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的夏秋之季（六）

 

（六）校园中的九·七辩论会

作者黄泽文

一九六六年的九月七日，在成都五中校园里举行了一次全校性的辩论会。五中老三届的中学生们均称其为“九·七辩论会”。这一天，我校受迫害的部分同学以及他们的同情者们同迫害同学的校文革以及红五类们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斗争。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校文革要组织全校同学上街游行，声援重庆八·二八江北惨案的受害者。此事件是重庆早期的造反派和保守派的一次冲突，围绕着重大八·一五的大字报《集中火力，炮轰市委》而出现的群众互斗事件 [8]。消息传到成都，校文革决定要声援捍卫重庆市委的那一派。校内一些看不惯校文革和红五类的高中同学提出了反对上街声援的意见。于是，校文革决定通过公开辩论来决定是否声援。辩论会前，红五类们开了齐心会，并规定会上发言者首先要报家庭成分，黑五类没有发言权。

辩论会在下午两点左右开始，一千多学生和老师把学校的操场坐得满满的。在红五类的皮鞭押解下，我班被揪出来的七个黑五类学生默然进入会场，坐成一排，有几个红卫兵在监视着我们。

重庆八•二八事件是当时辩论的一个热点（转引自7788.com） 

 

辩论会一开始，反对出去声援的同学就占了上风，高三同学徐、曾、罗诸人反对出去的理由是：不明事件真相，传单漏洞很多，而且与当前的文革大趋势不合拍。其中，以徐姓同学说得最为有理有据，上去和他辩论的红五类同学差不多都被他辩论得张口结舌。会上会下，优势一直在“反对声援”派这一边。从多数同学发出的为徐喝彩的掌声中，可以感知到大家对校文革和红五类的反感情绪。辩论从出去还是不出去自然转移到该不该造反等重大时局问题，交锋激烈，观点对峙。我班坐的位置靠近辩论的主席台，我坐在前面，听得真切。徐姓同学发言使我感到心灵相通，精彩处，我也忘记了红五类预先的警告，而悄悄地拍了巴巴掌。我第一次这样心情舒畅地坐在已近黄昏的操场上，心中的沉重被暂时忘记。

这个失控的局面大大出乎校文革的预料，反抗的火山原来有这样大的力量！于是，他们马上宣布休会。阴谋在休会期间酝酿。他们仍然试图用历次政治运动的老套路来搞这次文革，信誓旦旦，信心满满。但有点吊诡的是，今年此时，上面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却有了不同的顶层设计：“鼓励造反”。这是我校的掌权者们万万没有料到的。

在我探望了当时正在成都二医院因阑尾炎转成腹膜炎而住院的弟弟后，回到辩论会会场，已是傍晚。我发现，会场气氛和下午大不一样。红卫兵的纠察队手执皮鞭站在会场四周，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把偌大一个操场包围了起来，主席台上全是校文革和红卫兵的头头们。操场中，各班的红五类们也聚集在一起嘀咕着，我耳朵里听见他们断断续续的话语：“…跳嘛”，“…算账”，“一个也跑不脱…”，语带恶气，面露凶像。

辩论会于是继续进行。就在主辩的徐姓同学正要说话时，一个他班上的女生跳了上去，指着徐的鼻子说：“你有什么资格辩论，你的父亲是反动军医，黑五类给老子滚下去！”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文革期间的“辩论杀手锏”。那时候的中国青少年，并不去理论是非曲直，也不去辨别事情真伪，更不善于独立思考，他们首先要理论的是：你的家庭是什么颜色，你说的话是那个大人物说过的。这是当年教育培养出来的结果。徐姓同学刚要辩解，一群预先准备好的红卫兵纠察队员就涌上台来，七手八脚把他推了下去，并立即看押起来。接着，这位女生就以知情人的身份揭发徐姓同学的家庭根底，以及他如何如何参加西南局门口的静坐示威，…。就这样，根子一刨，帽子一扣，罪行即定，这个下午冒出来的眼中钉就给拔掉了。

当时，我等黑五类们看得目瞪口呆，心惊肉跳，但心中并不服气。心想，辩论占不到上风，就乞灵于血统标签，以此封住反对者的嘴巴，未免太怯懦和无能了吧。

这时候，会场大乱。下午上台辩论的“反对声援”派的同学们被纷纷抓了起来，被强迫站在主席台前的桌子上，黑五类家庭出身的老师们也被押解出来，也站在主席台前。几十个人在昏暗的灯光下，一排排站着，被勒令弯腰低头，身后是手执皮鞭的红卫兵纠察队员在耀武扬威，开始出现推搡和打人。各个班级也行动起来，把一些曾经明确表露了反对出去声援的人抓了起来，还威胁说：“鼓了掌的要自觉坦白，否则抓住严惩”。在黑暗中我不动声色，并不理会这些家伙的瞎咋呼。比起前几天来，我成熟多了，因为我感觉到，我们有力量。

