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学生的文革造反经历（十一）“五·六”流血事件之前

十一  “五·六”流血事件之前

作者  黄泽文

在中国文化中，妥协是一个负面词汇，求同存异更是不常见的社会生态。相反，我正你邪，你死我活，势不两立，是政治常态。高层是这样，底层也是如此。

成都的造反派翻身之后，以正确路线的代表自居，立即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保守派的组织，“三军一旗”首当其冲。造反派嘴巴上的口号是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骨子里则是要报二月镇反中保守派为虎作伥之仇。此时，由于全国舆论的反转，又失去军队的后盾，保守组织渐显颓势。风水轮流转，1967年的春末夏初，是成都的保守派逐渐消失的时候。但是，这些基本群众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在退出之前，给成都留下了血与火的痕迹。

四月中旬，我们重新回到了川大井冈山野战军的队伍中，名为井冈山野战军五中纵队，有战士30余人。

4月16日，由一个“北航红旗”（北京航空学院的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的大学生引荐，我和几个纵队战友，跟随他来到峨眉机械厂参加工运斗争。峨眉机械厂，代号为132厂，现称成飞集团，是中国首屈一指的战斗机生产厂，有上万工人。由于生产性质，绝大多数工人和技术人员都是根正苗红的共和国基本群众。该厂坐落于成都市西郊黄田坝，距市区有九公里，有一条成黄公路（成都至黄田坝）相连。

这一去，作为一个懵懂的中学生，我全程参与了闻名全国的“5.6”流血惨案，经历了惨案爆发前的斗争和惨案后的一些清理工作，且两次历险。幸好是有险无伤，全身而退，事后想起，颇为惊心。

132厂的保守派组织叫“红联”，是产业军的一支中坚力量，有军管会撑腰，实力颇为强大。与之对抗的11.19兵团，后来是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的一个分团（1967年6月正式加入），二月镇反遭到镇压，被抓近200人，实力逊于红联。正因为如此，首都红代会的大学生，联合成都的造反派红卫兵，有大学生，也有中学生，成立了一个“五湖四海”造反兵团，进入132厂，支持11.19兵团。我们的任务是煽风点火，制造舆论，发动群众，起来清算二月逆流。

当随北航红旗的大学生们到厂的那天，厂生活区的大门处，锣鼓喧天，红旗招展，11.19的工人们发自内心地欢迎我们。文革那个年月，亲不亲，观点分，同一观点的，就是战友。

我住在造反派工人集中的203楼单身宿舍里，和他们朝夕相处，亲密无间。11.19兵团的指挥部设在毗邻的202楼，我经常在此楼目睹头目们开会。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产业工人，他们大都在二三十岁左右，有四川人，也有外省人，均纯朴可亲，他们叫我小黄，我叫他们老王，老郭，…。

4月中旬，城内的造反派已经扬眉吐气，这里却是一片冷清，红联的人掌控局势,趾高气扬。11.19兵团开会只能秘密进行，每有公开游行集会，红联均会组织人员赶来冲击，破坏，一副不准革命的架势。我刚到厂时，在生活区中，看见一群小孩子，手举“专打撬狗”的纸旗，在202楼附近游走惹事，无理取闹，竟无人敢管。造反派工人怕报复，处处忍气吞声。

我们几十个人，决定举行一次示威游行，来振奋造反派的士气。外来的学生好念经，没有负担，不怕报复。我们在202楼前集合，出发。领头的人高举着纸做的红旗，四路纵队，昂首挺胸，行走于生活区的道路上，边走边呼支持11.19兵团的口号，引来阵阵掌声。我们有意走到红联的据点—百货大楼前示威，由于他们措手不及，来不及组织人员，只好用咒骂、尖叫、果皮、石块来迎接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厂半工半读学校的学生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闻讯赶来支援我们，两支队伍合在一起，声势更大。这次游行，直接导致了几天后红联的报复。

报复的办法是驱赶“五湖四海”的学生出厂。理由是现成的，中央“2.12通告”规定，国防保密厂严禁串联。4月下旬的一个晚上，红联旗下的子弟校学生的“井冈山”红卫兵，一群群突然闯进工人宿舍楼，从一楼闹到二楼，从二楼搜到三楼，挨户搜查，要抓“五湖四海”的人。这些小青年，大都个头高大，手握皮鞭，骂骂咧咧，气焰嚣张。工人们敢怒不敢言，竟然无人敢站出来阻拦。我见势不好，混在工人中，躲到楼外的草地上去了。

外面也是乱纷纷的。一个小个子的川大八二六的学生被十来个“井冈山”红卫兵抓住，又是打又是踢，小个子挣扎着，哀叫着。旁边站着一些“11.19”的工人，但无一人敢上前干涉。我却有点莽胆大，路见不平，血涌气生，义愤填膺，居然忘记了可能的危险。我大喝一声：“干什么？要文斗，不要武斗！”突然的喝叫惊住了蛮横，这群小子回头看我，川大的学生趁机溜掉，但我却给他们包围了起来。

小子们怒声问道：“你是干什么的？”我一下愣住了，不知怎么回答。突然，一个高个子眼高手快，忽的一声，抢走了我上衣口袋露了一点点的井野胸章,叫道：“他是个趴耳馿”。正当我张口结舌之际，一个胖墩娃挥拳捶向我心窝，我“哎呀”一声，一个踉跄，向后退去。我胆气怒生，火从心出，忽地一提脚，使劲朝扑向我的一个矮子踢去，但就在这时，我的屁股却早挨了一脚。接着，就是几个人围着我痛殴，上衣被撕得稀烂，无数的拳头，脚头扑了上来。我狼狈地后退着，身上剧痛，差一点倒在地上。这时候，旁边的工人们再也看不下去了，一下子冲了上来，把这些学生打手挡住，才把我给救了下来。

