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文H

滌荡襟怀须是酒,优游情思莫如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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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学生的文革造反经历(七)到工厂去经风雨,见世面

(2020-07-09 08:37:55) 下一个

七  到工厂去经风雨,见世面

作者 黄泽文

没有教学活动的学校没有灵魂,没有学生的校园也就没有生气。

夺权后的五中校园依然冷冷清清,学生们散落在社会上,或者逍遥在家中。夺权后唯一的变化是,“革联指”指定的人掌握了学校的大印,几个学生代替了原来的校文革和校行政秘书。此时,大多数人已经心不在校园,纷纷要到社会上去“经风雨,见世面”。

我们决定到工厂去发动工人。这既是循走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的革命路径,也是遵照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行为模式。

根据“革联指”的分配,我和我队的另外几个同学去了北门梁家巷附近的成都市文化用品社。这是一个生产笔记本,信封,信签,日历等文化用品的合作社,有300多个工人,其中不少人是妇女,机械化程度不高,设备多是老旧的圆盘印刷机。

当年的红卫兵,有毛主席加持的革命光环,在社会上声誉很高。在厂里,我们很受尊重,婆婆大娘们对我们一口一个“红卫兵小将”地叫着,前两个月阶下囚的滋味丢在了脑后,自我感觉很好。厂里甚至连生产会议也把我们找去商量,但毕竟年龄小,阅历少,不敢妄言生产,我们只是参与,并不作主,去决定什么。

在这里,我得到了机会,平生第一次,亲身体会到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基层社会带来的变化。

文化用品社也是造反派当权。工人们,特别是一些小伙子们,建立了造反队,隶属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他们把厂里所有他们认定的当权派,上至厂长、书记,下至车间主任、科室领导,有十来个人,不分青红皂白,都弄来批斗。干部们诚惶诚恐,规规矩矩,听从着年青人的颐指气使的命令,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完全没有了昔日的领导尊严。

群众似乎心中有气,出气最好的办法就是批斗领导。批斗时搞体罚:低头,下跪,弯腰,磕头,向后伸手呈“喷气式”状。最滑稽的是磕头,规定要磕头73次,因为1966年毛泽东年届73岁。每趴下磕头一次,就必须立身,举拳,放声大喊一次“毛主席万岁”,如此循环,至73次方休。众工人围着,边命令,边骂,边数,边看,边笑。命令威严,骂声噪杂,眼光闪烁,笑容灿烂。

我也在围观,但心中反感这样的胡闹。前几个月,我曾亲身体会过这样的屈辱和作弄。心中想,人这种动物还真狠,善于折磨同类。而且,花样百出,心思独到,行动残忍。

文革是一个群体暴虐的年代。当革命以“崇高”的声威逼退法制,正常的社会秩序为革命狂欢所替代,人性就会被兽性所取代。而有的人,折磨同类远远超过野兽。

只是由于客居此处,不便指责。从恶作剧的笑骂声中,似乎能感觉到,一般群众与领导者们之间,平时就存在着对立。文革来了,当权派倒霉了,普通群众趁机出口恶气。但一般的群众未必有这种胆量,当有人挑头起事,则可一拥而上,打他一个太平拳。

我们经常半夜跟随工人们到外面执行任务,白天却睡大觉。坐的是免费的汽车,吃的是免费的饭,而且还发夜班的加班费。工厂停产和减产的现象相当严重,造成不小的经济损失。我当时心中就曾嘀咕:这样下去,这个小厂靠什么给工人们发工资?当时群情激愤,热火朝天,似乎没有人在关心这个极简单却也是极现实的问题。

我们跟随造反兵团的战士们参加了几次市上的大规模行动。一次是去红照壁砸抄“产业军”的总部。我们在夜色朦胧中出发,坐车前去“夜袭”。红照壁地处人民南路广场南端,当时是四川省政协委员会的所在地。这里是成都市的核心区域,战略意义重大。

“产业军”,全称是“产业工人战斗军”,这是文革时期成都最大的保守派组织,主要由原官办的“工人赤卫队”、“工人纠察队”成员构成,成员多是党团员、劳动模范、历次运动的积极分子、复员转业军人等根正苗红身份的产业工人。产业军从成立起就有明显的政治指向:保单位领导和省市委领导,专门与造反派对抗。于是,成都文革初期就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的争斗。

产业军多是由国营大中型工厂的人员组成。由于厂大人多,纪律严明,所以实力壮,战力强。他们的同盟者是成都近郊的“贫下中农战斗军”。顾名思义,这是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群众组织,多是青壮二哥,亦人多势众。而成都工人造反兵团,虽然也有一部分大厂的工人,但更多的是由像文化用品社这样的小厂工人构成,还有很多是供销社、商店等财贸部门的职工,年龄参差,人员纷杂。工人造反兵团中,甚至有一个街道工业分团,里面多有市井江湖人员,成员更为复杂。

但当年的工人造反兵团占有三个优势。其一是,顺应了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起来批判修正主义,打倒走资派,因此理直气壮,占有“革命”高度而睥睨文革众生。其二是得到大中学生们的鼎力相助,包括来自“毛主席身边”的首都红卫兵的支持。大学生,如川大八二六和红卫兵成都部队,以知识分子的敏锐头脑,给这些市民阶层的造反者出谋划策,处处能抢占先机。其三是,由于造反兵团的人员来自市区各阶层,“接地气”,因此得到广大市民的支持。而强悍的产业工人军和贫下中农军,此时却恰恰缺乏这关键的三个优势。他们在特定的时期,突然成了革命的绊脚石。

这一点,当时的他们,可能没有几个人能想明白。不过,人多势众的我们,在高呼“捍卫”,“打倒”,“砸烂”时,又有几个人能想明白呢?

