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文H
滌荡襟怀须是酒，优游情思莫如诗。
正文
我的母亲孙清芸
（十一）管制分子的生活（6），文革后期的母亲
母亲一人呆在成都，但时常给我们写信，定期寄钱，关心我们的生活，提醒我们注意身体。母亲还特别关注我们在农村的劳动，她的一封信甚至直接影响了我在农村的知青生涯。记得是在1970年的夏天，母亲来信说，同院子的彭姆姆（就是前面曾提到过的，当母亲被赶到天回镇农村时，施以援手，让我们三弟兄在她家搭伙的好心人）的儿子，成都一中的一个高中生，在安县农村当知青，搞起了“920植物生长激素”的科研生产，颇有成效。母亲建议我有空回来，到安县去实地考察一下，争取在仁寿也搞科学种田。我接到此信后，就请假赶到了安县，在彭姆姆儿子的大力帮助下，学习掌握了相关的技术。
920植物生长激素又名赤霉素，是一种广谱性植物生长调节剂，可促进作物生长发育，使之提早成熟，提高产量，改进品质，可用于水稻、土豆、红薯、蔬菜等的生长调节和促进。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最初由日本和英美科学家发现。文革期间首先起于上海，迅速传至全国，至今仍有应用。我取经之后，得到方家公社领导的支持，就在公社建立起了920植物生长激素科研站。公社领导把我调到公社的社办企业，同时给我配了一个本地知青，以备我将来离开后，该工作能继续下去。从此，我就离开了每日背太阳过山的繁重体力劳动，而开始了研制、生产、应用920激素的工作，一直到我1972年2月离开方家公社，回城工作。
在林彪事件发生后，全国又在搞批林批孔，后来还有什么评法批儒、评水浒批宋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一系列运动。母亲此时已过知天命之年，身为管制着的地主分子，所有这一切的折腾和她没有直接关系。她此时已经习惯了她自己的身份，心态平和，情绪安定，每天一早依然打扫街道，按时上班去敬制毛主席著作，需要时就和一群管制分子一起去服“劳役”，定时去派出所听训话，还按照要求写思想改造的汇报。一切均平静地在进行着。
我于1972年2月几经周折终于招工回城，到成都红旗柴油机厂当工人。该厂即前面提到过的在昭觉寺对面的成都动力机械厂，此时转为农用拖拉机的发动机生产厂，与位于天回镇的红旗拖拉机厂，驷马桥的链条厂和九眼桥附近的红旗仪表厂同属于成都市的农业机械制造系列。我先在该厂的一车间当翻砂工，一年后转到该厂子弟中学当物理老师。弟弟随后到一所学校读书，也离开了农村。这完全证实了父亲在我们三年前下乡时在家庭会议上的那番话。父亲也在72年下半年从弯丘五七干校回到成都，在“抓革命、促生产”的模式下“促生产”去了，重新开始从事公路施工方面的工作。哥哥的工作也有改善，在铁路局的工程队里当上了会计，回到了他的本行。
一家人有机会团聚了，冷清了三年的家中开始热闹起来，母亲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此时的文革已经式微，曾经狂热的中国人开始了反思，对依然还在折腾的各种运动反应冷淡，反而对各种业余活动有了极大的兴趣。市井坊间多有学乐器的，学绘画的，练武功的，做木工活的，安装收音机、电视机的，下围棋、象棋的，养红茶菌的，打鸡血的，……。我家中也有了怡情之乐，有时饭后，父亲重新操起了京胡，表姐长昭唱起了样板京戏，字正腔圆，铿锵起伏，悠扬婉转，其乐融融。我们间或也打扑克牌，打的是“争上游”，有时两副牌合在一起打。甩出一条龙，扔出大炸弹，或出联对，或串花色，斗牌之乐，酣畅淋漓，起坐喧哗，众人欢笑。彼时家中，灯光之下，就连母亲也有笑得合不拢嘴的时候。大家忘记了外面的折腾，珍惜眼前的团聚。
1972父母亲在南郊公园的合影
文革期间教中学，是个颇为奇特的工作。此时的教材突出政治，连物理这样的课本也不例外，内容简陋，套话连篇，远非我们在文革前使用的教材可比。此时的学生，不能直接上大学，中学毕业后仍要上山下乡当农民，因此普遍无学习的积极性。我一周只有8节课，空闲时间颇多。母亲发现了这个情况，提醒我要珍惜时间，她的口头语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父亲则要我晚饭后陪他散散步，每天晚饭后，从家中出来，过童子街，顺时针右弯，依次至忠烈祠北街、南街、太平街（现在统称太升南路，是成都的手机一条街），直达提督街上的文化宫，尔后再右弯至鼓楼南街，沿鼓楼洞，鼓楼北一、二街，再右弯回到梓潼街。父亲是想和我聊天，记得在聊天中父亲说，“你现在是中学老师，有没有想法，今后去当大学老师？”我当时觉得这个跨度颇大，嘴巴嗫喏着回答父亲：“想当，但很难”。父亲则说：“人贵立志，至于今后能否办到，先不管它，努力最重要”。
从五七干校回来后的父亲