辩论会成了斗争会。恐怖气氛随着打人的皮鞭声和被打者的惨叫声在蔓延。昏暗摇曵的灯光下，黑魅魅的人影在晃动着，呵斥声、谩骂声、皮鞭声、惨叫声、哄闹声响成一遍。我看见我以前的初中班主任周寄凡老师也在主席台的前面，她是一个温和文雅的老师，年纪已过五十，怎么也被抓了上去？周老师，还有不少的老师，和抓上去的学生一样，都挨了皮鞭，鲜血从一些老师的脸上流了下来，我痛苦地移开了眼睛。

文革时期群情激昂的批斗会（转引自网络）

 

此时，红五类同学，也包括一些极力向他们靠拢的麻五类同学，纷纷上台控诉，表决心。有人声泪俱下，有人义愤填膺，有人奴颜婢膝，有人傲慢自豪。而大多数同学此时都不敢再说话，沉默地看着这夜色下的各色人等的表演。大胆一点的，则就开始天南海北地“冲天壳子”，不再理会主席台。

散会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两三点了，回到班上，教室里面灯火通明。班文革的成员们开始了新一轮的训话，重复强调昨晚的辩论会是阶级斗争在成都五中的最新表现。一些同学被迫站起来，承认自己为徐同学鼓了掌。我心中极为不安，但我横下了一条心，不管威胁和催逼，就是不说话。还好，他们似乎没有把我列入报复的目标。我们被准许回家，但其他同学是休息一天，而我们七人必须在下午赶回来。

我回家后，已是后半夜，一夜担心的母亲似乎没有安睡，起来为我开了门，问我为啥这么晚才回家？我简单告诉她学校在彻夜搞运动，搪塞了过去。我倒头便睡，直到第二天中午才起来。

第二天下午一到学校，班上的红五类同学就开始了报复。他们把昨晚辩论会激起的愤怒发泄在我们身上，开始对我们进行无休止的折磨。我们七人被强迫罚站，是那种立正，低头，垂手的标准式。这种罚站方式，也许学样于某个电影里面针对劳改犯的镜头。我们一直就这样站立着，听他们训话，听他们再次宣读“无产阶级阶级路线万岁”的文章（前面提到过的署名为清华附中红卫兵“齐向东”的血统论文章）。他们读一段，骂一次；骂一次，又再读一段，每次骂过，则强迫我领头说：“黑五类狗崽子听见了！”这一天下午，我的这些红色同学们似乎对我们有着无尽的仇恨。

当年在教室里低头站立受批判的标准姿势（转引自网络）
 

更气人的是，一位张姓红五类女同学，把她的弟弟带到班上，此娃娃也就七八岁的年龄。当红五类们在讲台上训话和宣读时，他拿着一支玩具喷水手枪，在我们身边巡视着，看谁的脚没有站直，手没有放伸，头没有低够，就用水枪向你喷水，并用脚踢，还恶声辱骂，俨然一个犯人面前的管教人员，而且是不懂规矩章法的那种。这小家伙弄得我们狼狈不堪，却又毫无办法，只得忍耐着这个孩子的放肆。在这乳臭未干的孩子眼中，我等就是阶级敌人，他那童稚之心充满了对我们的仇恨。这是一种因大搞阶级斗争教育而煽动起来的仇恨，这种阶级仇恨倾泻于当时的黑五类，以及他们的子女家属。仇恨所及，遍布于中国的机关学校、工厂矿山、街道里巷、乡村山寨。

这天下午，红五类们把我们七人摆布到吃晚饭的时间方才罢休。临放行前，还规定，每人要写一份思想检查，检查昨天在辩论会上的内心活动。我迈动着久站而疲乏的双腿，摇晃着久弯而沉重的脑袋，缓缓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就在我走到成平街口的时候，班上的一个人突然追上了我，说要我立即回去。我只得又回去，但当我走进教室时，红五类们却又说没有事了。我木然转身，再次踏上回家的路，身后是一阵开玩笑般得意的笑声。从这笑声中，我感受到人性中的“恶”。

九月七日的辩论会后，校文革控制了学校的局势。但社会上造反的潮流却波涛汹涌，势如破竹。西南局大门口的静坐示威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就在两三条街之外，不能不对就在附近的五中校园产生冲击。于是，校文革决定，组织全体学生到青白江区的农村去劳动，以避风头。

（未完待续）

[泽文H]

回复 '山里人家168' 的评论 : 在风云变幻的现代中国，你生在什么时代，你生于什么地方，你生于什么家庭，都是很重要的。可惜，谁能决定自己的出生呢？

[高斯曼]

跟读！

[山里人家168]

写得真实，幸亏那时俺还是个小屁孩，要不也会被整，被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