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门奇石
职业: 外科医生 业余爱好: 旅游, 文学, 京剧, 工作之余喜欢写些怀旧散文, 随笔
恨不相逢未娶时
婚姻是一座围城，
城外的人想进去，
城里的人想出来。——摘自《围城》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无论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杨绛先生写在钱钟书《围城》扉页的一句话
那是一次沉闷的旅行，说它沉闷，原因有三，其一是旅程时间长，要两天三夜，而且是慢车，每个小站都停；二是孤身一人，没有一个旅伴，真可谓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其三是上车时正赶上江南落花时节，阴雨连绵，从心里感到挺烦。车过徐州，下去一大批旅客，原来嘈杂拥挤的车厢清净了许多。我拿出一本书，看着看着，迷迷糊糊的睡着了。也不知过了多久，火车又停靠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上来一批旅客，他们肩挑手提，都带了不少行李，看样子像是农民，列车员吆喝着小心别把扁担戳到玻璃窗上。我对面的座位上也上来一位五十多岁的老伯，穿了一身灰黑色的旧中山装，头上扎着一块脏兮兮的白毛巾，说它“白”，也真是抬举了它，因为它实在是已经很黑的了；那脸也和毛巾一样，灰不拉几的，布满了深深的皱纹，两鬓斑白，颧骨高耸，只是那眼神，我觉得似曾相识。他把一个藤篮放到行旅架上，坐下朝我一笑算是打招呼。我打开书，低头继续看下去，但总觉得对面有双眼睛在端详我，于是我抬起头，朝他看，终于他惊喜地叫了出来：“**”，这熟悉的声音也终于使我认出了我的老同学张鹤龄，可无情的岁月对他产生了如此大的改变，要不是面对面坐着，那么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把面前这个农民“老大爷”与当年潇洒风流的翩翩少年联系起来。在“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开场白之后，我与他谈起那逝去的岁月。听着他讲述他那坎坷人生，令我嗟叹不巳；同时，回忆的闸门也被打开了。
这次火车上的不期而遇离我们从学校毕业各奔天涯已经二十六个年头了，那年他去火车站送我，列车徐徐开动了，他还站在月台上对我挥手的景象恍如昨日。他与我同宿舍，他睡上铺，我睡下铺（本来我睡上铺，他怕我睡相不好，会跌下来，就和我对调了一下）。虽然他只比我大三岁，却比我成熟得多，所以我把他当作大哥，他把我当作兄弟相待。当年我们每月要到学校农场劳动两天，我人小，没力气，步行到农场得一个多小时，早把我累得够呛，何况肩上还要扛着一百多斤重的担子，这对我实在是沉重的负担，于是每次他都把扛绳向他那边移，直至再移过去他就不能再走路为止。他这人多才多艺，对文学颇有造诣，常在报刊杂志发表一些散文、小说，得了稿费就请我们吃“高级饼”（困难年高价出售的糕点）。最让人歆羡的是他的文艺天才，尤其拉得一手好二胡。秋天的夜晚，皓月当空，银辉洒地，在宁静的校园里，婆娑的树影下，听他演奏那如怨如诉的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和“江河水”，不由得令人潸然泪下。虽说他生长在北方山区农村，却长得一表人才，所以很受班上女同学的青睐，特别是一位部队来的女同学，是部队高干子女，人很漂亮，瓜子脸，大眼睛，双眼皮，可惜皮肤稍黑些，班上一些好事的男同学送她一个雅号“黑牡丹”。就是这位女同学对他很有“意思”，据同学们推测，两人将来很有可能结为秦晋之好。我们班上的班长姓贲名白，平日为人很差，大家给他个诨名“笨伯”（这位老兄在读书方面也确实笨，但很会对老师溜须拍马），长得一副蠢猪样，居然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一厢情愿地追求起这位“黑牡丹”来。这女同学人长得漂亮，但也够泼辣的，有次在“笨伯”向她献殷勤时当场叫他下不去，恰巧给我看见，出于对我大哥的尊敬，我故意在旁边念苏东坡那首《蝶恋花》：“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这“笨伯”还直恭维我写得好，叫我抄下来给他；那黑牡丹柳眉倒竖，骂我“小鬼头，调皮”。虽然黑牡丹对张鹤龄情有独钟，不过据我的观察，张对她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曾对他说，人家一个高干子弟，人又长得那么漂亮，能看得上你真是你的福分，怎么还爱理不理的样子？他叹了口气，摸摸我的头说：“你不懂”，但不久我就懂了。一天，传达室通知他外边有人找，他出去后当天没有回来上课，晚上也没回来。第二天他给我们带回来好多地瓜、花生、红枣，大家吃得津津有味，可他却是闷闷不乐的样子，我也没去细问，只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他家里人送来的。星期六晚饭后，他约我出去走走，那是一个春风荡漾的晚上，银色的月光温柔地照耀着大地，树上的嫩叶在微风的吹拂下窃窃私语。