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文H

滌荡襟怀须是酒,优游情思莫如诗。
正文

一个中学生的文革造反经历(十六)工宣队进校

(2020-07-29 08:38:20) 下一个

十六  工宣队进校

作者  黄泽文

1968年8月下旬,在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了《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1] 全国各地迅速行动起来,工宣队进驻学校,占领上层建筑,领导教育革命。

成都五中的工宣队来自东郊的69信箱。69信箱对外称新兴仪器厂,也叫719厂,是前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项目之一,主要生产航空通信和导弹控制设备,在中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工宣队进校那天,由一百多工人组成的队伍,浩浩荡荡开进五中校园,受到全校师生的夹道欢迎。

这时节,正是毛主席给工宣队送芒果的时候。据说,芒果是来访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带来的礼物。表面上来看,毛主席送芒果,是慰问为进驻清华校园而付出鲜血代价的首都工人宣传队。但实际上,他是在部署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工人阶级进入上层建筑,开始领导文化大革命。

全国迅速掀起了一个芒果热。全国各地的工宣队,都收到了毛主席赠送的芒果,成都也不例外。为迎接这一圣果,当时四川和成都的党政、军领导,率领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在人民南路广场举行了庄严的迎接仪式,发表感恩讲话,绕游芒果台瞻仰,载歌载舞欢呼庆祝。[2] 但巴基斯坦友人送芒果时,显然没有预计到这一战略部署,没有送那么多。因此,我们后来听说,万人空巷迎接的芒果是蜡制的复制品。

芒果是不是真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工人阶级要在上层建筑领导一切。有了毛主席的部署,工人阶级成了学校的领导力量,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地位。69信箱的工宣队,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怀着毛主席的重托,踏进了五中校园。

从这天起,同时有三个领导机构在五中校园里面工作:工宣队、军训团、校革委会。至于他们如何协调,如何分工,本人当时懵懂,不能提供细节。但此时,他们领导开展的工作,我留存的日记中记载。可以概括为:从大批判入手,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动力,逐步划清阶级阵线,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再逐步整党,接着开展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建立无产阶级的新型师资队伍,建设一个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革命化中学。

从此时起,学校原有的两派组织解散,学生均回原班级闹革命。班级不再称“班”,称“排”,班长因此不再叫班长,得叫排长。依次类推,年级称“连”,全校由六个连队组成,弄得和部队编制一样。大概,这就是落实毛泽东“五·七指示”的一项具体行动。权力终于重新被掌控起来,闹腾了两年左右的各派群众组织,自此开始退出文革舞台。大致说来,群众性的文化大革命在1968年底结束了。

大批判是批判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而清理阶级队伍,在我校就是把当年有点历史问题的老师拿来再清理一遍,贴上各种身份标签。二者均是打死老虎,学生们的感觉似乎已经迟钝,没有太大的积极性。学校成立了专案调查组,专政大军,矛头指向这些老师,过去工作组和校文革那些整人的套路,又依然故我地拿了出来。但对学生造反派,若无重大犯罪行为,似乎不在清理之列。只是要求我们每天呆在教室里,学习文件,读报纸,讨论发言,围剿派性。

工宣队和军训团,把“三忠于,四无限”活动带进了学校。所谓三忠于,指的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是指: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3] 进入上层建筑的产业工人和解放军战士,拿出了最大的热情,带领全校师生,开展“早请示,晚汇报”的活动。一如前面我所描述的那样,每天手持红宝书,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每当颂祝之时,全体起立,庄严注目,众口齐颂,行礼如仪。不过,天天如此,久则生怠,渐有应付之态。

感觉新鲜的是,学生重新走进了久违的教室,经久不见的面孔又同窗相聚。但是,此时的学生,已不再是两年前的模样。我们这些原高一的学生,折腾了两年,均已年满19岁,正是该上大学的年龄,却淹留至今,还只有高中一年级的知识水平。

由于桌椅大量毁损,我们东拼西凑,好歹给教室里放上一些残存的桌椅,由于数量不够,再也不能照过去那样整齐排列。大家只好围坐在一起,有的人不得不两人挤坐在一张椅子上,有一搭没一搭地开展着三重领导不断布置的学习活动,冷清且走过场。

学校也会出现热火朝天的气氛,那是课间操的时候。课间操不再做操,改跳“忠字舞”。忠字舞是“三忠于,四无限”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文革中风靡全国。[4] 全体师生,在军人和工人的指挥下,站满大操场。此时,高音喇叭奏响音乐,排列整齐的师生,不论男女老少,随着音乐节奏,跟着前面的领舞者,昂首挺胸,挥手摆腿,扭腰动步,以表忠心。

