”的身份都适应得很好。中国文化就是这么不可思议。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当面顶撞毛泽东，甚至对毛泽东说出“操娘”的粗话，这在古代就是“冒犯罪”。不管是你的意见是不是正确，只要冒犯了皇帝，那就是有罪，骂皇帝那更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庐山会议上，众高官批判彭德怀，并不是批判彭德怀所提意见的对否，而是批判彭德怀冒犯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犯上”的错误行为。

　　周恩来说：“彭德怀的骨头是犯上。”林彪说：“彭德怀不但对他的下级当儿子一样，随便骂，就是对上级，也很不尊重，可以说是傲上慢下。”陶铸说：“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的女人嫁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陶铸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我们一旦忠于毛主席，要像旧社会女人那样‘从一而终’，即使毛主席错了，我们也只有跟着毛主席错下去，决不能因为毛主席错了，就反对毛主席。”

　　中国是一个封建传统，或者叫“封建流毒”根深蒂固的国家。新中国在形式上虽然称共和，但“脱胎”并未“换骨”，至少在大家的心目中，依然把国家领导人看成是无冕的皇帝，国家领导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毛泽东被当成无冕的皇帝，毛泽东的尊严就被看成是绝不能冒犯的、皇帝式的尊严。彭德怀居然敢当面顶撞毛泽东，无视国家领导人神圣威严，这就让高级干部们无法容忍了，他们自觉地维护毛泽东的尊严，批判彭德怀“反对毛主席”的犯上行为。为什么“反对毛主席”就是犯罪呢？这就是历史上“犯上罪”的现代版。

　　因此，造成彭德怀悲剧的第一个原因，是他触及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底线：皇帝是不能批判的，至少是不能当面批判的。大臣若要给皇帝提意见，必须用最卑微的态度、最委婉的言辞、最含蓄的口气，这是中国人的常识。而彭德怀却是趾高气扬地给毛泽东提意见，这不仅让毛泽东本人接受不了，就是彭德怀的同事，党内的众高官们也接受不了。

　　其次再分析一下造成彭德怀悲剧的文化原因。彭德怀行为，因犯上而遭其同僚们的一致批判，但一般的人民大众，又非常赞赏和敬佩彭德怀敢于直言犯上的行为。这是为什么呢？

　　（3）

　　前面说到，中国的官具有“双重人格”，一方面要努力当好皇帝的仆人，另一方面又要尽力承当人民的主人。对于一个具体的官员来说，不得不面临两个选择：第一选择是把重心放在“当好皇帝的仆人”上，把服侍好皇帝视为最重要的工作；第二选择是把重心放在“当好人民的主人”上，把为民请命，保护人民的利益视为最重要的工作。

　　想当好“皇帝的仆人”的官吏，想方设法讨好皇帝，奉承谄媚，看皇帝的脸色说话，顺着皇帝的意思办事，被大众称为“奸臣”；想当好“人民的主人”的官吏，想方设法保护人民的利益，敢于为民请命，不怕惹皇帝生气，不怕激怒皇帝，甚至敢批评皇帝，被大众称为“忠臣”。把谄媚讨好皇帝的人说成坏人，称“奸臣”，其实有点冤枉了，因为仆人的职责就是不能让主人生气，一天到晚惹主人生气的仆人，绝对是不合格的。从皇帝和官吏的主仆关系来讲，“忠臣”是不合格的仆人。

　　但从官吏和人民的关系来讲，“奸臣”又是不合格的人民主人。有些官吏只顾讨好皇帝，不顾人民的死活，引发民怨民愤。典型的例子是北宋时代，宋徽宗喜欢奇石，宰相蔡京为了迎合皇帝的喜好，从全国各地搜罗奇石，大搞“花石纲”，引起民怨沸腾，引发梁山农民起义。因此，大众对于那些只顾讨好皇帝，不顾人民的死活的“奸臣”十分痛恨，对为民请命的“忠臣”则赞盼有加。

　　旧中国的体制下，皇帝通过官吏间接地统治人民，所以老百姓把皇帝看成是与自己无关的人，所谓“山高皇帝远”。老百姓与皇帝并没有感情，没见老百姓自发地为修建庙宇来纪念皇帝，可是老百姓自愿为忠臣修建纪念庙宇的例子就有很多。老百姓对直接管理和统治自己的“官”，是很有感情的：对公正廉洁的忠臣清官抱有自发的爱，对贪赃枉法的奸臣贪官则切肤的痛。

