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学生的文革造反经历（六）追缴黑材料

六  追缴黑材料

作者 黄泽文

 某一天，我们“革联指”的几个人正在学校里开会。忽然有人来讲，成都三中那边，有关于我校学生和老师的“黑材料”。

所谓黑材料，即是文革初期，针对运动所打击的对象，由工作组和校文革整理的结论性材料。在中国，政治运动频繁。而历来的政治运动进行到后期时，有一个必然性的动作，那就是给被清理打击的对象作出“政治结论”，扣上帽子，并正式将所作的政治结论，装入你名下的那个档案袋中。

我曾在前文《一九六六年的夏秋之季》[1] 中提到，我校的四清运动与文革相接，四清工作组和文革工作组是一家。文革初期，工作组和校文革先后主政，均执行历来的“打击一小撮”政策，一共清理出二十多位问题老师和职工。其中年龄大者，有一些历史上的问题，而年青者，则犯了思想和言论的禁忌，属于右派之列。他们被集中起来，关进了牛棚，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此外，文革初期，一些高年级学生因反工作组，据说也曾被划入右类。

他们，统统被列为专案，因此，就有专案材料。而我本人其实就参与过专案材料的收集。我在《一九六六年的夏秋之季》一文中提到过：1966年7、8月份的暑假期间，各班的学生干部曾被工作组和校文革留在学校开展文化大革命，其中的任务之一，就是帮助他们搞内查外调。

这是因为，在暑假前，他们发动学生搞大揭发。把教职工平时的言行，在课堂上教学时说的话，在批改作业时留下的语句，凡有违逆的蛛丝马迹，凡涉及隐射的可疑痕迹，统统揭发出来，整理成一条条“罪状”。（几十年后的学生，依然继续揭发老师，以言寻罪，前仆后继，令人喟叹。）然后，我们这些留校的学生干部，被组织起来，负责对自己班的班主任和班上的任课老师的言行进行核实查证。经过核实的材料，工作组和校文革是否将其装入了档案，我等不知。

鉴于工作组和校文革到1967年初已经失势，此行为被伟大领袖宣布为方向和路线的错误。这在新中国，这在由党领导的所有政治运动中，是唯一的一次例外，故所整专案材料有“黑材料”之称。当时，中央有文件发下，文件明确规定：“工作组所搞的黑材料不准转移，私藏，复制，要当着当事人的面，当众销毁。”[2]

为什么必须专门发文，强调“当众销毁”？这是因为，档案是人的政治生命，实在不能掉以轻心。自新中国开国以来，城市里，凡是成人，包括中学生，皆有档案。说起档案，说起那个牛皮纸黄口袋，人人忌惮。档案，是你升学，参军，入党，升迁的关键，是单位党组织控制所有员工的法宝。即使你要改换门庭，调动工作，接收单位首先也要调你的档案来看看，待验明正身，没有污点，方准调入。

（照片来自网络，谨此致谢）

档案归单位里党组织的机要秘书管理。此人掌握机密，位置重要。写了什么，装入了什么，由党组织决定，由此人保管。而你自己则完全不能控制，甚至你自己就根本不知晓那神秘而要命的档案口袋里面装了些什么。前文《一九六六年的夏秋之季》所提及的我校各班清理黑五类学生，做到了“精准”清理，应是我校机要秘书提供了档案材料。

当年，新中国的政治运动频繁。每次运动一来，人人均积极表现，要争取当个积极分子。至少，也得是那占比为百分之九十五的“革命群众”。无论如何，绝对不能成为领袖板着手指头数说的那百分之一、二、三、四、五的少数。否则，运动后期，揭发、排队、鉴定之类的材料搞出来，再塞进你名下的牛皮纸口袋里，那可是影响人一辈子的弥天大事，也是殃及子女和亲属的弥天大事。

当然，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年青人，在相对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中成长，也许对这种“档案忌惮症”没有切身体念。如有兴趣，可以向你们的长辈了解当年的情况。

言归正传，还是回到最初的传言。我们听说，成都三中那边有我校学生和老师的“黑材料”。我们一群学生，听见“黑材料”，脑子里那根“档案袋”的神经就兴奋起来。大家觉得，兹事体大，不可掉以轻心。于是，七八个人，立刻出发，赶往成都三中。

成都三中位于红星中路上，距五中不算远，我们快步走去，不一会就到了。到了三中，三中的造反派战友却说，消息不确，不在三中，在原工作组的人那里，他们的驻地在陕西街的市人委招待所，我们也是从他们那里拿回了我校的黑材料。三中的同学还特地补充道，原工作组的人刚从龙泉驿把文革初期整人的黑材料搬运回来，你们要快去。

