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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孙清芸（七）

(2017-08-18 04:26:24) 下一个

我的母亲孙清芸

（七）饥饿年代中没有母亲照料的孩子

不久，到了1960年夏天，街道上也热火朝天办起了城市人民公社。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大跃进”的热潮中。街道上到处有震天的口号和夸张的壁画；有全街道的人上房吆喝，敲盆子摇竹竿消灭麻雀的壮举；有建起土炉子大炼钢铁的热火朝天；有形形色色的街道工厂的建立。

梓潼街属于当时的鼓楼人民公社。公社办起了食堂，于是我就到公社食堂搭伙吃饭。其中一个食堂最初就办在我母亲受批判的梓潼街东口的那个茶铺，后来又转到街中部的一所空房中。最初的食堂很是热闹，大家都觉得新鲜，纷纷前去搭伙吃饭，但不久后，全国性的粮食饥荒开始蔓延到成都，很多人家就退回到家中，自己去精打细算过日子了。

我仍然在食堂搭伙，但这时我遭受了这一生中永远难忘的饥饿。当时, 市民还在用粮本从粮店购买粮食，或者领取粮票去食堂搭伙，当时的成都人就把粮票称为“搭伙证”。由于母亲迁出，哥哥和弟弟在学校搭伙，粮食关系也迁出，家中就只有我一人的粮食供应，记得当时我的定量是21斤。我家是每月10号去买粮，因此，21斤就从这天开始计算。秋天的某一个月，我去领粮票，突然被告知，从今之后，粮食的供应起算时间一律调整到每个月的1号，鉴于提前给你供应，要扣除10天的定量，我不知所措，正好姑妈来看望我们，也帮助我前去交涉，但均无功而返。于是，这个月从1号起，我只有14斤定量，要吃到下个月1号。一下子我傻眼了，不知道该怎么应付，妈妈不在家，爸爸更在康定，哥哥和弟弟都在学校搭伙吃食堂。
于是我只好精打细算，每天按照我的被修改后的定量吃。一天大约半斤米，哪能满足一个10岁孩子的需要，我经常觉得饥肠辘辘，有时饿得双腿发软。

当时的食堂供应蒸熟的红苕，一斤米的定量可以供应5斤红薯，于是我就多吃一些红薯填肚子。母亲知道后，从乡下买了一些红薯、红萝卜、厚皮菜回家，或煮或炒，给我们充饥。虽然由于缺油，并不好吃，但总比挨饿要强。我有一个小学同学叫孙长兴，和我特别要好，他看见我挨饿，上课精神萎靡，就常从家中给我捎点吃的，他父亲当时也在外地，托人稍来牦牛肉，他就带家制的牛肉干给我吃，那真是美味。那时的我，每天吃了早饭等午饭，吃了午饭等晚饭，晚上我们兄弟早早就睡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减少活动量以抵抗饥饿。

民以食为天。三年饥荒时期，吃成了饥饿中人的头等大事，还有四件与吃有关的事情使我记忆深刻。

第一件事发生在我去天回镇看望母亲的时候，时至1961年初，学校刚放寒假。哥哥安排我去天回镇看望母亲，然后和母亲一起回家。哥哥用家中仅存的一点面粉，烙了两张饼。哥哥说，“一张给你路上充饥，一张给妈妈。”于是，我怀揣两张白面饼上路。一路走去，寒风阵阵，很快我就觉得饥肠辘辘，还没有走到昭觉寺，我就把我的那张饼吃光了。我继续沿川陕公路北行，冬天的川西坝子，薄雾笼绕，有如轻纱，罩着绿竹、屋舍、返青的麦苗。那时的公路，汽车并不多，沿公路行走，虽然形单影只，但看着两边朦胧的田野，望望平原上的浅山，以及山上的果树，田畴，也颇觉新鲜。我边走边看，倒也不觉得疲累。当走过将军碑，行程过半时，我感觉饿得心中发慌，实在忍不住怀中那张面饼的诱惑，就撕下一块来吃，不知不觉，还没有走到天回镇，给妈妈的那张面饼就被我吃光了。等发现吃光了，心中才反应过来，这下坏了，该怎么向妈妈交待？上午时分，我终于走到了妈妈的生产队，看见妈妈还正在和农民们一起浇麦苗，妈妈看见我，停下手中的活，和队长请了假，就带我回她的住地。我把我在路上吃了妈妈的面饼的事情告诉了妈妈，妈妈非但没有责备我，还怜惜地说，你一定饿坏了，我马上给你蒸艾蒿馍馍吃。

