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门奇石
职业: 外科医生 业余爱好: 旅游, 文学, 京剧, 工作之余喜欢写些怀旧散文, 随笔
我们镇上有一家姓苏的大财主，除了田地房产，还有商号、工厂，主人在城里还是国民党的一个官儿，反正就是属于有权有势的人家。1948年秋，少奶奶生了一对双胞胎，而且都是男孩子，这给三代单传的少爷高兴坏了。孩子尚未出生，就服色起奶妈来，也是巧，佃户陈二媳妇也怀了孩子，就在少奶奶生小少爷前两个月生了个女孩。陈二媳妇才20出头，长得颇清秀，又是第一胎。听说东家少奶奶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要雇个奶妈，就忍痛把女儿让婆婆用米汤喂养，自己就来苏家当了水奶妈。我们那儿有钱人家生了孩子，一般要雇两个奶妈，一个专门给孩子喂奶，称作水奶妈，另外雇一个专门抱孩子洗尿布等杂活的称旱阿妈。少奶奶第一次当妈，双胞胎中大的自己喂奶，小的就由奶妈喂。实在这哥俩出世相隔也不过半个把钟头，反正先出世的就为哥，后出生的就为弟。旱阿妈吴妈年纪有四十多了，生过两个孩子，对照顾婴儿很有经验，也就捎带着给两人传授一些奶孩子的经验。转眼过了年，两个孩子有六个月大了，此时苏北早已解放，而且不断有苏北过来的逃亡地主。这少爷是留过洋的，眼看国民政府气数将尽，若是共产党一来，像他这样的人家准没好结果，于是就准备离开家乡。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先去香港，因为那儿有亲戚在。少爷的父亲多年前早已亡故，母亲太夫人也于前年过世，老太太因临死也没见到孙子出生，据说还死不瞑目。所以现在要去香港的就是一家四口，但少奶奶一个人同时要带两个婴儿也有困难，最好是把小儿子的奶妈也带上，可人家年纪轻轻的，而且家里也还有一个婴儿。思考来思考去，少奶奶还是颇有决断，因旱阿妈已年过四旬，丈夫也已过世，当年在乡下都是步入老年妇女行列了，而且家中两个子女也已成年，与她商量下来，她愿意跟着一起走，这样去香港后也不用再雇佣人了。那个小的孩子就放奶妈那儿，奶妈与这孩子相处六个多月，早已有了感情，本来听说主人一家要带孩子走，就一直在抹眼泪，现在听说把这孩子留下来，真是高兴坏了，就表示一定把孩子带好，反正主人一家过不多年也一定会回来的。事情就这么定下，少奶奶给她留下500枚银圆，因为路上带着也太沉，就把它作为孩子的养育费，另外看奶妈的男人非常老实，就把家中的田契借据都放在他那儿，又让他们搬到这大宅子里住，一方面房子没人住也不行，奶妈一家住着就权当是请人看房子。当时不管少爷少奶奶以及两个奶妈都认为主人家不过暂时出去躲一阵子，等风头过了就会回来的。这少爷虽是留过洋喝过洋墨水吃过洋面包的人，然而对形势估计也有些不足，他也没料到此一去再回来已是四十年后了。
解放了，开始还没有土地改革，而是叫有出租土地的富户交纳累进税，当查到苏家时，发现这人家没有人，原来属于他家的地要交的累进税就无从着落。也怪这奶妈嘴不牢，把苏家离开前让他们保管地契的事说了出来，而且他们家现住的房子就是苏家的。工作队于是顺籐摸瓜，就找到了他们，乡下人也不懂其中的厉害关系，就把那些地契借据交了出来，工作队如获至宝，把这作为变天帐，还逼着他们把500元大洋的事一起交待了，于是这500银元就全部抵了苏家的累进税，最不幸的在随后的土改中，他家不明不白的就成了当地大地主。也许如今有人疑问这么荒诞的事竟然会发生，但当年刚刚解放，一切都是新的，执行政策的人水平也良莠不齐，工作中出现偏差也在所难免。可就是工作队这一错误，竟把这原来应该是三代贫农的陈二划成了大地主，在此后的三十年间吃尽了顶这地主帽子的苦头。