此时，已是掌灯时分，我们尚未吃晚饭。但事关重大，我们不觉得饥饿，便疾步向陕西街走去。

陕西街是东西走向的一条长街，西邻人民公园，东接人民南路广场，在成都算得上是一条有名气的老街。整齐而高大的砖石老建筑排列于街道两旁，这里有陕西会馆，基督教堂，名人公馆，还有不少机关单位，包括省高教局，新华社四川分社，省劳动局，以及市人委招待所。我们要找的工作组就在这个招待所里面。

三个中年人接待了我们，其中就有我校四清和文革工作组的老李。前面曾经讲过，成都中学的四清运动和文革前后衔接，工作组是一拨人。当年的老李，在我校也是一个决定人命运的关键人物。今晚，他们再也没有几个月前的倨傲神情，待我们如待成年人，客气且热情，居然倒茶，递烟。

文革演进至今日，工作组早已作鸟兽散，留下几个人在此善后。其中的一项工作，就是保管他们在文革初期搞出来的那些材料。若在平时，按历次政治运动的惯例，这些材料早该对号入座，放入当事人的牛皮纸档案袋中。但是，破天荒第一次，这次不能了。工作组的工作被伟大领袖定性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3] 管理中学的教育局党组织已经瘫痪，该如何办？估计他们也不知道。

当我们说明来意，这三个中年人尽管笑容可掬，却和我们虚与委蛇。先说:“不知道什么黑材料，没见过。”语句肯定，面容真诚。但在我们的包围和紧逼下，特别是拿出三中学生今天拿走黑材料的例证，他们只好把我们引入一间小屋，打开一排文件柜，在“中学通讯”，“文革动态”之类的文档中，找出几份与五中有关的材料，想搪塞过关。

我们却不为所动，坚持要黑材料。他们却又改口说：“不能给你们，只能给你们学校负责人。”我们一听，顿时火冒三丈，说：“不给我们，难道给校文革？校文革早已靠边站了，我们现在是学校的主人！”

但几个中年人颇能应付，立即做出一副为难的模样说：“给了你们，这样传出去，都来找我们，要出乱子的。”他们这话其实道出了心中的苦衷。文革进行到此时，上级领导已经自顾不暇。前几个月，辛辛苦苦地整人，辛辛苦苦地搞材料，留下来的却是个烂摊子，何去何从，无人指示。但是，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他们，这些材料过于敏感，不能不看守好。

硬要软磨，时间飞驰，墙上的鈡敲了12下。为了缓和气氛，三位干部不知从哪里弄了些麻饼之类的点心来，又重沏热茶，给我们充饥。“吃麻饼”，在文革初期的成都，是一个人尽皆知的典故，寓含着保皇派受当权派的收买。但此时，我们却顾不得是否被收买，正觉饥肠辘辘，于是大家就不客气，大嚼起来。雪亮的灯光下，一群学生在狼吞虎咽，三个成年人面露无奈，脸色凝重地望着我们。

吃完，喝尽，我们继续索要，他们仍然不给。这时，一位同学拿出五中“夺权委员会”的通令，给这三个干部看。告诉他们，你们能给三中，就能给五中，我们就是现在五中的负责人。最后，无奈之际，被逼在墙角的三位干部合计了一下，终于同意，把有关五中的“黑材料”交给我们，签字画押，全部交割。

我们粗略翻了一下。看见黑材料中，有一些是老师在文革初期写的思想检查，有检举揭发，有外调材料，还有对全体教职员工的政治排队，还有个别高年级学生的表现鉴定，等等，不一而足。我们未能细看，全部包好，带回学校。

成都五中的那些老师，当时并不知道这件事情。这些所谓的问题老师，大多数因历史问题，是历届政治运动的“老运动员”。所谓历史问题，具体说来，其实可分为两类：其一是，在旧政权时代担任过什么法院书记员，或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之类的问题。其二是在195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如三反五反，反右等，被揪出来，但以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问题。只有少数老师，是在四清运动时，因上课口无遮拦，被学生揭发，交了“华盖运”，成了工作组和校文革的整治对象。

当我们拿着这包黑材料，重又走到人民南路广场时，天已拂晓。冬日的晨风一吹，一整夜的倦意全消失了，心底里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愉快。

最后，这些黑材料，在学校新成立的三结合的班子上取得一致同意，当众烧毁，片纸不留。这是新成立的成都五中“夺权委员会”所干的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参考文献

[1] 黄泽文， “一九六六年的夏秋之季”，新浪博客。

[2] 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1966-10-05。

[3]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 — 我的一张大字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