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文H

滌荡襟怀须是酒,优游情思莫如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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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学生的文革造反经历(十五)军训团进校

(2020-07-27 08:36:15) 下一个

十五  军训团进校

作者  黄泽文

十年文革期间,1967年是闹腾得最厉害的一年。各色各样的群众组织,活跃在文革舞台上,造反夺权,指点江山。统帅借助他们的力量,把“身边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子”、“黑帮”甚至“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纷纷打翻在地。同时,也把与之相联系的基层组织,包括基层上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等, 扫荡得一片狼藉。

可是,请神容易送神难。运筹帷幄的统帅并未料到,此时的造反派已成脱缰野马,难以驾驭。紧接夺权风暴之后,是军方为稳定局势而作出的抗争。在压制军方后,重振旗鼓的造反派却又甩开膀子闹起了派斗,争誉,争宠,争权,甚至搞起了血腥武斗。一时间,全国山头林立,烽烟四起,工厂停产,铁路停运,枪声四起,群众恐慌,一片混乱。

据说,“那是乱了敌人”。[1]  其实,这明显是乱了自己。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绝不仅仅是要解决领导权,也绝不仅仅是要在组织基础上扫清障碍。他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要从根本上消除产生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从而在农业国的基础上去构建一个纯正的理想社会。[2] 而造反派之间的缠斗,使得他成天穷于应付,今天一个关于xx省的决定,明天一个关于xx地区的决定,不胜其烦。于是,统帅开始谋划布局,实施他的新战略部署。

此时,各级党政机关,公、检、法部门几乎全部失去作用,唯有解放军没有乱,军队成了国家唯一稳定的力量。鉴于这种形势,3月19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简称“三支两军”决定)。于是,全国各地,无论何种机关单位,先后均被军管,军代表成了单位里面的最高领导。据统计,全国有280多万指战员参与了“三支两军”。军队控制了局面,当然,权力也都归集到军队手中。

迟至1967年11月,军训团走进了我的中学。军训团由驻军于市东南郊琉璃场的一支部队派出,共有20名干部战士。团长是一位姓刘的营长,脸瘦,个高,挺直的脊梁,一身军人风度;而政委姓鈡,国字脸,中等个头,稍胖,是该部队的一位营教导员。

军人们进校后,和蔼可亲,一本正经,面对校内对立的两派,不偏不倚。见面时,有时叫我们小将,有时直呼小黄,小李。但军训团却并不开展军训,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把两派学生聚拢在一起,一方面制止武斗,一方面搞大联合,开展复课闹革命。

当时的成都五中,保守派的学生组织已经消失,造反派则是两派。由于对“红十条”和省革筹部分领导的态度不同而相互指责,势不两立,已经恶化到兵戎相见的地步。学校里,八二六派的组织叫“东方红公社”,占据着校园。红城派的组织叫“毛泽东思想战团”,退守在一号桥北端的石油技校中。两派隔着一号桥对峙着。

军训团进校后,开始游走于两处,耐心地劝说大家放弃分歧,联合起来,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复课闹革命。起初,收效甚微。

文革第二年所谓的“复课闹革命”,如果仅看字面,容易产生混淆。当时,并不是上面突然发现中学生失学对国家未来的发展有害,要把我们重新拉回校园,去恢复中断了一年半的学业。如果真是这样,那将是我等懵懂少年的福分,也是我的祖国的福分。可惜,当时的“复课闹革命”只是收拾混乱局面的一种措施,由停课闹革命转入到复课闹革命,关键还是“闹革命”。复的是联合起来不再派斗的课,复的是执行毛主席战略部署的课,以便集中力量进行本学校的“斗、批、改”。

野惯了的中学生们,派性十足,眼光短浅,对本校的“斗、批、改”无动于衷。我们这些“半截子”成人,头脑已被文革改造,只认为自己代表着“正确”路线,要为“捍卫毛主席”而战,并不知道大好年华应该读书,更不知道自己的未来真正需要什么。