自打他们家评上了地主，全家人就像成了瘟神，原来的亲戚都不与他家来往，原来苏家的房子也不让住了，仍回到他家原来的草屋内。当年对地主也是给出路的，就是也留一小块地给他们自己耕种，反正他们家一直也是种地的，这倒没什么，就是一旦要开会斗争地主了，那么奶妈男人就一直是主角，因为现在他家是镇上最大最大的地主了。每次上台斗争时工作队与农会干部叫他交待如何残酷剥削农民的，可怜他一句话也说不出，于是跪三角黄石，被鞭打就成了家常便饭。参加斗争会的那些贫下中农大多心知肚明，可大家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也有的当初知道他们家得了那些横财，还对他家嫉妒不已，现在看他们给人像耍猴似的斗争还有点幸灾乐祸。一些至亲明知他们这地主是被冤枉的，但因怕引火烧身，也是保持缄默。这种狗血剧本后来在文革中的表现更是比比皆是，而且愈演愈烈，这也是人类本性使然，不用说大字不识的农民，就是学富五车的那些所谓的识分子在后来席卷而来的各项政治运动中落井下石，造谣诬蔑的事难道还少吗，当然发挥得登峰造杰的不得不说是文化大革命了。你看文革中被打入地狱的那些文人高级知识分子，在反胡风、反右派时有些还真是货真价实的打手呢。中国最有骨气的是读书人，最没有骨气的也是读书人，不然为什么自古以来有“文人无行”一说。说实在的古代读书人中宁死不屈大义凛然的大有人在，那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那面对明成祖朱隸灭九族威脅答以“灭十族又何妨”拒绝为他写诏书的方孝孺。还有留下“千鎚万凿出名山，烈火光中走一番，粉身碎骨都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近代面对清政府的屠刀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作为招供的秋瑾------反观近代，不管是镇反，反右、文化大革命，有些所谓的高知其操行可真不敢恭维，老舍、吴唅、甚至在我心目中一直是温文尔雅的巴金，他们在对往日的朋友同事落井下石时可真下得了手。当然最没有骨气的就要算那位被鲁迅先生讥为“远看一条狗，近看郭沫若”的那位大历史学家、大文学家、科学院院长的郭大才子，此君还有更为人不齿的凡是与他沾上关系的女子统统没有好下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此后陈家父母就一直对外声称这个男婴与他们自家的女婴是双胞胎，女的早出生半个时辰为姐。现在这一家成了五口之家，因为还有一个老奶奶。
因了地主这帽子，陈家从此就成了另类，每次政治运动来，都让他们胆颤心惊。以后组织互助组，合作社，第一个积极报名的就是他家。1953年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他们家的任务也明显比别人家多，没有办法，就去城里买大饼，拿回家晒干，记得他们来城里买大饼时带着男孩子一起来，我也帮他们一早去大饼油条店排队。接着是大跃进大炼钢铁，每家还要出人去城里炼钢，家中的铁锅都砸了吃食堂。那时有句口号叫做“鼓足干劲生产，敞开肚皮吃饭”，可惜生产没上去，粮食却吃完了。1959年就开始大饥荒，老奶奶首先没挺住，生浮肿病去世，老太太去世前，一直把他那一点点可怜的吃食省给一对孙儿女，陈家夫妻也尽量自己吃糠嚥菜，先尽量给孩子们多吃一点。因家中经济实在困难，女孩子读到小学就不读了，因为一则上初中得去城里寄宿，两个孩子都去上学，实在供不起，二来女儿在家也可帮着干农活。那时候儿子在城里上初中，当年中学生的定量是每月32斤粮食，现在看来似乎不少，但由于副食品少，肚子里没油水，十二三岁的少年正是能吃的时候，32斤也真不能算多。男孩子也很懂事，每次回乡下家里，总把予先在食堂里买的大包子（我们家乡把没有馅的叫作大包子，把有馅的叫作馒头）晒成干带回家，羼着野菜一起煮成面疙瘩吃。这饥饿的年代一直持续到1964年才有好转，这几年被称作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接着就是四清运动，按说当时主要是针对四不清农村干部的，但是农村里的地主富农又成了活靶子，于是诉苦会，吃忆苦饭。陈家这个头号大地主还是逃不脱被斗争的厄运，除了出工挣工分，还要出义務工，作为对四类分子的改造。