两个工人架着我，迅速消失在黑暗中。他们把我架进一栋宿舍楼里，找了一件衣服，给我换上，一边检查我有无内伤，一边还夸我“有种”。他们再也不让我出去了。外面吵闹声不绝于耳，我一身疼痛，还算好，小子们没有使用家伙，只是拳打脚踢，没有落下内伤，疼了几天就没事了。这是我在132厂的第一次遇险。

随着市内形势的有利发展，132厂的“11.19”兵团开始起来和红联对抗，矛盾加剧。红联依然蛮横，依仗人多，开始打人，受伤的工人越来越多。

5月3日晚，受够了窝囊气的11.19工人再也憋不住了，上千工人齐聚“造反有理”广场，举行抗议集会和游行。产业工人毕竟不同，纪律性特别强，他们列出一个个整齐的方阵，挺胸，昂头，踏正步，在生活区示威。途中，要经过理发室附近的红联总部，大家就齐声朗诵林彪那段最著名的话：“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并齐声高呼：“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打倒产业军，气死保皇狗！”

红联早有准备，理发室周围集结了很多人，我们的队伍一去，他们就冲出来。工人们手挽手地连成排，一边抗击着红联的人流，一边艰难地向前冲，最后，队伍完全冲乱，这边一圈，那边一堆，混战起来。还好，没有任何武器，全靠赤手空拳。只见咒骂声起，老拳乱挥，长腿猛踢，唾沫横飞。以前的工友、师徒、同事，如今面对面地成了死敌，就这样在黑夜中肉搏混战，人的理智消失殆尽。最后，11.19的工人们开始撤退，退回到202栋。

5月4日，城东的川棉一厂发生围攻产业军的武斗，[1]  川棉产业师力拙难支，红联派遣1000多人赴川棉厂支援。“11.19”兵团也不示弱，当天举行游行示威，并调集人员控制厂门，试图阻止红联人员离厂。双方再一次在白天发生大规模冲突，仍然没有使用武器，但双方均有人员受伤。

5月5日中午，红联人员再次包围了202幢单身宿舍，妄图抓人，双方发生激烈冲突。这一段时间，11.19战士被抓的人越来越多，不少人被打伤。晚饭后，11.19兵团指挥部决定，所有战士齐集“造反有理广场”，以防各个击破，寡不敌众。我们在广场上，按照车间，组成方阵，严阵以待。红联的队伍，包括一些“贫下中农战斗军”的支援队伍，在广场周围集结，伺机待动。

行动很快就到来了。打头阵的仍然是几十个厂子弟校的学生，耀武扬威地挥舞着皮鞭，在我们站列的方阵中窜来窜去，寻衅生事。开始，工人们忍让着，大家明白，后面有大队人马。但后来忍无可忍，首先是几个青年工人与他们对打起来。这一下子乱了，这几十个学生倒了霉，被工人们揍得鼻青脸肿。一两个月来，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霸王们横行乡里，如今终于得到惩罚，狼狈逃跑。但是，红联和农民的大队扑了过来。我们急忙后退，退到广场后面的铁路一线，用路基上的石块射击对方。在石头雨点中，他们停下，停在厂门一线。双方相持了一个多小时，互有伤者。

此时，天色已黑。我们是有厂不能进，有家不能回。面对困境，决定撤离。两三千人沿着铁路线，向成都大学（现在的西南财经大学）方向走去。战士们边走边咒骂着，“五湖四海”的一个绰号叫“大决战”的大学生尤其愤怒。走了不远，他把我们这些中学生招呼住，串掇我们回去打游击，只是在工人们的劝说下，方才作罢。

来到成大，里面的人不知究竟，以为是产业军或秋收军的夜袭，坚决不开大门。我们只好在成黄公路上就地露宿，周围布置了岗哨警戒，防备秋收军的袭扰。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几步之外，看不清面孔。四周，野田苍苍，寂寥无声，只有初夏的蟋蟀在草根下聒噪着。

我一点儿也无睡意，背靠着一个工人，一动不动盯着黑魅魅的天空。几小时前发生的一连串事情，在脑海里翻腾着：抓人，对抗，集合，挑衅，石头仗，受伤的战友，撤退，以及现在的露宿，这一切似乎都在告诉我，风声日紧，大事将至。

临近拂晓，成大8.31的人弄清楚了我们的身份，我们得以进入校园，在大礼堂里休息。我到外面手掬凉水洗脸，以清醒大脑。成大的战友们给我们送来了早餐，我饱餐一顿。这顿早餐特别重要，因为接下来的5月6日这一天，我整日未食。吃饭时，一个总勤务员走上主席台，用抑制不住的兴奋口吻，向大家宣读了5月5日中央文革关于解决成都武斗问题的电话指示：“四川问题经过两三个月的时间，现在是解决的时候了，产业军是保守组织，…。”正在休息吃饭的人们一下跳了起来，尽情欢呼，声震屋宇。大家顿时叫道：“反攻回去！杀回厂去！”几千人的队伍立即到操场上去，整齐列队，出发回厂。

 

参考文献

[1] 文革中的川棉一厂武斗—文革记事之七，李秉铎，新浪博客，2011-0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