我们去时,时夜将半,夜色阴沉,大门紧闭,寂无人声。偶尔能看见里面有几个人影在黑暗中移动,但很快不知去向。层层叠叠的造反派工人们拥挤在门口,经过一番努力后撞开大门,冲了进去。进去后,径直奔向大楼,却发现大楼里已经空无一人。显然,产业军因寡不敌众,已经闻风撤退,留下一座空楼。

另外一次发生在十来天后,去支持川医的造反派红卫兵——川医九一五,支持他们抢夺位于皇城城楼上的“解放大西南广播台”。

解放大西南广播台是川大井岗山野战军占据的一个据点。广播台就建在皇城的城楼上,因处于市中心,位置重要,作用巨大,是川大造反派的重要喉舌。四川大学是成都唯一的综合性大学,里面的学生藏龙卧虎,多有能言会道,文笔生花者。这天天的高音宣传,顺风而放,影响着几里之外的川医校园,不绝于耳,被视为眼中钉,必欲拔除而后快。

这里先得介绍一下成都市天府广场处的变化。1968年前,在现在这座面对广场的“四川科技馆”处,矗立着明代蜀王府的城楼。王府的城楼高大,坐北朝南,下有三个拱形门洞,巍然耸立,庄严肃穆,素有“小天安门”之称。城楼内有明远楼等古建筑群,系清代重建,高大而宽敞,典雅而精致,实属不可多得的历史建筑。文革期间的1968年底,在“三忠于,四无限”的全国颂圣高潮中,由当时主政的四川和成都的领导决定,把王府建筑全部拆除,在原址修建“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纪念馆。纪念馆是一个简单几何形体的现代建筑,毫无个性和建筑美感。1979年,“万岁馆”更名为“四川省展览馆”,尔后又改为现在的“四川科技馆”。

(照片来自网络,谨此致谢)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文革前期成都学生中造反派的两大派系,一派以红卫兵成都部队为首,一派以川大八二六为首,前者较为温和,后者更为激进。两派原是一派,在文革初期一次针对西南局、四川省委的批判大会上,后者与前者观点相左,认为前者过于温柔,当场造反,不欢而散。后来矛盾加深,终致分手,从此开启了成都学生中的两大造反派系的争斗。

这种派斗,大学生如此,中学生也如此;学生如此,工人也如此;成都如此,全国也如此。这样的派斗,后来发展成历时一年半的血腥武斗,有的地方,如重庆,甚至出动坦克,炮艇进行全面野战。不知道有多少生命,抛洒在“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帜下。如果后之览者想知道这中间发生的惨烈,不妨去重庆沙坪坝公园看看,那里至今保留着一座“红卫兵烈士”陵园。

在两派分裂初期,一切尚在“文明”的框架下进行。抢广播台,是这“文明行为”中的一个典型行动。大家从革命实践中都知道,革命要靠舆论宣传,而舆论宣传的效果要靠声音大。现在的老人们,即当年的年青人,有一些至今喜欢大嗓门说话,或在山水清明之处肆无忌惮地放声高歌,或在市区广场上用高音伴奏跳舞,据说,这就是文革熏陶所留下的习惯。

井冈山野战军属于川大八二六派系,而川医九一五则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的队伍。此时,已经由观点不同而越走越远,终于出现攻击对方的此次行动。可惜,当年的成都就是这样的政治态势,当造反派和保守派酣战未已之时,造反派内部已经剑拔弩张。

我们一到,就发现上当了。我们本来就是川大井岗山野战军的中学生扈从,怎么跟着兵团的这些家伙来抢自己家中的东西?工人造反兵团也是属于川大八二六的阵营,但文化用品社的兵团领头人,此次却听命于红卫兵成都部队,要么糊涂,要么就是故意为之。

我们立即退出,并指责文化用品社的领头人。但还未等我们走开,双方的人马就混挤成了一锅粥。先是地院和川医九一五的学生抢夺了进去,里面的井冈山野战军仅有十来个人,寡不敌众,被众人肆意打,砸,抢。然后是工人造反兵团的援军闻讯赶来,又把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学生们堵住里面,要把抢走的器材抢回来。

于是,人挤人,面对面,开骂;人推人,面对面,开打。幸好,此时还是派斗初期,鲜血尚未淋漓,理智尚未丢失。争斗仅仅靠赤手空拳,拥挤推搡,兼以讽刺挖苦,尚未诉诸器械,不至于造成大的伤害。

我们终于挤了出来,身上挨了几记老拳,狼狈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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