四清运动还没完全结束，紧接着就是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陈家又被再次彻底翻了个底朝天，还一直要他交待所谓的里通外国罪行，这真苦了这位老农民了，他大字不识几个，什么叫里通外国也不明白，就被群专组严刑逼供，后来为保命，反正群专组的人说啥就照着说，最后才在他的由群专组的人写就的所谓招供书上捺了个手印完事，亏得没吃官司。文革结束后才有当年群专组的人透露出来信息，说陈家里通外国也并非是空穴来风，事情出在1960年陈家突然收到香港寄过来一个包裹，里面是糖和油，原来苏少爷听说国内闹饥荒，所以寄些吃的东西来。老陈也不太识字 ，就请邮局的人代签了个名，于是就成了后来里通外国的证据，真是荒唐的年代啥荒唐的事都有可能发生。
文革开始那年，陈家儿子已经读高中了，学校仃课闹革命，同学们都在袖子上套上个红卫兵袖套子，他因为家庭出身是地主，红卫兵组织不要他，不过红卫兵头头对他说，只要与家庭划清界线，就是可教育子女，也就可以加入红卫兵了。于是他马上写了张大字报，控诉他老子陈二剥削农民的罪行，不过他也不知道父亲是怎么剥削的，于是仿照小学里读过的语文《半夜鸡叫》里的周剥皮，说他爸也是这样天不亮就要叫家里的长工起来干活，那时因为没有手电筒，所以点了蜡烛，还把一只老雄鸡的毛烫坏了。这大字报不仅贴在校园里，还贴到自家村里，村里人笑他没知没识，鸡不到天亮随你用啥灯光照都不会啼的。这大字报给他爹撕了掷到他脸上，难得骂了他一声“忤逆”。因了他这样大义灭亲，就成了可教育好的子女，也就套上了红卫兵袖章，随后在全国红卫兵大串联中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玩了个不亦乐乎。不过在随后的武斗中他还是知道自家的底牌不硬，故没有参加，也幸亏没有参加，他看到武斗一方牺牲的“烈士”待到另一派造反派掌了权，就被从烈士墓中挖了出来，成了反革命。复课闹革命后不久，伟大领袖发布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若是农业户口可以回乡做回乡知青，但1958年划分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时他们家就他一人成了非农户口，于是他与他们班上的同学就到了苏北黄海边的农场。那时候苏南的农村虽也不见得好到那里，但苏北农村那贫穷落后才真让他们这些知识青年开了眼界。在苏北那几年，家中节衣缩食，省下粮食换成粮票给他寄去，一家人的布票也给他置办棉被床单。自打1968年去苏北插队落户于1977才回到家乡，这十年中他可是吃尽了苦头，虽然以前家里也穷，但父母都把他当宝贝似的，家中好一点吃的用的先尽他，姐姐什么都让着他，姐姐其实也不过大了他两个月，却也把这弟弟很宠，似乎她比他大了许多似的。因为文革期间他们家很受人歧视，所以父母亲为他找了个三代贫农早早结了婚，不想这贫农的儿子实足一个二流子，他姐嫁过去后一天也没过上好日子。有次他回乡探亲，听说他姐被姐夫打了，血气方刚的他操了根木棍找上门去把姐夫打得三天爬不起床，并且放出狠话，若是再听见他欺侮姐姐，就要他的小命，从此后这欺软怕硬的姐夫再也不欺侮他姐了。在农场他与班上一个女同学日久生情，这女同学在家是娇生惯养的宝贝，那经过苏北这样的苦生活，那些农活就更不用说了，他就经常帮他干活。农场里有个小头儿见她长得漂亮，就老是纠缠她，被他知道后，只要他出现在她面前就是一顿生活。当年知青在农场里都是愣头青，农场里的干部见了他们都要让三分，怕的是知青们团结起来闹事，那个小头目几次下来就再也不敢了，她对他就更增加了好感，两人也就成了恋人。那时候知青的物质生活确实也夠苦的，精神生活更是像荒漠，但人类的本能在再艰难的环境下也不会消失，两人订下山盟海誓，相约一旦能离开农场，谁也不能变心。1973年开始，知青们凡是家中有门路的陆续通过各种途径回城，有的参军，有的被推荐上大学成了工农兵学员，也有的被招工进了工厂。那女同学的父亲本来是县里的副书记，这时候早已被三结合成了革委会主任，于是他的女儿也顺利成章的被推荐上了大学。