　　中国老百姓非常敬仰和崇拜忠臣，不仅为忠臣修建庙宇参拜，更有大量歌颂忠臣的文学作品，甚至在传统戏剧中，忠臣的角色涂成红脸，奸臣的角色涂成白脸，让观众一眼就分出忠臣和奸臣。但现实中的人，忠臣和奸臣绝不像“红脸”和“白脸”那么好区分，因为极端的忠臣和奸臣都是很少的，大部分人是介于忠臣和奸臣之间的“非忠非奸”之人。

　　毛泽东的属下，绝大部分人都很难划分是“忠”还是“奸”，但有两个极端的例子：一个是敢于当面给毛泽东提意见的彭德怀，按照中国的传统标准，应该是“忠臣”；另一个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林彪，按照中国的传统标准，应该是“奸臣”。彭德怀成为老百姓心目中不畏强权，为民请命的英雄人物，对他有各种赞誉之词：敢说真话，有正气，硬骨头，唯实不唯上，光明磊落，刚正不阿。

　　（4）

　　赞美彭德怀这样的忠臣，是中国文化独有的。可是在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并没有人欣赏彭德怀这样为民请命的忠臣。西方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中，绝没有彭德怀这样的忠臣。在外国人看来，如果一个社会到了对领导人提一点不同的意见，就要被开除革职，甚至被监禁、杀头的地步，那么肯定是这个社会体制本身出问题了。所以西方人认为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不是冒死给皇帝提意见，而是设法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社会体制。

　　彭德怀给毛泽东提意见，只是想改变毛泽东个人的想法和做法，并没有想改变这个体制。这就像忠臣给皇帝进谏，并不是想推翻皇帝的职位，而是维护这种体制的方式表现。忠臣冒死给皇帝进谏，只是希望皇帝变好一些，对人民宽厚一点，从而使封建帝王的体制更加巩固。文革中有一种“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论点，也就是这样的思想。但这种思想在中国老百姓中却没有市场，老百姓还是欣赏“文死谏，武死战”的愚忠。

　　西方国家的老百姓，不喜欢也不需要“为民作主”的清官，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希望有人来“为他们作主”，他们崇尚的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可是中国的老百姓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没有自己拯救自己的想法，只是盼着“清官大老爷”来拯救自己，期待“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一个大救星”。有人认为中国老百姓的这种传统思想，代表了中国文化最深层的“糟粕”，但也有相反的意见，认为这种思想正是中华文明的精华和根基。

　　不论中国老百姓“盼清官”的思想是好是坏，在中国老百姓的期盼下，在中国的官吏中也相应地产生出一种“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红薯”的责任感，认为一个人一旦当了官，就有“为民作主，为民请愿，为民谋幸福”的责任和义务。海瑞这样的官，就是在这种责任感和义务感的召唤下，奋不顾身地站出来给皇帝提意见，结果落一个罢官的下场。

　　同样，造成彭德怀悲剧的第二个原因，也在于这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原因。1958年底，身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去湖南平江考察，看到那里的老百姓生活还是很艰苦。当时一位负伤致残的红军老战士，悄悄递给彭德怀一张纸条。彭德怀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彭德怀郑重地把这张纸条夹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并写道：“这是群众多么沉痛的呼声！”这时彭德怀感到自己是当官的，有“为民请愿”的责任和义务。这这种责任感的感召下，彭德怀奋不顾身地站出来“我为人民鼓与呼”，造成了他的悲剧。

　　（5）

　　最后分析一下造成彭德怀悲剧的个人原因。毫无疑问，如果毛泽东是唐太宗，有纳谏和接受批评意见的雅量，那么彭德怀提意见也不会出现那样的悲剧结局。但世界上“人无完人”，中国几千年来的几百位帝王当中，有纳谏和接受批评雅量的，似乎也只有唐太宗一位，因此用一个“完人”的标准去要求毛泽东，并不是科学的态度。我们不妨做一个假设，假设彭德怀本人当了皇帝，他会有纳谏和接受批评的雅量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彭德怀以作风粗暴霸道而著名，动不动就骂人，听不得不同意见，绝不是一个讲民主的人。1959年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固然是一个冤案，自己是被害者；可是彭德怀本人也制造过冤案，他也曾经是加害者，彭德怀制造的最著名冤案就是“粟裕冤案”。