忠字舞是文革时期一种人人参与的群众舞蹈。以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北京的金山上》以及某些语录歌为伴奏,上千人随着震耳欲聋的音乐,一边唱,一边跳。以歌曲《敬爱的毛主席》为例,歌中唱道:“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你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哎,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我们衷心祝福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照片来自网络,谨此致谢)

当年,编排“忠字舞”的人员很有见地,颇为了解这种大众舞蹈的特点,动作只求简单,夸张,但形象表意。主要动作包括:双手高举表示对红太阳的信仰;斜跨弓步表示追随领袖前进;紧握双拳表示革命决心,手贴胸膛表示红心永在。跳“忠字舞”时,手里还可挥动语录本或红绸巾,以加强效果。蹦跳挥摆之时,要求面带微笑,心情激荡,身心充溢着朝圣的庄严感。可是,我等男生,手足僵硬,舞感缺失,动作常常走样。好在是千人起舞,动作参差,大家都在比划,谁也顾不上看谁。

文革进入到这个阶段,个人崇拜已进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除了跳“忠字舞”和“早请示,晚汇报”之外,大家还纷纷自己动手,制作各种各样的“忠字画” 、“忠字牌” 、“忠字匾”。以《毛主席去安源》、《毛泽东在陕北》、以及各种各样的毛泽东头像为底本,配上他的诗词或语录,填入“忠”字,饰以葵花,精心构思,植入虔诚。采用的材料则各显神通,或用晶砂粘贴,或用丝线彩绣,或镶嵌颜色玻璃,甚至可用红绿黄的粮食颗粒,…,不一而足。

不仅学校里做,街道上,商店里,家庭中,都在做,全民动手。花费若干时日做好了,就挂在显眼之处,以示忠心。机关单位市面商店、街头巷尾、墙壁床头,处处可见。但这些物件,表面凸凹不平,久则生灰,颜色褪败,远远看去,效果不佳,有乡间小庙中某些装饰物的感觉。后来,据说中央专门发文,制止了这种全民颂圣,走火入魔的行为。

在我们的纵队解散时,大家决定合影留念。照相,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还是一件不常见的事情,而我们也知道,此次相聚,今后不再,值得珍惜。时值晚秋,一个周末,我们全体30多人,欢聚在一起,在校园,在东郊游泳池,进行了纵队的最后一次活动。

照相时,大家都穿戴整齐。每人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像章下面是组织的胸章,左手佩戴红卫兵袖套,右手握着毛主席语录,背景是毛主席的巨像,或者是纵队的大旗。按下的快门记录了青春的身影和一脸的严肃。这是文革当年中学生的典型形象,有点现在的青少年搞行为艺术的味道。和现在的青少年一样,这些现今爷爷奶奶级别的人,当年也以青春的狂热追“星”,追的是当年亿万人奉若神明为之癫狂的“大救星”。

我至今怀念我的纵队。自从我与城坚和建军在地下室“扯旗造反”,已近两年。两年来,我们从三人发展到三十余人,以高一各班的十多人为核心,吸纳了初中各年级的男女同学各半,组成了一个极为团结的队伍。这个队伍由于创建者的身份,只能属于造反派阵营。这个队伍,既无欺凌同学的劣迹,亦无打斗老师之恶行,虽然参与派斗,却只诉诸笔头,或有过激言论,但并不制造仇恨。因此,当大家以知青身份领命下乡之后,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也无论八二六派还是红成派,均交往自如,谈笑风生了。

文革对我们老三届的中学生伤害极大,但却也有一利。文革打破了班级和年级的界限,六个年级的同学开始自由交往。过去的中学,社团活动不多,中学生大都囿于班内,思维眼界均受限制。而在文革之中,虽然黉门毁败,学业荒废,但确在大风大浪里锻炼出不少的能力,在写作,组织活动,与人交往,应付突发事件,协调不同意见,开发思辨潜力等方面均有历练和收益。而更有甚者,随着年龄增大,眼界渐开,开始独立思考,依据自己的亲身体念,更容易看清楚其中的问题,从而摆脱心魔,走出精神桎梏。

1968年11月,正当忠字舞跳得热情似火的时候,我被推荐到学校的教改组去搞“无产阶级教育革命”。

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要革文化的命,革教育的命。教育界是发动文革的一个首选领域。因此,在夺权之后,在排除群众派斗干扰之后,教育改革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文革发动之初,毛泽东给出的“五·七指示”,是一份社会改造纲领。在其中,“教育革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他指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十七年的教育被批为“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5] 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的学校”。[6] 其突出的表现是所谓的“三脱离”:即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工农。因此,教改的主要措施是: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联系生产实践,突出工农,且精简内容。

