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岁月（三）

三   在中学的学习（2）

在“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的教育方针指导下，政治课是中学生的一门主课，这关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宏旨大计。

当年初中三年的政治课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初一我们学的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到了初二，学的是“社会发展简史”；而在初三，学的是什么已经遗忘。上网查阅，发现1964-1966年期间，给我们初三学生安排的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姑且采信，罗列于此。至于高一的政治课，也记不太清楚了，查询后发现是“辩证唯物主义常识”。

共产主义道德品质课是对学生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共产主义思想品德的教育，无产阶级阶级感情的教育，和集体主义的教育等。虽称政治，却讲故事。我们的课本是厚厚的一本书，书中选了很多革命先辈为理想牺牲的光辉事迹、革命者舍己为人的故事、老红军和老八路的回忆录等，大都来自当年的《红旗飘飘》丛书。故事朴实生动，充满革命理想，凸显献身精神，境界很高，令我等仰望。但道德化人乃是持久效应，更要家庭、学校、社会的整体配合，且离不开社会的经济水平和文明层次的提高。如何在农耕文明的社会中建立共产主义的道德精神？这似乎是个未能解决的大课题。

初二的社会发展简史课讲述马、恩、列、斯系统的社会发展规律。从“劳动使猿转变为人”开讲，逐步讲到人类从最初的无剥削的原始社会进入到有剥削的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再发展到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最后必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虽然记不清楚具体是怎么讲的，但这著名的“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学说”却深入脑海，至今记得。初一和初二是哪个老师开的此课已经忘记，说来惭愧，这是唯一我至今回忆不起开课老师的课程。可见，影响一个少年的世界观的形成，培育通向理想世界的道德品质，光靠这样的开课灌输，缺失社会环境的配合，效果不彰。

上初三后，我们的班主任换了一位年青的女老师，叫杨百芬。杨老师面容姣好，穿连衣裙，背后拖长长的辫子，走路快时，一对辫子就摇摆起来。她教我们的政治，也就是上面提到的“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门课程。杨老师是个认真负责的老师，善于轻言细语地做思想工作，和我们这帮初三的半大孩子在一起很有亲和力。平时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微笑着说话；但每天早晨在朝会上，当谈到班上存在的问题时，则严肃，声调也高了许多。她的家住在羊市街中共成都市委的宿舍里，她生病时，我曾和几个班干部去看望过她。但很遗憾的是，上此课的杨老师记得，但她怎么给我们上的课，具体讲了什么内容，均毫无印象。对于班主任的课，而本人又常以记忆力自负，居然如此！的确惭愧！

上高中后，政治课似乎是讲“辩证唯物主义常识”。但一样遗憾的是，是哪位老师讲的？具体讲了些什么？均已经记不清楚。可见，我当时听课不够专注，下课后也未付努力。这是当时不少中学生对政治课的应付态度。从这里也看到，思想教育和政治运动、形势教育混在一起，很难产生预期效果。

在中学的四年里，课程并不完全都在教室里进行。每年两个学期中，有一个月的生产劳动课，或去工厂，或到农村。

在1960年代初，党的教育方针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因此，生产劳动是教育中的政治，是避免只学书本知识的重要措施，是消除体脑分工、进行阶级改造的必需手段，是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大事。面对领袖的教导，上级的指示，兹事体大，学校岂能掉以轻心，但是具体如何安排，却也煞费苦心。

我的初一的生产劳动课其实和生产没有关系。我们被安排在校内劳动，包括扫校园、除草、帮厨、烧开水、协助图书馆、搬运、看守校门等。我和另外一个同学的任务是协助传达室的工友看守校门。没有课堂约束，自由行走于空旷的校园中，并被委以看守大门的重任，别有一种兴奋。

当年的五中立有校规：上课后大门必须紧闭，只开侧门，老师和同学必须佩戴校章，外来人员则必须出示介绍信，验明正身后方可进入。我们坐在传达室，一本正经地点验迟到的同学，登记入册，颇为威风，但有趣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一天早晨，时过八点，校门紧闭，侧门半掩。一个中年男人，高高的个子，跨门而入。我立即询问，所来何事？此人面露莫名其妙的神色，说：“我是老师”。我说：“没有校章，凭什么证明你是老师？”这下难住了他，他看着两个毛头小子立于眼前，一脸的认真，不让他进去，只得无可奈何地讪笑着，却又不便还以颜色。突然，他反应过来，忙摸身上的口袋，最后找到食堂的饭票，拿着说：“这就是老师的证明”。我们仔细验看，的确是学校教工食堂的饭菜票，方才让他进去，他边走还边嘀咕着。后来知道，此老师名叫陈道德，是教物理的老师。陈老师从此把我给记住了。