第二件事也发生在1961年初，寒假结束之前，母亲临回天回镇乡下时，把开学要交的学费给了我们。一天傍晚，哥哥突然兴奋地告诉我们，提督街口的糖果店开始买饼干、点心。我们三兄弟于是带了几角钱，兴冲冲赶去，看见这个糖果店里已经是人山人海，拥挤不堪。我们好不容易挤进去，匆忙之中，弟弟看见了饼干，说要八角钱一斤，我们发现带的钱不够，于是又跑回家去拿钱，等气喘吁吁跑转来再次挤到柜台前时，才发现饼干不是八角钱一斤，而是买的饼干叫八角饼干，要5元一斤。此乃成都当时的高级点心，价格极为离谱，是当时政府回笼货币的招数。我们三兄弟此时已经兴奋异常，馋欲难止，顾不得许多了，于是掏钱买了回来，大吃了一顿。但到开学时，却无钱缴纳学费，只好告诉母亲，母亲闻讯后，赶回家中，并未深责我们，重新筹措，才把学费交上。

第三件事情发生在东华门街附近的一个小面馆。
有一天，母亲从乡下回来，带着我们弟兄上街，走到东华门街附近，我们看见一家面馆，里面人头攒动，我们都喊饿，母亲就带我们走了进去，但母亲身上只有2两粮票，就买了一碗面，要来两个空碗，让我们三弟兄分吃。当时的餐馆没有太多的东西可卖，除了素面之外，卖的还有一种炒的老叶子青菜，大概是花菜或者莲花白的脚叶，切细，滤水，用少许油盐炒熟，聊可佐餐裹腹，母亲也买了一份。我们三弟兄吃得很香，母亲则坐在旁边看着我们吃。此时，同桌的一位中年男人，面善，外地口音，看见此景象，就和母亲攀谈起来，几句话后，就拿出半斤粮票来送给母亲，说给孩子再买两碗面。那时，饥饿中的我们，得此馈赠，其感动之情，难以言表。

第四件事却发生在我们家中，时间大概也是在1961年，是在父亲从康定回成都探亲之时。康定边远，副食品稀缺，父亲在临回康定前，买了一些高级点心，放在他的旅行袋中，准备带回去。旅行袋有锁，放在床后面的木箱上面。不知怎么，被我们三个小馋鬼侦知到了，禁不住点心香味的诱惑，我们趁父亲不在的时候，时不时通过旅行袋拉链与锁之间的缝隙，伸手进去摸索，感觉到是三角酥，就用手挖掉其中一只角，迅速塞在嘴巴里，那滋味又香又甜，好吃极了。等父亲发觉时，他的三角酥大都变成了两角酥。父亲一看就知道是我们干的，而我们则吓得不行，三人都躲在大院外的街边上，不敢回家。父亲叫我们回家，我们也不回，磨磨蹭蹭直到父亲出来，把我们的手一一拉着，我们才心怀忐忑地回到家中。回到房间里，父亲非但没有责怪我们，连批评的话也没有。相反，桌子上摆着三个碟子，放着香气扑鼻的高级点心，父亲叫我们吃，一人一份。父亲还作自我批评说，是我不好，买了点心，应该早点拿出来和你们分享。父亲是个极为讲理的温和的父亲，在我的记忆中，我就从来没有挨过他的打，遇事，他总是轻言细语平等地和你说道理。

父亲知道我们在成都的情况后，回到康定后就托人捎来藏区的酥油，妈妈炸面块给我们吃，趁热吃，香脆可口，并不觉得有什么膻味。记得爸爸有一次还托人带回来一条藏地的雪猪，其块头比兔子大，且肥，炖起来吃，油气满锅，香味四溢，全家大快朵颐。

当时，城内市民虽然挨饿，但比乡下饿死的农民要幸运，有政府给予的粮食定量作基本保障，但由于饥饿和营养不足，患水肿病的人不在少数。当时医院给水肿病人配一些叫“猪肝散”的东西，大概是猪肝提取了营养要素后的剩余物，但仍有一定的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