教改组,其工作包括批判原来执行的旧教育制度,建立城市普通中学的新教育制度,确定教改方案,编写革命化的新教材等。制度和方案,这是工宣队领导们考虑的事,我们学生主要干具体工作。最初的工作范式是,他们出题目,我写文章。

主持五中教改的是工宣队的两位工人师傅,老李和老魏。老李年青一些,年近三十岁,机灵而主意多;老魏稍大,三十出头,憨厚且寡言语。

首先布置给我的任务是,执笔写一篇“旧五中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调查报告”。老李扔给我一叠凌乱的素材,多是一些四清和文革初期老师和学生的揭发材料,也有一些工宣队搞出来的统计资料。我硬着头皮,花了三天时间,模仿报纸上早已成风的调查报告的模式,采取文革视角,使用文革语言,完成了这项任务。说来羞愧,这是学生提笔污蔑自己的母校,污蔑当年的领导和老师。现在只好借用三国时期陈琳答曹操的话语,来给自己开脱:“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

正是这篇文章,奠定了我成为教改组笔杆子的地位。老李和老魏,看见孺子可用,什么样的文章写作都一股脑儿向我推来。在两个多月的教改组工作中,我照指示,先后写了“我们对城市普通中学教育革命的几点意见”,“从新旧五中的对比看定厂办校的好处”,“六九信箱定办成都五中的方案”,“成都五中1969年招生方案”,甚至有给人民日报投稿的“教材革命是一个重要问题”。弄得我绞尽脑汁,天天伏案,手酸膊疼。不过,好处是借此躲过了那些“三忠于,四无限”的颂圣活动。

有趣的是,写好的文章成了老李用来显摆邀功的东西。一当我写好,他立即打印成文,连夜油印,选出最清晰的四份送出。一份送市革委,一份送川报,一份送新成都报,一份送学校工宣队、军训团、校革委。老李成了忙人,常常骑着自行车,往返忙碌。

在两位工宣队师傅的眼中,我成了踏实肯干的后生。我们之间,变得随便,渐渐亲密,有了私人友情,以至于老李结婚,我们也受邀参加,喝了他的喜酒。

接下来,要编新教材。这是为69年新生进校准备的。初中的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生物课统统取消,知识体系被打乱,代之以“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以改变过去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工农的“三脱离”现象。

老李带着我和刘定军同学,到成都东边的简阳县去搞调查。我们在简阳的周家、贾家、石桥等几个公社游走,除了开教育革命座谈会外,还行走于田间地头,为编写“农业基础” 教材收集素材。时至隆冬,霜冻逼人,僵手僵脚,我们时常在雾气笼罩的地头跑来跑去。

记得,在“农业基础”的新教材里,我负责编写一些数学题。每题开始,照老李的意思,都必须加上一个“帽子”。如一道简单的数学应用题,必须这样写:“解放前地主残酷剥削贫雇农,地租年年上涨,雇农张大爷给地主交租,第一年每亩稻谷交355斤,第二年交415斤,问地租增涨率为多少?照此增涨率交租,张大爷四年后每亩要交多少斤稻谷?”这样写,才能体现毛泽东的教导:“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

此外,我们还在田间地头,观察冬小麦,油菜的苗情;也和社员交谈,关注播种,生长和收获的情形。这是为了编写有关农作物的生物特性而进行的现场调研,这些农作物的生长知识,将和代数、几何、物理等内容,同纳于“农业基础”这门课中。之所以这样的杂合拼接,按照工宣队的说法,是要体现毛主席的“课程要精简”的要求,同时避免城市学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就这样,我在教改组工作到下乡之前。老李和老魏,甚至工宣队的队长,都希望我能在教改组继续干下去,暂时不下乡。即使在全校学生都纷纷下户口,整行装,准备上路时,他们还在给我布置任务,要我安心干,且许愿说,不会亏待我。我婉言拒绝了。我知道,在这个阶段我尚有使用价值,但工宣队不会对抗知青上山下乡的大形势,与其后来孤身远去,不如现在和我的好友们结伴同行。

于是,1969年1月22日,时值大寒,我和成都五中因文革而被积压的六个年级的中学生一起,冒着严冬的寒意,出发去了仁寿方家。从此,以知识青年这个名头,开始了仁寿山乡的农村生活。

(全文完)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1968.08.25;中发[68]135号。

[2] 文革风靡成都的“芒果热”,四川档案,2013-12-13。

[3] 三忠于四无限. 环球网. 2006-05-12。

[4] 《舞蹈——八亿人民共跳“忠字舞”》,《中国青年》“过去百年大回眸”。

[5] 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6] 毛泽东,《五·七指示》,1966-05-07。

[ 打印 ]
阅读 ()评论 (0)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