后来的生产劳动课的确和生产有关。第一次到工厂劳动去了成都卷烟厂，当时的成都卷烟厂位于城东府河内侧的东安南街。此处地近城边，街道狭窄，完全没有今日以“娇子”香烟为拳头产品的如日中天的气派。临去之前，管理劳动的吴业劻老师笑眯眯地站在讲台上，手拿一盒该厂生产的“浣花”牌香烟，说：“这就是该厂的最新产品，一角九一盒，我们就去这个厂劳动。”当年该厂的名牌产品其实是“红芙蓉”和“白芙蓉”，价格也贵一些。芙蓉花是成都的名花，后来成了市花（图1，来自网络）。五代后蜀皇帝孟昶在成都时，遍種芙蓉，花開似錦。成都也因此得名为“芙蓉城”或“蓉城”。

图1

我们列队，整齐行进，来到烟厂。当时的成都烟厂，厂房简陋，多为瓦屋平房，由几进院落构成，但已经实现了机械化流水线作业。我们干的工作，属于辅助。我的任务是站在流水线旁边，注视烟枝行进时的秩序，若有拥堵，用手调整，若有掉落，拾起归队。烟厂烟叶气味颇浓，几天后渐渐适应。几天后也把卷烟的生产流程和技术关键基本搞明白了：烤烟、反湿、发酵、切丝、加香、混料、卷制、切枝、包装等。劳动使我看到了工人的辛劳，明白了这个吞云吐雾的玩意儿也一样来之不易，这使人回想起小学学过的课文《千人糕》中所阐发的寓意。

高中一年级时，我们的工厂劳动去了东郊的69信箱。成都东郊，位于绕城的府河之东，这里坐落着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布局的电子工业企业群。由于涉及军品制造，这些工厂的厂名都是高度保密的，仅以数码编号显称于世，如6、7、35、69、82、106、107信箱等，神秘而整齐地矗立在东郊主干道建设路的两侧。图2（来自网络）显示的是当年东郊的一座信箱工厂。联结东郊与城区的两座大桥则分别以“一号桥”、“二号桥”的番号命名，两座桥的桥头，竖立着用中英文写的“外国人禁止入内”的木质警告牌 。

图2

69信箱对外称新兴仪器厂，也叫719厂，为前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项目之一，主要生产航空通信和导弹控制设备。去前，据我的日记记载，付校长兼校党支部书记孙怡谋还专门给我们作了动员讲话，鼓励我们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并告诉我们：“这次去工厂，是挖防空工程，同美帝作斗争，同时改造自己的思想，在劳动中经受锻炼。”可以看到，东郊的工厂领风气之先，文革前的1965年底就开始挖防空洞和防空壕，到底是防美帝还是防苏修，则不得而知。但此次“工厂劳动”，并不是去学习工人怎样做工，而是去当土建劳动力。

时至隆冬，雨雪纷飞，道路泥泞。我们这批学生大都在十六岁左右，主要的任务是抬钢材，抬石头，运混凝土块，平整场地，挖防空壕。东郊虽然地处成都平原，居然是黄泥地，掺合雨水的泥土，挖起来难度颇大。同学中有智者，弃一镐一锄之常规劳作，而先挖里侧，待深度达到一定程度，可整块而下，省力而工倍，是谓之为“挖神仙土”。神仙土轰然而下，同学们欢呼声起，惊动了班主任侯寿春。侯老师，一个极认真负责的中年男老师，看见此状，乃大惊失色，立即严厉制止。作为一班之师长，他要对全班同学的安全负责。帮工厂挖反帝防修的防空壕，进度不是关键，全班同学的安全才是头等大事。

从初二到高一，我们有两次“下乡劳动”。一次去了东郊的保和公社，一次去了东北郊的圣灯公社，两处都在当时的市区之外，离学校大概有十来公里。两次去均是在初夏时节，前去帮助农民“双抢”。所谓双抢，乃是抢收麦，抢种稻的简称。成都市民素有“支农”的传统，特别是在三年“饿肚皮”之后。后来，在七十年代我当中学老师时，还仍然继续这个传统，但名称改叫“学农”。一字之差，用意颇深。

