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门奇石
职业: 外科医生 业余爱好: 旅游, 文学, 京剧, 工作之余喜欢写些怀旧散文, 随笔
阿金的过房爷姓沈，所以她的大名应该是沈阿金，但弄堂里的人都叫她“聋甏阿金”，有时干脆把“阿金”去掉，光叫“聋甏”，于是“聋甏”就成了阿金，阿金就叫“聋甏”；不过后来我才知道阿金并非真的是聋甏，只因儿时被过房娘一记耳光，使她一个耳朵的听力降低了些许，偶然人家喊她，答应的慢了些，不知是谁开始把“聋甏”作了阿金的绰号，阿金也逐渐认可了，并不把它当作侮辱。
记得十二岁那年，我小学毕业考上了初中，母亲终于兑现了“考上初中带你到上海去玩”的诺言。于是就在发榜后的第三天，先坐轮船到昆山，转乘火车到上海，到上海已是满天繁星、万家灯火了。三轮车把我们拉到舅舅家弄堂门口，这时一个年轻女人迎上来，热情地跟我妈打招呼，又看了看我说：“这是明明吧，长这么高了，”同时帮我们提着东西，一边嘴里嚷着：“凤英姐，乡下阿嫂来啦。”我舅舅和舅妈还有两个小表妹都迎了出来。妈妈叫我一个个叫过来，又叫我谢谢“阿姨”，两个小表妹一边朝我做鬼脸，一边说：“叫聋甏！”“叫聋甏！”，我舅妈也未训斥她们的没规矩。
阿金是个苦命的女人，三岁时随苏北的父母逃荒到上海，过房给姓沈的一对夫妇，这对夫妇靠丈夫蹬三轮车过活，生活很艰难；过房娘对她还很凶，把她当小丫头使唤，也不让她上学，所以她连“阿金”两个字也不会写。解放前夕，过房爷、过房娘相继去世，阿金孑然一身，经人介绍，嫁了人，生了一个女儿。镇反期间，丈夫因反革命罪被捕，母女俩没有生活来源，靠阿金的“男朋友”接济，为此弄堂里的人都瞧不起她，没有好脸色给她看；可阿金对所有的人总是客客气气，很热情的。阿金“男朋友”来的时候，都是天快黑的时候，“男朋友”一来，阿金就把女儿赶到我舅舅家，把她住的亭子间门关上。阿金的“男朋友”也多，我在上海期间也看到两个，好像“派头”都不大。
我到上海的第三天，阿金把我叫到她房间里，把门关上，然后从蓆子底下拿出一封信，叫我念给她听。这信的内容还依稀记得，大意是要她寄钱送吃喝用的东西“进去”，还要她好好带大女儿，等着“他”。那信是表格式的，还有xxx号，纸张很不好，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她丈夫从监狱里寄出来的。阿金听我读完信，眼泪汪汪的，把信纸仔细摺好放回信封里，仍旧放到席子底下。阿金还夸我念书念得好，信上的字都认得，殊不知这信的字写得歪歪扭扭，我念得结结巴巴，房间里又热，连汗衫都被汗湿透了。
阿金对女儿管教极严，暑假里还要逼着女儿天天看书。九岁的女儿常被她打得哇哇直哭。我母亲劝她小孩子少打为好，阿金一边抹泪，一边说：“阿嫂，我吃了不识字的亏，再穷也得设法让她念书，不要象我一辈子受苦。”我那位身为居委会主任的舅妈对阿金挺凶，但又要经常使唤她。我母亲问我舅妈能否给阿金介绍个工作，舅妈说居委里只有糊火柴盒子的活，一天到晚也才几角钱。
阿金挺喜欢我，就在念过信后的第二天，她带我还有她的女儿到“大世界”去玩了一天，买了好些东西给我们吃，还有冰淇淋；阿金女儿告诉我说她妈妈从来没有带她到“大世界”，冰淇淋也是第一次吃到。阿金对我母亲很尊敬，什么事都向她说。有一次她把手上戴的金戒指给我母亲看，说又兑了一只金戒子，已经有三只了，等女儿将来上大学时卖了派用场。
快开学了，我和母亲回家，阿金和我舅妈一起送我们到火车站，阿金还送我一副海陆空军棋。从这次去上海，以后我虽然还去过几次上海，但都是因公出差，来去匆匆，所以也未再去舅舅家，直至那年我到上海第一人民医院进修，我再去舅舅家，看到原来阿金住的亭子间里住了一个老头，问了舅妈,这才知道阿金的不幸遭遇。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弄堂里那些“革命小将”先是在阿金住的亭子间里里外外贴满了大字报，又给她把头上的头发剃去了一半，名曰“阴阳头”。后来更是逐步升级，让她脖子里挂了两只破塑料鞋游街。就在游街后的当天夜里，阿金吊死在亭子间的梁上。我埋怨舅妈说：“你是居委主任，应该出来阻止的。”舅妈说那时她也被“革命小将”采取“革命行动”，一则她是居委会的“当权派”，二来她的弟弟在美国，有特务的嫌疑，所以她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又问起阿金的丈夫和女儿，舅妈说造反时阿金女儿和她娘划清界线，后来插队到了东北嫩江农场，她丈夫刑满后留在劳改农场就业。
五年前，我母亲八十大寿，我舅妈专程从上海赶来庆寿，还谈起阿金，舅妈说阿金这人真苦命，也感到当时对她太缺少同情，大家只是看不起她，两位老太太为阿金唏嘘了好一阵。
在我少年时代认识的女人中间，阿金是最令我同情的一个，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阿金的形象又浮现在我儿时回忆中：那瘦瘦的身材，还算中看的一张扁平脸，弯弯的眉毛下是一对细长的眼睛，那脸好像总挂着笑。
后记：文革期间并非只有所谓的黑七类才遭罪，就象阿金这样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也被迫害之死，岂不哀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