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海拾贝（22） 初上讲坛练硬笔

 

 22. 初上讲坛练硬笔

 

   我初进教师队伍，正逢教育系统轰轰烈烈落实毛泽东“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指示，传统的教育方式天翻地覆：“小学下放到生产大队办”的“侯王”建议，使握锄头的茧手掌起了文化教育的大印；“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斗大的字不识一升的老贫农坐镇学堂，左右了教育革命的路线和方向；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诗词代替了有“封资修（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嫌疑的旧教材，成了学生的必修课；认为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考试制度是对学生搞突然袭击，是把学生当敌人被彻底否定，强调“师生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取而代之的是察祖宗三代是否根正苗红的推荐制。

 

    我和其他教师不一样，对时刻悬在头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大帽子没有心理负担，只想在同龄人羡慕的岗位上早一点站稳脚跟。当时，不知道“革命”确切含义的小学生整天冲冲杀杀闹革命，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接连不断，从不以教课怎么样来评价教师。所以，新教师最怵的教课关没有给我压力。于是，我便把过剩的精力转移到与教育有关的兴趣和爱好上。

 

    字是教师的脸，教育界的同行都这样说。

 

    刚走进教师队伍时，左右结构的“数”字竟被我板书成上下结构，实在让人丢人现眼。我却自不量力，总认为自己的字写得还可以。有一次，我处理完作业后发现对面桌上一份上报的材料要誊写，就主动代劳认认真真地抄写了一遍。当我满心欢喜地将材料捧给领导时，拙劣的字迹让验收者大发雷霆。有人委婉的告诉他这是我自愿而为时，阴沉的脸色才开始转晴，赏赐我一个无可奈何的苦笑。这个干涩凝重的苦笑特写定格在领导脸上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对我触目惊心，让我振聋发聩，一定要练好硬笔的决心油然而生。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想学点本领并非易事。学写字离不开字帖，但国家发行有限的字帖都被“破四旧”运动付之一炬，我被逼就地取材，看谁的字漂亮就跟谁学，那个字好看就照着写，真可谓兼收并举，博采众长。我没能从基础的笔画和间架结构练起，也无幸明师高手的指点，更因我天赋有限，我的字至今仍不伦不类，难登大雅之堂。

 

    学写字全靠见缝插针。当时，早上的“天天读”雷打不动，学校的全体教师都要在这个时间内自带小凳集中在校园里学“毛选（毛泽东选集的缩略式）”或“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我就找领导视线的死角，用石子在地面上练字。这种原始的练字方式也有方便之处，且不说捡起砖头瓦块就是笔，遍地黄土皆为纸，来了兴趣“搭上鏊子就有馍”，只说字体可大可小，笔画可粗可细，自己周围写满了用脚一祛，便痕迹全无，从头再来，就让人兴趣盎然。

 

    “共产党的会多，国民党的税多。”这是当时的一句顺口溜，因将共产党教化民众与国民党搜刮民财相提并论多有不恭，故它只能私下流传，但当时的会议多，政治学习泛滥确是事实，这也给我练字提供了方便。那时的学习除早上外，其余的都在大办公室里正襟危坐，我就瞅准机会让练字见缝插针。有时准备个本子，来不及准备就摸出口袋里的手纸，没有手纸就抓学生的废作业本，或者利用废报纸的边角等就地取材。在难熬而又不得不熬的时间里，废纸的正面、反面、天上、地下、角角、落落，都让我倾注了无尽的希望。有很多次，政治学习的内容我似是而非，但写字有没有长进我却心知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