成都郊区地处成都平原的腹地，土地平整，阡陌纵横，自流灌溉，庄稼一年三熟，这在全中国都是少见的膏腴宝地。每年的五月，是农家最忙的季节，首先要忙着收割小麦，一旦收割完成，立即放水浸泡麦地，改麦地为水田，犁耙平整之后，施肥养田，紧接着就是插秧。这段时节，农民起早贪黑，“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忙碌而辛劳。我们这时前去，正好助他们一臂之力，减轻农民的劳作负担。

依据我在高一时（1966年5月初）去圣灯公社劳动时的日记，现简要介绍一下当年我们的学农劳动。

我们睡地铺，地上铺上稻草，再铺上自带的草席即成卧榻。全班男生挤在一个房间里，集体生活，感觉新鲜，熄灯后有说有笑，但疲劳困倦袭来，很快大家就呼呼而睡。乡间蚊虫猖狂，身上经常有一个个的红包块，但年少嗜睡，浑然不觉，直至天亮。

我们住下后，在房前树起了国旗，大家对着五星红旗庄严宣誓，一定要通过劳动锻炼来增进青年学生的革命化。当年对革命化的理解是：像老工人、老农民那样，能吃苦，不怕脏。最好，穿的衣服是那种洗得发白的，且有个把补丁，手上还有厚厚的老茧，平时说话时，在不经意间，要略带粗口。

农村劳动时，比较大的挑战是自己开伙造饭。每人按规定交上粮票和钱，由老师带领几个同学建立起火头军。自己砌灶，自己采买，自己做饭。班主任侯老师充任大师傅，但其手艺一般，饭菜味道差强人意，且经常吃不饱。听班主任侯老师讲，贫下中农听说我们吃不饱，要送粮食给我们。是口惠还是实送？则日记中未记载。

我们经历了两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间生活。开始是割麦子，打麦子。拿着弯弯的镰刀，我们这帮学生就有感概发出：大概发明铁器后，这工具似乎改进不大，农民就这样年复一年地用镰刀弯腰弓背地割麦子。割麦不难，但进度缓慢；弯腰容易，但久弯累人。腰酸背痛之时，就用当时的英雄人物麦贤得来勉励自己。麦贤得是1965年8.6海战的战斗英雄，一个头部受重伤坚持不下火线的轮机兵。我的手割破了，我也咬牙坚持不离开麦田。几天过后，大家都晒黑了，手打起了水泡，手脚上划出了很多伤痕。随后是下水田，但记不清是平整水田，还是糊护田埂，还是插秧，只记载了农民杨大爷叮嘱我们：“下水田要先用清水浸泡腿脚，以免中粪毒，引起炎症。”

劳动期间，我们参加了当地四清工作组在踏水大队主持的对敌斗争大会，批斗阶级敌人。此阶级敌人是一位放水员，此时低头站在会场中间，我们和社员围坐四周。据说，此人利用其所司之权，公然放水淹没了十多亩麦地，还淹没了秧母田，并毒死了生产队的猪和社员的鸡。真实情况如何，我等不知。我们只是和社员一起，群情激愤，高呼口号：“保卫共产党！保卫毛主席！保卫人民政府！打倒地富反坏分子！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此外，我们还到贫下中农家中访贫问苦。在阶级斗争形势已日趋紧张的文革前夕，访贫问苦是中学生极其重要的一种活动，通过听贫下中农对旧社会“当牛做马”的苦难回忆，激发我们这些“泡在甜水中长大”的青少年的斗争意识，“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从而更加热爱新中国，更加热爱带来幸福生活的共产党和毛主席。

当年的劳动课，普遍兼具三种教育功能：劳动教育，国情和艰苦奋斗教育，以及阶级斗争教育。几年教化之后，当年的中学生，无论来自何种家庭背景，绝少娇生惯养的习气，一般均有相当强的劳动意识和吃苦能力，以及独立生活和自主管理能力。这对后来我们毫无选择地被“上山下乡”，多有好处。当年的中学生，由此培养起了强烈的阶级斗争意识，具有鲜明的好坏、敌我、苦甜、革命反革命的二元思维，遇人讲立场，遇事挖思想，一切听从党的召唤，一切照毛主席教导办事。

但即使是这样，在文革肇始之际，我们接受的红色教育仍然被毛泽东的1966年“五七指示”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的学校的现象”。那般认真卖力的领导和老师们，变成了教育黑线的执行者；而我等中学生，则不幸成为了十七年教育黑线培养的人。按照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发表的著名的“两个基本估计”，我们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因此，两年半年后，“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也就顺理成章，“很有必要”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