父亲给我买来刚出版的英汉词典，要我学英语。我先前在成都五中学的是俄语，对英语完全不知。于是，我就向弟弟的女友求教，她当时在一所中学教英语。我跟着她从英语的26个字母学起，尔后就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英语教学节目，并得到时在成都工学院（后来改名为成都科技大学，现在并入到四川大学）当老师的幺孃的帮助，到该学院去旁听工农兵大学生的英语课。从此起步，继而热爱，终成正果。此外，我从邻居处借来文革前的高中二、三年级的物理、数学、语文课本。我一有空就端坐家中，或者在工厂子弟校的寝室里，阅读，自修，做作业。凡有疑惑，数学和物理内容就请教父亲，文言文和诗词的内容就请教母亲。几年下来，自觉收获颇丰，胸内顿有丘壑，眼界由此开阔了许多。
有一段时间，我睡眠颇差，母亲正好在成都体育场跟随拳师学习太极拳，就把我带去跟她一起习拳健身。当时在体育场内，学习太极拳的人颇多，清晨6点左右，运动场内已有好几百人在跟随拳师练拳。人大致分为两大群，其中一群的拳师是瘦小个子，练的是动作颇为强劲的吴式太极拳；另外一群，是母亲跟随的一群，拳师姓杨，身高体胖，练的是动作颇为柔缓的杨式太极拳。不知杨拳师是否是当年名闻遐迩的杨氏太极拳宗师杨澄甫的直系传人？但其拳路连贯，动作舒展，上下左右腾挪身段，如行云流水。当年学拳，不需学费，也无拜师仪式，母亲领我到杨师面前，告知于他，他就笑着点头，吩咐在后面跟着学就成了。杨师在前面打，大家就在后面跟着比划。打完一套，师傅叫一个大弟子在前面领拳复练，他就走入人群，一一纠正动作，提点要领，态度认真。冬日清晨的成都，时有浓雾，轻纱般奶白色的雾气笼罩着运动场，只见白雾茫茫，人影憧憧，四处静寂，唯有太极拳的音乐声引导着大家徐展身姿，蹁跹起舞。练习数月后，我的睡眠大为改进，从此钟爱，一直坚持至今，甚至在海外也不中断。
到了1976年，在我数次争取上大学无望之后，我争取上了我厂开办的七二一工人大学，专业是机械设备制造。说来应该感谢我厂的领导，他们同意了一个子弟校老师的请求，让我进入脱产的工人大学学习了三年，而且不问我的家庭出身。七二一工人大学也是文革的产物，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关于《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的编者按上加写了一段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段话后来被称为“七二一指示”[17]，依此指示在工厂开办的“大学”称为“七二一工人大学”。
读了一年多的工人大学，我就后悔了。因为此时，中国正在开始发生着一场巨大的变化。在1977年冬，大学开始通过统一考试来公开招收学生，而成人高校的学生无缘再考。就在我进退两难之时，我的女友尚蓉，后来的妻子，一语点拨了我。她说：“为啥不干脆直接考研究生？”听此语，我最初的反应是匪夷所思，继而认为可以一试，再一思考，就摩拳擦掌认真准备起来。我每天早晨6点起床，晚上12点睡觉，通过近一年的刻苦努力，居然在1979年夏天考上了西南交通大学材料工程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是母亲送来的，当时，在我考完试不久，就和尚蓉结婚了，住在哪嘛寺街的交通厅内河航运局中父亲新分的宿舍里。打开录取通知书，看见我被录取，我一下子在床上翻了个筋斗，然后爬起来，抱着母亲高兴地直喊：“我考上研究生了！我考上了！” 母亲也笑得合不拢嘴，眼角处闪着泪花。从此，我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了。
知识改变命运，处在那样一个年代，但您能有这么大的成就，有伟大的父母亲，更有您自己的不懈的努力。为您和您家人高兴，终于，熬出来了。
可以想象，你爸爸在你们这些孩子出生之后还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因为你妈妈的身份问题，对他长期在外为工作造成多大的压力，否则的话你说不定还有弟弟妹妹。
你爸说得好！不管生活的道路是多么的艰难，努力最重要！努力使人忘记人间的苦难，苦难也成为财富和动力。没有你的好父母，你就不可能改变你的命运。
非常感人的回忆文章，尤其是文革前的那些故事我非常喜欢。我们这些50后知道文革的事，对于反右、三面红旗和四清运动中的故事，还是知道很少。你的文章给我补了一课。非常感谢！
楼主爸爸从干校回来后的那张照片，明显的老了，而且满面沧桑。其实楼主妈妈的这许多照片里，虽然人是在变老，但是面容的平静和眼神的安宁都没有什么根本变化。爸爸不爱说话，但是可能心里一直是很担心，很有压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