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学生的文革造反经历（十三）“五·六”流血事件之后

十三  “五·六”流血事件之后

“五·六”流血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毛主席批准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史称《红十条》，紧急发布。正式撤掉了当年西南局和成都军区第一把手李井泉的职务，把这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归入到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走资派”阵营。在支左中，支持“三军一旗”的成都军区被定性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同时，点名授予川大八二六、工人造反兵团、红卫兵成都部队等“革命组织”的头衔。虽然未点产业军等组织的名，但定性却非常肯定：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的保守组织”，这实际上判了这些组织的死刑。[1]

消息传到成都，号称有数十万之众，曾经风光一时的产业军等，在市区遭受了人人喊打似的围剿，已经无法生存。大多数人员顺风而动，反戈一击。少数中坚分子，撤退到四周郊县农村，和忠实的农民同盟军—秋收军联合，遵照红色革命传统，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样一来，城内恢复平静，郊野硝烟再起，武斗时有发生。但作为一股政治力量，产业军等组织，大势已去，实际上已经退出了成都的文革政治舞台。

这段时间，我一直呆在132厂。我和“五湖四海”兵团的战友们一起，参加“五·六”事件调查团的工作，同时参加11.19兵团的所有活动。6月中旬，由于纵队的工作需要，我决定离开生活了两个月的黄田坝，返城。

6月13日晨，我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到132厂去搬取我的行李物品。在路上，碰见了我借宿的同寝室的老王师傅，他进城办事，我们寒暄问好。一路上，成黄公路两旁，稻田青青，微风习习，气氛正常。我当时并不知道，我这一去，不早不晚，刚好碰到产业军和秋收军联合围城，尝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滋味。

到厂时，太阳已经老高了。我走进203栋宿舍楼，几个工人在楼道口下象棋。我刚把自行车放好，突然外面有人惊呼：“紧急集合，红联回厂了！”工人们闻讯，从各个房间奔出，迅速集合好队伍。

我站在路旁，看见红联的队伍，打着大旗，绷紧面孔，昂首挺胸，沿着厂门口的马路，精神十足地走了过来，大约有几百人。观看的人群中，有人鼓掌，有人欢呼，红联在该厂从来不缺乏支持者。此时，11.19兵团的各个战团从几个方面包围了过来，用前些时候红联对付他们的霸凌办法，冲击队伍，肉搏对抗，不准游行。由于人少，红联的人这次尝到了被欺负的苦头，游行队伍被分割包围，一个个被揍得鼻青脸肿。一会儿功夫，他们就被本车间、本室的11.19战士捉光了，押着离开，准备清算。

其实，这只是前哨战。十来分钟后，正当喘息稍定，人已散去之时。从招待所方向冲出来黑压压的人群，足有上千人，均手执钢钎、梭镖、扁担。这是红联的同盟—秋收军的农民，突进厂来支援红联。可惜的是，工农联盟虽好，但两军配合欠默契，如果早几分钟，11.19的人会被两面夹攻。

11.19的战士们听见喊叫声，纷纷拿起钢钎、铁矛，从各个宿舍楼跑出，奔向医院、足球场一带，列队和秋收军的农民对峙。我是11.19的一名战士，也拿起一根铁矛，和203战团的人一道，站在了迎战的队伍中。

秋收军的农民，黑压压的一大片，向我们压了过来，手上拿着钢钎、梭镖、扁担，有的背上还有大刀，声嘶力竭地吼叫着：“冲啊！杀啊！”一步步地逼近，然后突然加速，变成了冲锋。我站在队伍中，心中紧张，端着铁矛的手竟有点发抖。眼看着，一场血腥的遭遇战就要开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大脑处于空白。忽然，11.19的队伍中，有几个人后退了，胆子比我还小。这一退，立即传染大家，于是纷纷后退。原来的严阵以待，变成了争先恐后的后退，最后干脆成了放开脚步的逃跑。秋收军追了一程，害怕中埋伏，停止了追击，得胜收兵。农二哥们狠狠地教训了工人老大哥一次。

中午，11.19兵团全体总动员，兵分几路，进入到战备状态。秋收军见形势不好，撤退了，厮杀的风暴平息了。我无心久留，于是回寝室收拾好东西，告别两个月来朝夕相处的工人师傅，踏上了回去的路程。

一路上，进城的人很少，十分清静。我骑着破车，缓慢地行进着，刚过铁路不远，迎面而来的人告诉我：“秋收军控制了清波桥，设置路障，检查过往行人，专抓11.19的人。”我一听，心中发毛，急忙跳下自行车，紧张地思考起来，思前想后，进退两难，但我已不想再折返，经过一番内心斗争，还是决定继续回城。我把周身检查了一遍，把所有证件和有关文件，包括几页我写的文稿，都藏在自行车的坐垫里。然后，怀揣侥幸，向桥头骑去。

