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日年味

 

父亲当年是军人，从军多年，临转业才升至副营级。回京后供职于某国家机关，整天拎个黑提包，戴顶呢子帽，骑辆凤凰牌自行车去点卯，每天在办公室喝喝茶看看报，悠哉游哉，工资不高也没灰色收入，所以家境素来一般。不只我们一般，同龄人也大都一般。那时个体户小业主还在萌芽状态，父辈大都混机关或国企，班上偶有高干子弟，也不过穿得好些用得好些，并不至天差地别。那年月社会整体物质匮乏，电话都还稀有，更别提手机电脑iPad，旅行更是遥不可及，纵有那个心，也没那个力。所以三十年前，中国人民基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各安一隅，白天上班上学，晚上看看新闻联播做做家庭作业，用搪瓷盆倒上半盆热水，洗洗脚就睡了。就这样秋月春风等闲过，暮去朝来又一年。

 

 

可能也正因为此，无聊了一年的人们才格外需要发泄，需要狂欢，最大的渠道就是过年。虽然都没啥钱，那时的年味儿却异常浓烈。人们拿出憋了一年的激情筹备新年，首当其冲就是贴春联。一到年下，满大街春联摊子，红红火火透着喜兴。也有自己写的。亲戚里不乏有着三脚猫书法工夫的大叔大爷，将红纸裁成长条，在上面龙飞凤舞地写下“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之类。褪了色的旧春联一股脑儿撕下，大铝盆里用面粉调了浆糊，拿刷子蘸了，在门框上大力涂抹，然后仔仔细细贴上新联。在乡下，人们不仅贴大门，还贴每间厢房门，甚至灶台石磨猪圈。总之就是把最淳朴最热切的愿望用红纸黑字表达出来。

 

 

过年还意味着添新衣。在我家，新衣也和年一样，一年一见。在很多年里，新衣不是买的，是母亲扯了布找人做的。彼时还在浑浑噩噩年纪，不懂品味不谙风情，加上又是个呆头傻脑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主儿，新衣格调就任由母亲做主了。所以那会儿我的着装可用俗不可耐来形容。尽管如此，穿上新衣时还是相当激动，毕竟再难看的新衣也是新衣是不？

 

 

贺年片是当年一景。那时还没城管，小摊小贩用不着担惊受怕，尽可随处摆摊，常扎堆摆出一长溜摊位，自己裹件军大衣坐后面。年轻人挤挤挨挨在每个摊位前精挑细选，挑到眼花缭乱。贺年片花花绿绿美不胜收，便宜的五毛，贵的五块。那种打开就响音乐的十分讨喜，但也颇令人踌躇，因为对囊中羞涩的学生来说，实在还是太贵。所以往往是爱不释手地把玩一阵再恋恋不舍地放下。这样走走停停，不知不觉就是半天。回家用吸饱纯蓝墨水的钢笔一笔一划写祝福语，神情凝重，仿佛落在卡上的不是字，是情怀。次日就去分发。教室里贺年片满天飞，是年前长盛不衰的景观。

 

 

鞭炮是必需的。没有炮声，没有年。放炮是过年最重要的仪式之一。从年前起人们就纷纷囤炮仗: 挂鞭，二踢脚，满天星……三十前就陆续有人放，零零星星地，时而叮——当——两声，或噼里啪啦一阵，虽然寥寥，却比正日子里连绵不绝的炮声更撩人，好比没到花期就先行开了的樱花，格外叫人惊喜，因为到铺天盖地之时便意味着已开至荼蘼，所有的繁华热闹都已走到末梢，那时的心情与其说是欢喜，不如说是惆怅惋惜。当时天还是蓝的，纵然一夜烟花肆虐，次日也很快消散，天依然蓝，空气依然清鲜。不像现在，遍地雾霾，烟花爆竹会让空气雪上加霜，欢乐的代价可谓惨烈。

 

 

红包也是例行的。虽然那会儿都没钱，三十晚上我们还是能收到包着三五块钱的红包。红包也没现在这么时尚，上面印着烫金的福娃或“压岁包”字样啥的，就是一块红纸包了钞票，原汁原味。我和弟弟把压岁钱数来数去，算计可以用来买啥，不过是利民商店里散装的贝形巧克力，街上红艳艳的糖葫芦，几张歌片，几个糖球，或一本《少年文艺》。现在几块钱的红包早成历史，每次回国，见一位长辈收两个红包，少则上千，多则数千甚至上万，而小娃并不懂得，数目巨大，也不便交由其把持，于是红包就纯粹沦为成人间的人情往来，全然失了本意。可惜。

 

 