临别那天，那女同学哭着向他保证一定不会忘记他，他也相信她的诺言。自打她走了后，他心中空落落的，女同学的信开始很频繁，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信是越来越少，信也写得越来越短，从三张纸变成了两张、一张，后来变成寥寥数行字。最后来了一封信，告诉他说是她父亲对她说，因他家是地主，与她们家干部家庭门不当户不对，而且她现在已是大学生，与他一个农民将来也是不会有共同语言的，所以今后她们的关系还是到此为至吧，希望他忘了她。这封信无疑在他的心上戳了一刀，他的心在滴血，那几天他整个人就像丢了魂一般，他不相信山盟海誓怎么能说不就不呢！他反复思考了好几天，最后也想通了，他与她本不是同路人，他是一只癞哈蟆，怎么能与天鹅为伍呢。农场里的知青逐渐走得差不多了，就剩下他们几个家庭出身有问题的，也算老天不负苦心人，四人帮一夜之间被打倒，他总算成了最后一个离开农场的知青。1977年恢复了高考，他在农场时一直没有放弃他的学习，这一考就考上了，也真是就这么巧，他考上的就是当年她被推荐上的大学，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她还是他们班的辅导员。乍一见到他，她很是惊愕，但很快便镇定下来，有一次还约了他单独见面，她向他道歉，说当年实是迫于父命。他笑笑说，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他也要感谢她，若非她的绝交信，也不会鞭策他努力学习，从而最终能考上大学，最后希望她幸福。
大学毕业后，本来他可分配到大一点的城市工作，但他考虑到双亲年纪大了，为了培养他也很是不易，于是就被分配在家乡这个小城市的政府机关工作。这时候家庭出身都不当回事了，而且不久他父亲的地主帽子也摘掉了，他年纪也近三十了。在学校时也曾有个女同学开始时与他感情很好，而且相约毕业工作后两人就结婚，不过后来知道他家的地主成分后就与他分手了，所以他直到这个年纪还没有对象。此时他母亲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这姑娘就在他们家隔壁村，因家中经济困难，要赚钱养活母亲，所以已经25岁了还没有出嫁。按我们家乡那里姑娘18岁早已有婆家了，一般20来岁都有孩子了。这姑娘唸到初中毕业，因为家庭出身好所以就在他们村里小学教书，如果转弯抹角算起来，还是他妈的表侄女。文革期间她因为家中是贫农，所以不怕与地主表姑走得近，空闲时常来帮表姑干些家务活，她表姑很喜欢她，只是自家的地主成分也不敢有非分之想。现在政策变了，儿子又大学毕业有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前几年儿子从学校里回家来两人也常见面，两人还挺聊得来，儿子两次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两个女朋友甩了，所以她想为儿子找自家这表侄女作媳妇，不过又恐怕儿子现在大学生了，又是在政府机关工作，自家侄女不过是个初中生，又是农村户口，会不会嫌弃她，所以试探着与儿子说。不想儿子一口答应，还说初中生蛮好，人家大学问家胡适的妻子还是个小脚女人，又是文盲。于是婚事就这么定下来。自家表侄女做了儿媳妇，亲上加亲，婆媳之间关系就不用说了，结婚一年后就生了个儿子，那时候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孩子，老两口高兴极了。随后他又给父母盖了座两层小楼，一家三代人过得不亦乐乎。不久凭着他的关系，妻子的户口也转成了城市户口，儿子的户口也随母亲成了城镇户口。妻子有了城镇户口，就调到城里小学当了老师，于是一家人就住进单位分配的一幢公寓房内。夫妻俩本想叫父母一起到城里生活，可老夫妻俩在乡下住惯了，还加有些自留田种种蔬菜，所以不愿去城里，还建议说亲家母一个人，还是叫她去城里，带着还可照顾外孙，于是岳母就与他们生活在一起，一家人过得和和睦睦。