一路上，他把他的身世详细地告诉了我。他的家乡很穷，却也出了一个举人，就是他的曾祖父，考中举人后家门口可以竖旗杆，所以他们那个村庄就叫“旗杆屯”。他父亲是小学教师，五八年被评为右派，一直郁郁不得志，所以把希望都寄托在这个独生子身上，起名鹤龄，有鹤立鸡群和长寿的意思，同时他还有个表字——“鹏飞”，希望他的儿子能象大鹏展翅飞翔。山区农村有早婚的习惯，十八岁就与比他大两岁的远房亲戚的女儿结了婚，还有了个女孩。那天就是他妻子来看他，他妻子是山里人，长得不好看，又没文化，他怕丢脸，安排她在旅馆里住了一宿就打发她回去了。这种事我在小说中见得多了，可怎么也没想到我这个英俊潇洒的同窗好友也摊上了这命运，真是“有情人难成眷属，人生不足今方信”。怪不得他教我唱京戏，第一出就是“四郎探母”，平常他也最喜欢哼“杨延辉，坐宫苑，自思自叹，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我好比笼中鸟展翅难飞……”
我们班上的同学都非常喜欢他，这倒不是因为困难年间他常常从家里带山乡的土特产给我们吃的缘故；他聪明好学，为人正派，又乐意助人，爱打抱不平。学校的食堂事务长，居然在同学们的口粮上打起了歪主意，蒸饭盒里的米总要被克扣一些，结果被他和班上的几个同学发现了，于是联合其他班上的同学大闹食堂，校方不得不把事务长免职。有个学期我生了场病，生病期间他对我细心照料，病好后我回家休养，返校后发现我一直很担心的课堂笔记都由他给我抄好了。
呜呜的汽笛声把我从回忆中拉回来，我望着面前的他，早年的风采巳荡然无存，人世的沧桑深深地烙刻在他脸上的皱纹里，他那不幸的遭遇令人扼腕不已。离开学校后，他在当地医院当医生，开始还不错，后来碰到一件事，他的噩运就开始了。那个医院的院长不学无术，品质又恶劣，与医院的女会计关系暧昧，也不知哪个人反映到了卫生局，局里派人来调查，院长怀疑是他反映的，于是处处给他作难。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因为他在当地已小有名气，于是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同那位“走资派”院长一起被批斗，那院长被批斗时为了立功就诬陷他多年来一直书写反动日记（他从高中时代就有记日记的习惯）。造反派看了他交出来的日记后，庆幸逮到了一个不满现实的“臭老九”，为了“为革命立新功”，于是断章取义，拼命上纲上线，罗织罪名，层层上报，竟然把他搞成了“现行反革命”，判刑七年。四人帮垮台后，他的问题总算得到了平反，却巳身心交瘁。在他“劳改”的那几年，他妻子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也不知怎么过下来的，两个大的是女孩子，没能念上书，都嫁给了当地的农民，儿子还小。我不无责备地对他说，为什么要生这么多孩子，他苦笑着说，因为头两个是女儿，农村里挺封建的，他又是独子，所以非得生个儿子传宗接代不可。说着说着，他的眼神渐渐黯淡下来，声音也越来越低。我问他毕业以后黑牡丹有没有与他联系过，他说来过一封信，寄来一张照片，照片后面还写了两句词：“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他把信与照片都珍藏着，不想有一天给妻子看到了，被她撕得粉碎，还与他大吵了一场，从此以后就杳如黄鹤，再无音讯了。他告诉我，半年来常感到上腹部饱胀不适，人很消瘦，在当地医院看了几次也没什么明确的诊断，这次是去北京301医院找他父亲当年的学生，这个学生参军后读了军医大学，分配在301医院工作，如今已是外科主任了。
火车减慢了速度，北京站到了，他给了我一个地址，久久握住我的手，最后提起藤篮下了车，我送他到月台上。车开了，他不住地向我挥手告别，直到他那瘦弱的身影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不想这一别，竟是永诀。大约是这次分手后的四个多月吧，有一天我收到一封信，信是他儿子写的，告诉我他的父亲已去世，父亲临终前要他把他的死讯告诉我。接到这个噩耗，令我唏嘘了好久，并立即从邮局汇去二百元钱。
鹤龄离我而去已整整十年了。每当回想起我的青年时代，这个同窗好友的音容笑貌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为他的早逝感到惋惜，为命运对他的不公而嗟叹。这么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不仅未能创造他辉煌的人生，反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岂不哀哉！
又：当年我曾为他作过一篇短短的祭文，现抄录如下，作为对他辞世十周年的纪念吧。
年月日，某闻汝丧之三日，衔哀致诚，略具薄奠，告慰君在天之灵。忆君当年，年少倜傥，风流蕴藉，任侠使气，诸同学咸以为必成大器者。惜乎命蹇运趸，遭谗身陷囹圄。冤狱虽平，复被病魔所侵，赍恨而殁，寡妻弱息，零丁悲苦，悲夫！
昔与君亲如手足，数十余载，未曾忘怀，君之风采，常留脑际，遽尔逝去，令余肝肠寸断。呜呼，言有穷而情不可终，君其知否？哀哉，尚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