以前我家有盘老磁带，叫《张帝问答》，里面收录了台湾歌星张帝现场编的歌曲，歌词诙谐押韵，颇见歌者急智，乃父亲大爱。这磁带平日束之高阁，一到年下即请出，在一台笨重的老式录音机里反复播放，大年初一更是循环不已，慢慢就在心中留下印记，听着那俗气的歌声便觉过年了，内心有莫名的欢喜。想来这便是熏陶之功吧！我们以为稀松平常的一切，在长期的遵循里，慢慢就会显出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的功力，成为骨子里的烙印，认同，传承，甚至皈依。

 

 

团圆饭是过年的大戏。这顿饭，阖家大人要备上数天。乡下比城市更有氛围，因为要杀猪宰鸡磨豆腐，大鱼大肉大盆大碗，满屋肉香，经久不息。住在乡下奶奶家时，一年到头吃不着肉，而每到年底，必定要杀头母猪，左邻右舍的壮汉都来帮忙。大家齐心合力把猪抓住，牢牢绑在木凳上，猪在凳子上死命挣扎，嘴里发出嗷嗷的尖叫声。终于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猪血喷了整整一盆，回头做猪血豆腐。之后就是开水烫毛，大卸八块: 猪头，猪尾，猪蹄，猪大肠，猪里脊……而午后就看到一尊煮好的猪头立于案板之上，等着更详细的分割：猪鼻猪耳猪舌猪头肉……今日想起，颇觉血腥，那时却是激动人心的大戏，是年味最浓稠的所在。

 

 

团圆饭是午后两点开吃的，吃前先祭祖。红漆板柜上摆着香炉，炉里插着三枝香，正袅袅飘出青烟。香炉两侧置两个搪瓷盘，一个放苹果鸭梨，一个放桃酥。祖宗牌位就立在这一切之后。小孩子逐一在牌位前磕头，祈求祖宗保佑来年风调雨顺。祭完祖照例放挂鞭，以谢老天赐下诸般丰盛。之后便吃饭。满桌鸡鸭鱼肉，让我们这些一年到头没吃过二两肉的孩子两眼放光，狼吞虎咽，恨不能把一年的肉都吃完。但也竟有吃厌之时。于是离桌，扎堆儿打牌，五十K，拉大车，都很低级，在大人香烟的雾里边嗑瓜子剥栗子边奋战，耳边是锣鼓喧天的歌舞，不时抬头瞄一眼，小小的黑白电视，全然没有色彩，在我心里却是那么地五彩斑斓。是夜，大人边嘻嘻哈哈看春晚边包饺子，半夜十二点煮饺子吃。满屋白雾，热气腾腾，弥漫着白菜猪肉的清香。玻璃窗上印满精致的霜花，透进院子里长明灯橙色的光辉。北方的山村，如此清冷又如此温暖。直熬到后半夜，终于力不能支，横七竖八地都倒下睡了，一夜无梦到天明。

 

 

大年初一照例是要拜年的。左邻右舍地蹿，不时收到块桃酥或自制的驴打滚儿。当天照例要吃“合乐”。所谓“合乐”，是榆皮磨成的面，用一台特制的木机器压出，每一条都圆滚滚，大锅煮熟，配上腌香椿炸肉酱，是传统年饭。那时我不怎么爱吃合乐，因其口感粗糙，而今却回味无穷，只觉美好难言。

 

 

初五一过，年就算告一段落，人们从沸沸扬扬中慢慢沉淀，带着种落寞的心情等候正月十五的到来。那一天大人照例要包元宵，红糖馅儿的，一只有乒乓球大小，两个即饱。晚间还有花灯可看。县城主路两旁的白蜡树上都挂满灯笼，宫灯纱灯走马灯，人物山水花鸟鱼虫，不一而足。天一黑，满街灯火通明，宛若珠宝乾坤。男女老少齐出动，冒着严寒喜气洋洋地观灯。人潮汹涌，不时碰见寒假以来久未谋面的同学，有如他乡遇故知，是年下又一乐。可惜当年没相机，白白流失多少风光，如今只剩些残篇断简浮沉于记忆深处，依稀可见。

 

 

这样的年味，今日很难再见了。这个世代，钱味越来越浓，年味越来越淡。寻常日子即可拥有新衣美食，所求所想的一切无不唾手可及。兼之手机电脑iPad本土游出国游各种五花八门的娱乐手段，人们再不需将极致的欢乐寄托于过年。是以，年越来越失去当初的盛大与风采。

 

 

说起来，我们这一代还算有幸，见识过真正的蓝天与淳朴，见识过真正红红火火的中国年。像景泰蓝瓷器上的铜胎掐丝珐琅，一丝不苟地精致，细腻，美艳。

 

 

那才是我们的民俗，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中国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