此时的校园一片凋零,不仅是安放不下课桌,甚至已经没有多少课桌可供安放了。操场上的篮球架被学习开车的同学撞得东倒西歪,后操场竖立起一个钢铁高架,上面装着几个高音喇叭,对准一号桥的石油技校,天天高叫着宣传本派的主张。校园后墙被打倒,缺口处堆满了破损的桌椅,校外和校内的人均随意拿来烤火驱寒,数百张桌椅被毁掉,烧掉了。

驻在校园的一派,把教学楼构建成堡垒,枪眼处架上机关枪。和近邻的二中“井冈山”,三中“红色堡垒”同派战友一起,组建“五二三警备区”,武力控制城东的交通要道,以显示自己草头王的威风。跑到石油技校的一派,也一样在该处武装割据。由于武斗,来校的同学寥寥无几,大家都无所事事,心情低沉。

在这样的气氛中,慢慢地,军训团的劝说有了效果。高中一年级(文革开始时的学籍序列)的高68(3)和高68(4)先后办起了五中第一和第二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两派的同学,包括原来的保守派同学,以及长期逍遥在家的同学,终于坐在了一起。此时,我对办学习班有了兴趣,主要原因就是无所事事。由于对武斗导致的校园褪变反感,与其成天游荡,浪费时日,不如用行动来结束这种对立。

听说我们愿意办学习班,军训团极为高兴,立刻派了两位解放军,一个排长老嘉和一个战士老赖,来帮助我们。时值寒冬,老嘉和老赖却热情似火。老嘉是文革前十五中的高中生,成都人,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是位文静的青年军官。老赖是个农村兵,憨厚而踏实。

前年夏天停课,极为容易,那是一纸决定就办成的事。而68年初春办学习班,却困难重重。我所在的高68(4)班,除了两派的同学外,其余的“逍遥”同学,散落于城市的各个角落,有的甚至远走他乡。办学习班的第一件事,是把同学们找回学校,这由老嘉和我来完成。老嘉用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载着我,满城跑动。我指点地址,他蹬自行车,两人在料峭的寒风中奔跑着,挨家挨户地去“请”。

有的同学,已经一年多未曾见面,有的同学,则是我的保守派对头。我还是和老嘉一道,硬着头皮一一拜访,说明来意,通知时间。曾经同窗不到一年的同学,已经生疏了,有的见面还算热情,有的却异常冷淡。经过两三天的努力,我们一共找到了30余人,原来班上可是54人。经过文革一年半的折腾,中学生的心已经散了,重新聚拢需要时间。

1968年初春的一天,我班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正式开始。由于教室残破,桌椅零落,原来的教室已经不可用。我们的学习班选在学校的医务室里举行,此处是个套间,还算宽敞。开学时,一共到了20余人。

开学之前,老嘉和老赖指导我们把医务室精心布置了一番。医务室门沿上,贴着老嘉的工笔大字:“成都五中高六八(四)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门迎面是两幅毛主席的大幅画像,这是军训团给学习班的贺礼。其实,这两幅画像本是东方红公社和毛泽东思想战团送给军训团的见面礼,上面各落有组织的名称。军训团双双送来,并排摆放,不偏不倚。内房设置一台,台墙上,伟大领袖正在微笑着看着大家。两边各有一条毛主席语录,分别是:“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下面有一横幅,上书林彪的海军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对面墙壁上还有“要斗私批修”五个大字。医务室外面的墙壁上则布置有一个专栏,供学习班学员发表言论。

学习班开课,首先是一套毕恭毕敬的仪式。全体起立,面对毛主席像,手持毛主席语录,由老嘉领头说:“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大家立刻接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三呼之后,接着是老嘉再说:“敬祝敬爱的林副主席”,大家立刻接上:“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也是三呼。在三声敬祝之时,手持红宝书,从胸前向外平推,跟随三呼的节奏连续推三次。声音洪亮,整齐划一,庄严而虔诚。三齐呼和三平推后,大家坐下,由老嘉带领大家,齐读一段毛主席语录。读毕,方正式开始。

(图片来自BBC中文网,特此致谢)