他妻子管理家务很能干，他在家里基本什么都由妻子安排，他与妻子开玩笑说，他家虽是地主，可以前他却过的是长工的生活，如今倒成了少爷了。自己的日子好过了，想起姐姐当年对家里的贡献及对他的照顾，如今姐姐家很困难，于是他稍稍活动了一下，给姐夫在镇上找了个工作，有了固定的收入。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国内去国外留学热起来，国外回来的人也多起来。有一天他爸来到儿子处，拿出一封从美国来的信，一看之下方知是原来的少东家寄来的，信中也没有多说什么，不过是说现在国内政策开放，不知他们一家过得可好，另外在国外的人回国来不知有没有问题，如果真的政策允许，他想回来看望他们，希望能回个信详细告诉他国内目前的情况。于是他听从父亲的吩咐把他家的情况简单的介绍了，又告诉他如今回国来的人很多，信写好后就按来信告诉的地址寄往美国。一天，他正在单位里上班，突然接到乡下来的电话叫他马上回乡下老家去，一到家就看到一对老年夫妇与一个与他年纪相仿的中年人，还有他姐姐。他母亲与那个女的聊得泪眼婆娑，他一进来，大家都盯着他看。他很奇怪那个与他一般年纪的人怎么与自己长得十分相像。突然那来的女客一下把他抱在怀里大哭起来，他一下怔住了，也不知怎么好，此时他母亲也哭出声来，屋中的气氛一下凝固了，除了哭声没有别的声响。后来还是新来的那年纪大的男人劝阻了两个女人的哭，大家坐下，这时屋内所有的人只有他与姐姐大惑不解。接着那个老年男人干咳了几声，就开始说话了，这第一句话就把他惊得不知如何是好，原来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我们的儿子”，他紧盯着此人的嘴，看上去不像在开玩笑，这时候他妈边抹眼泪边对他说快叫爸，并指着那老太太说快叫妈，又对着那年轻人说叫哥。在他满腹狐疑中，他妈断断续续的说起了尘封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三十多年来从小就叫的爸妈咋又跑出来一对双亲，令他不知所措。这时候他妈从一个破铁箱内拿出一个玉镯来，与那个老太太手腕上戴着的玉镯一比，原来是一对，但让他对这突然冒出来的两位陌生老人开口叫父母，实在有些难以启齿，想想这三十多年来父母对他的养育之恩他很难接受这突然出现的亲生父母。在随后的几天相处中，他也逐渐谅解了当年亲生父母的不得已，但每次叫爸妈时总不如叫原来的父母那样亲切自然。据他亲生父母说，他们当年也是历经艰难困苦，以下就是他们当年逃出故乡后的经历。
1949年，苏家一家三口带上吴妈好容易挤上去香港的轮船，在香港幸亏有苏太太的弟弟帮他们已经租好了房子。当年从大陆逃往香港的人很多，都是原来的达官贵人，像苏家这样的小财主在香港不知多少。在香港待了一段时间后，苏少爷与舅老爷商量，觉得香港这弹丸之地，人这么多，也很难立足，苏少爷当年在美国留学，有不少同窗好友在那边，想乘手头还有些钱，不如去美国闯一下。于是予先与在美国旧金山的朋友联系，请他安排好房子，其所以选择去旧金山，是考虑那里华人多。在海上漂了将近一个月，总算来到了美国，幸有友人相助，苏先生（到了美国不叫苏少爷改称苏先生）在一个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苏太太以前曾在上海教会女中毕业，英语底子很好，就去一家华人学校给小孩子教中文，吴妈在家料理家务，这样一家人总算在异国他乡安顿下来。后来苏先生成了公司高管，儿子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又在杜克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经过几年的努力，就在杜克大学当了教授，后与一德裔美国女同事结了婚。如今一家人分作两地居住，苏先生夫妻仍在旧金山，他们在这里生活了三十多年，早已把他乡作故乡了，吴妈年纪大了，就与他们在一起。