清波桥横跨清水河，是一座颇大的公路桥。当我骑到桥头附近，一个怒气冲冲的庄稼汉吆喝着拦下了我，旁边有好几个手持钢钎、梭镖的青壮，单衣敞肚，黝黑面孔，均在拦截行人。我下了自行车，故作镇静，告诉他：“我是成都五中的学生，是探亲的，要回城去”，边说边掏出我的学生证给他看。哪知道，不说则已，一说我是城里的中学生，这家伙条件反射地一口咬定，我不是八二六的，就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的。我极力否认，说自己是个“逍遥派”，任何组织都没有参加。这厮根本不听，极为粗野，动手搜身，我只得任其翻检。我这时心中倒还沉着，因为早有准备。

可是，这人粗中有细，搜查得一丝不苟，居然从我的皮包中找出一张买浆糊的发票。他立即断言：“你肯定有组织，不然，买这么多浆糊干什么？”我傻眼了，没法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含混地嗯了一下，心中直埋怨自己的疏忽。他马上把我扣下，大声对同伴说：“抓到一个嫌疑犯”。一个小个子青年走来，命令我跟他走。我铁青着脸，在梭镖的押解下，心怀忐忑，向桥旁农舍走去。

桥下不远处，是一个生产队的打麦场，麦收已过，堆着不少麦草。刚走近，就听见痛苦的喊叫声。一个被查出的11.19工人，正在被毒打，打人者满怀仇恨；被打者，苦苦告饶。我的心一下收紧，恐惧顿生，知道什么样的待遇在等待着我。想着自行车坐垫下的证件和那些纸张，均是“罪证”，一旦被他们查出，一顿胖揍是免不了的。

我急中生智，顺手把破自行车撂在角落处的麦草堆边，车倒草掩，极不显眼。尔后，我向前走了一二十米，迎接拦路强横们的审问。我的运气不错，来审问我的是一位132厂的老工人，年龄在50岁左右，矮矮的个子，长着络腮胡，面容显得忠厚沉稳，眼睛无凶光，说话无狠劲。他仔细而缓和地讯问我，我也仔细而缓和地回答他。

就在我面前不远处，一对年轻的工人夫妇，在皮鞭和棍棒的威胁下，男的跪在地上，正在低声下气地申述着。说自己“被迫加入11.19兵团”，“我早就同意你们的观点了，红联就是好”。边说，还边把11.19的胸章拿出来撕扯。打手们似乎信了他的话，决定放他们走，他竟然流泪了，边走边说：“一定反戈一击”。这大概也算是一种应对方法，看着他倆的表演，我觉得有点滑稽。

我仍然坚持说，自己是逍遥派，未参加任何组织。我一边机械地扯着麦草杆，一边回答老工人的问话，话中真多假少。我报我的真实姓名，家庭住址，所在学校，并说：“这次是来探望生病的叔叔”。他马上追问叔叔姓名，在哪个部门工作？我信手把同寝室的老王抓来抵挡。老王情况我知道得一清二楚：203车间，三级工，专业军人，真话自然没有破绽。老工人反复询问，我反复回答，一来一往，倒有点像聊天，只是这聊天的周围场景吓人。这老工人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又没有发现确有可疑之处的自行车（在混乱的人群中，谁也没有注意那远处的破自行车），就决定要释放我了。

临放行时，他还一本正经地教育我：“产业军就是好！老产不产，你吃铲铲！”他还满怀信心对我进行形势教育，说：“最近的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成都已经被我们包围了。最后的胜利属于产业军！”我不置可否地哼哈着，跟随一个送我的人向公路走去。走到麦草堆处，顺手提起我的自行车，然后，加快脚步离开，害怕他们反悔。

当我离开清波桥时，心中别提有多高兴了。但我故作镇静，缓缓地骑着，离开这帮拦路的强人。一过公路拐弯处，大松一口气，拼命使劲地蹬着这辆哪儿都响，就是铃铛不响的车子，快速离开。不时回头看看，也不时伸头看看，我担心前面还有这些拦路的强人。

一路顺利，我骑到了省医院处的路口。在路口处，堆拥着一大群人，是想回厂而迟疑不决的人们。我又碰见了早晨进城的老王师傅，以及其他一些132厂的熟人，正在议论纷纷。他一看见我，就释然地笑了，说：“我们正在担心你呢，知道你今天就要返回。”并转身对旁边的郭师傅讲：“你看，我就说过，小黄灵醒，不会出问题，如何？”我把一小时前的经历讲给大家听，大家都夸我。我劝王师傅等人：“今天别回去了，不必去冒这个险”。人群中，大家七嘴八舌地咒骂着，有些人折返回城，有些人则想绕道回厂。

退出成都市区的产业军中坚人员，的确不甘心就这样失败。他们联合在郊县占绝对优势的秋收起义战斗军，真还活学活用了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战术，在成都周边的广大农村建立了根据地，与占据城市的造反派相抗衡，试图东山再起。

然而，毕竟政治上大势已去。失去了军方强有力支持的产业军，终于难成气候。就在我这次被拦截的6月份，军队和造反派组织不断派出人员和车辆，组成宣传队，下到郊外的各个乡镇，宣传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随着“红十条” 的宣传贯彻，各县、区、公社的保守组织在基层的势力逐渐瓦解，有的倒戈，大多解散。到6月以后，基本上销声匿迹。成都开始进入到造反派互斗的新阶段。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中发［67］147号，1967-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