学习班由两派学生各推举一人主持日常学习。主要学习毛主席语录,学习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指示,以及各种应时的报纸文章。大多数时间是读,少数时间由老嘉讲。他们在用解放军的套路来引导我们这些野惯了的中学生。

办学习班在当年是个极为风行的活动。伟大领袖专门对此发了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许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里得到解决。”但我们办起来后却发现,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读语录、文件、报纸后,开始讨论。但讨论时,一接触到联合等具体问题,两派学生就开始七嘴八舌地争论。双方均以文革陶冶的心性,标榜自己正确,指责对方错误。这时候的场面是:两边争得面红耳赤,激动兴奋;老嘉老赖左右为难,无可奈何;而逍遥人士则静观争吵,无动于衷。

不过,唯一可喜的是,大家放弃了武斗对立。虽然站队各异,但面对面坐在了一个房间里;虽有争吵,却没有凶相,也没有仇恨。

学习班在困难的气氛下坚持着,来的人却在逐渐减少。军训团急得很,老嘉下了决心,一定要联合起来。他叫我起草一个大联合的协议书,即使走过场也好。我写了,按照我派的意见写就,自然,对立派通不过,双方僵持不下。无论老嘉怎样调和,也无法把这些迷了心窍的小青年说动,只好不了了之。

学习班每况愈下。有时,医务室里只有老嘉和我两个人,相对枯坐。但老嘉是个有恒心的军人,他鼓励我:“不要打退堂鼓,学习班的大方向没有错。”有时候,他就给我聊他在部队里的经历,聊他参军的经历,聊他在成都的父母家庭。我们已经成了好朋友。现在,我偶尔会回想起当时和老嘉相处的细节,心中怀念这个像大哥哥一样的军人。

最终,学习班无疾而终。导致其失败的原因有二:一是社会影响,二是学习内容空洞。进入1968年春天,成都的造反派对立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人民南路附近,发生了历时半个多月的以成都十中为据点的疯狂攻防战,整个中心地区几近瘫痪。在这样的气氛中,双方的龃龉被放大,遮盖了理性的思维,很难心平气和地谈联合。而学习班不复文化课,成天就学习一些报章文件,这些大块文章,充斥着文革逻辑,套话连篇,久听生厌。

班级的学习班虽然了停下来,但在军训团的主持下,全校两派筹备大联合的协商会却开始了。军人们心中有数,就是要采用一种形式,让两边的“小将”们坐下来说话。面对面的接触,总好过隔桥对峙;唇枪舌战的口水战,总好过呼啸夺命的真枪实弹。军训团掌握着当时文革的大趋势,他们明白,最高统帅要结束这种没完没了的派斗,文革要进入由“乱”到“治”的阶段,这条路一定要走下去,而且一定要走通。

联合的道路的确走通了。在军训团不懈地努力下,两派同学终于以对等的原则,签署了协议,于6月13日成立了一个成都五中大联合委员会。这是迈向成都五中革委会的关键一步。紧接着,经过一番努力,在1968年的8月17日,建立了成都五中革命委员会。

几个东方红公社的初一同学,心灵手巧,专门为革委会的成立刻制了一个新校牌。自制长板,多遍刷漆,精心雕刻,刻上“成都五中革命委员会”九个仿宋体大字,送给学校。庆祝母校在经历两年多的折腾后,终于排除万难,回归平静。其中主要操刀者名叫谭云,后来入读四川美术学院,成长为著名雕塑家,曾主持完成过建川博物馆的大型抗日将军雕塑群像《中国壮士:1931-1945》。[3] 他的雕塑事业,估计就是从雕刻校牌那一天开始的。

自1966年夏天,五中搞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的领导机构,走马灯似地变换着。由以往惯有的支书-校长制,转变为校文革委员会,尔后则是革命造反派的夺权委员会,进而变化为全校大联合委员会,然后再过渡到革命委员会。据说这些“委员会”遵循了革命传统,而且是文革的新生事物。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生事物”最终均销声匿迹于历史的岁月中,一切还是回归到了文革前的那套旧有体制

 

参考文献

[1] 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1967-10-07。

[2]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1967-11-06。

[3] 谭云(国家一级美术师雕塑家),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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