　　在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期间，他的直接下级是总参谋长粟裕大将。彭德怀对粟裕的态度蛮横霸道，比如粟裕在请示报告上写“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彭德怀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如果粟裕不写“彭副主席转呈”而直接上报中央，彭德怀又说：“怎么，你想越级告状？”刁蛮无常！

　　1958年5月至7月，彭德怀主持了长达两个月的军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上给粟裕强加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撤销了粟裕总参谋长的职务。粟裕的第一大罪状是“野心家，向党要权”，粟裕为了否认自己是野心家，举出他过去曾经把官位主动让给别人的事，彭德怀却蛮不讲理地说：“这正说明你阴险!”。粟裕第二大罪状是“里通外国”，只不过因为粟裕曾率领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就被彭德怀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可叹的是，就在一年后的1959年，彭德怀本人也被扣上同样的“里通外国”罪名，正是应验了冤冤相报的传说。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粟裕向党中央写了一封申诉信，信中说：“在总参工作期间，彭德怀同志对我专横跋扈、训斥谩骂，使我实在难以忍受；我在工作上同他有一些争论，他就牵强联系，混淆是非，给我扣上‘野心家’、‘阴险卑鄙’、‘里通外国’等莫须有的罪名，企图把我置于死地。…… 近二十多年来，党内民主生活很不正常，我一直克制自己，没有提过申诉。现在，我们党已经取得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历史上许多冤假错案已经陆续纠正。我迫切恳求中央能将彭德怀同志对我制造的冤案予以甄别，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批判，请求中央受理我的申诉。”

　　（6）

　　但粟裕1984年离开人世时，他的冤案还没有平反，直到1994年，才在报纸上间接地承认粟裕1958年受到了错误的批判。文革结束后，历史上的很多冤案都平反了，为什么粟裕大将的冤案得不到平反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如果粟裕平反了，那就是承认彭德怀本人也制造过冤案，有损于彭德怀的高大形象。因为那时各种媒体已经把彭德怀塑造成一个“为民请愿”的“高大全”的清官形象，为了维护彭德怀的形象，只好牺牲粟裕了。在并列的两个冤案中，毛泽东制造了彭德怀冤案，用实事求是平反了，毛泽东被贬；彭德怀制造了粟裕冤案，实事求是不灵了，保全了彭德怀。难免让我们读者疑惑：一个九千万党员的执政党，究竟是提倡实事求是，还是坚持以人划线？

　　彭德怀的性格其实跟毛泽东很相像，两人的作风一样霸道，如果彭德怀当了主席，他也不会有纳谏的雅量。有人说：那时如果是温文尔雅的周恩来当主席，彭德怀提意见就不会有悲剧结局了。问题是，彭德怀偏偏不喜欢周恩来这样温文尔雅的人，甚至看不起周恩来。彭德怀曾对周恩来说：“你们这些人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又说周恩来对毛泽东毕恭毕敬的态度是“驯服、没骨头”。周恩来在批彭德怀的时候反驳说：“驯服就是没有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

　　看来彭德怀这样的刚硬之人，非要毛泽东那样比他更刚硬的人，才能管得住，周恩来这样温文尔雅的人，大概是管不住彭德怀的。所以叶剑英元帅在批彭德怀的时候说：“主席还健在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能管得了你？”毛泽东本人也对彭德怀说：“我六十六岁，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

 

桀骜不驯的彭德怀

 

　　从上面一些事情来看，似乎彭德怀是一个蛮横霸道的人，但实际上彭德怀又有另外一面。尽管彭德怀对下级干部很少有笑脸，面孔常常是紧绷着，看见不顺眼的地方就要骂。但彭德怀对底层的士兵和百姓，却是亲切和蔼，有说有笑，从不骂他们，是一个“傲上怜下”的人。彭德怀在外地视察，遇到生活比较困难的群众，他常常会从口袋里掏出一些钱，塞到对方手里。1958年彭德怀在湖南视察时，看到一个生产大队的敬老院连褥单都没有，被子也破烂不堪，忍不住骂道：“这叫什么敬老院、幸福院！”彭德怀马上捐200元，给敬老院添置被褥。

　　由此可见，一个人的性格是非常复杂的，因此不能把彭德怀的悲剧，简单地归咎于个人的原因，而是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文化传统。如果不对中国传统的社会和文化进行改造，很难保证今后不再出现彭德怀式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