儿子一家（有一对双胞胎儿女）在北卡州，时常去旧金山看望父母与吴奶奶（几十年来的患难与共，吴妈早已成了家庭中的一员），国外子女大多不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不像国内，当然现在国内子女成家后也有不再与父母住在一起的。其实这样也好，年轻人与上一辈人无论从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等均不尽相同，即所谓的代沟，不在一起，距离产生美，也就少了些家庭之间的矛盾。苏先生虽身处异国他乡数十年，但故乡一直让他魂牵梦萦，在美国立足后对故乡的思念更是日甚一日，只是由于中美一直在对峙状态，两国之间民间也不能往来，后来国内的历次政治运动更是让他不寒而慄。所幸中美建交，文革结束后又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光，而且他们也日渐老去，人到老年，对家乡的思念更是强烈，特别是思念留在大陆的儿子。于是这次先带了儿子回国，儿子去国时还是个襁袍中的婴儿，如今已是为人父了。
苏先生与陈二两家分别详细交流了三十年来各人的坎坷人生，苏先生想不到也感到最对不起陈二的就是当年把那些地契与500个银圆给了陈二，从而一家人“被地主”了整整三十年，地主分子帽子当年把他及他的家人压得透不过气来，最让他想不通的是他家才是响当当的三代贫农出身，否则也不会丢下自家亲生女儿去财主家当奶妈了。假如当年少奶奶把双胞胎儿子一起带走，那也就没有后来陈二一家人包括小儿子吃的那些苦头了。除了对陈二夫妻的内疚外还有感激他们把别人的孩子比自己的亲生骨肉更疼爱那种无私的爱。苏先生与太太想去故乡看看，于是约好了日子，两家人一起来到当年的老宅。自土改时陈二一家被赶出后，这座老宅就成了国家财产，因是镇上最大的房子，数十年间先后作过乡政府，医院，农中，最后被安排进二十户人家作住宅。因年久失修，已经破旧不堪，待到近年来为发展旅游把住户迁出时原来的大宅子只剩下后面一座三层的主楼，其破旧衰败就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他们去时大门紧锁，按苏先生的意思悄悄地去看一下就算了，因为对当年逃离大陆仍心有余悸，但他们一行人多，早惊动了政府民政部门，所以有干部前来把大门打开，领他们进去，并告诉他们这座宅子已经被作为市级文物单位保护。镇里有意把它修复，只是在其拆掉的那些空地上早已建起了多幢公寓楼及一些别墅，只有原来的厂房及花园废弃后的一片瓦砾地仍空着，所以要恢復谈何容易。镇里那位干部向他们表示现在国家开放，希望他们能回来为家乡投资作些貢献，不过他们不了解苏家也不是美国的富豪，那有实力！但此次他们回故乡后不久，陈二突然成了市政协委员。苏先生夫妻觉得亏欠了小儿子，就征求他意见愿不愿去美国生活，被他一口回绝了，他说在国内生活习惯了，而且国内也远非当年，自己去美国首先语言就不通，最主要的是陈家父母待他虽不是亲生却比亲生还亲，他们就是他的亲生父母。苏家父母也没有勉强他，临走时他们留下一大笔钱给陈二，陈二还要推辞，苏先生说随便多少金钱也不能报答他们在患难时的深情。苏先生还对陈二的女儿表示了心意，说待她们的女儿高中毕业后可去美国读大学，一切由他们负担。他们又去了吴妈家，把吴妈让他们带给她子女的钱交给了她儿女，并告诉他们因吴妈年事已高，所以希望他们能去美国看望母亲。苏先生这次回来本来还想去祖茔为先祖上坟，但被告知他们家的祖茔已经在开凿人工湖时沉入湖底了。苏先生一家三口在国内逗留了一个月时间才与陈二一家依依惜别，临别之际苏先生希望小儿子能带了他父母亲去美国看看，儿子表示一定要让他父母亲去。
这苏陈两家的事讲完了，人世间最可贵的情分不是在富贵时而是在患难之际，陈二虽然被苏家拖累了半辈子，但他对他们的儿子不离不弃，这在以前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是不可思议的，人性的光辉往往在陈二这样的小人物身上显现出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