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特朗普在贸易和全球化问题上的观点，与他在竞选活动期间所持有的造反式的观点相比，已经有所改变。这很可能是因为一个他未指名的国家在过去一年里迅速得到的利益。事实上，特朗普选择在达沃斯申明“美国对商业敞开大门”，是因为在特朗普就任总统的三天之前，同在这个阿尔卑斯山小镇，中国抓住这个机会宣称自己是全球经济的领导者。在美国看似要退到贸易保护主义的角落时，中国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已经变得必不可少。“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动荡的世界，国际社会正在对中国表示期待，”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去年介绍他的嘉宾，中国国家主席、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时说。
在一群对冲基金行家、硅谷高管和政府官员组成的惯常听众面前，习近平站出来捍卫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抵制特朗普的无情攻击。“有一种观点，把世界乱象归咎于经济全球化，”习近平说。“不能一遇到风浪就退回到港湾中去，那是永远不能到达彼岸的。”习近平还自信地引用了查尔斯·狄更斯的名著。“‘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英国文学家狄更斯曾这样描述工业革命发生后的世界。今天，我们也生活在一个矛盾的世界之中。”
且不说狄更斯实际上是在描述法国大革命前的世界。至少可以说，习近平宣称开放，这本身就充满了矛盾。外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正变得越来越难；北京的《中国制造2025》产业政策旨在提高“自主创新”和自力更生。特朗普一年后在达沃斯把这种“不公平的经济做法”谴责为“工业补贴以及无所不在的、国家主导的经济计划”时，他心里想着哪个国家几乎是毫无疑问的。
不过，习近平有资格赢得言辞上的一些胜利。虽然2008年的金融危机极大地削弱了美国经济，但中国相对来说并未受到伤害。更重要的是，1970年代中期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还不到0.5%的中国，如今是世界上主要的出口国，也是一个不包括美国的、日益密集的跨大陆新贸易网络的枢纽。“美国增长时，世界也增长，”特朗普在达沃斯宣称。但是，美国在全球经济秩序中的关键地位，如今正面临着危险。中国主导的贸易体系已经减少了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对美国和欧洲市场的长期依赖。中国如今正在终结始于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的第一个全球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正在把东亚变成世界经济的新中心。
回应这一重大历史性转变的任务，落到了担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身上，他用他特有的威胁、大话和180度大转弯的结合已经做出了回应。但是，要理解中国的经济成就及其难以预料的后果的话，人们必须要问：一个共产主义国家领导的市场经济，为什么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或者换个问题：为什么它不应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什么中国的崛起不应该像实际发生的那样——国家主导的经济计划、工业补贴，以及基本上或根本不考虑“自由贸易”规则——发生了呢？
东亚国家的经济成功，比如日本在20世纪的成功例子，已经推翻了特朗普在达沃斯引用的信条：即只有通过消除商品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壁垒、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最小化，才能推动各国的经济发展。但是长期以来，经济学的正统观念一直掩盖了这些历史教训，只是在特朗普——以及中国——上升到出人意料的高度之后，这些教训如今才得以受到批判性的审视。
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在他的新书《开诚布公谈贸易》(Straight Talk on Trade)中，对自己的经济学同行在自由贸易和全球化问题上坚持一种头脑简单的观念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这种观念已经在整个西方世界引发了经济混乱和政治反弹。他问到：“经济学家对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令人震惊地获胜有责任吗？”这也许夸大了事实。但是，自由市场等于进步的论点最为雄辩、最有影响力的倡导者，是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最能展示中国今天的崛起这个矛盾现象的，是弗里德曼1980年对中国进行的一次不愉快的访问，那时中国极度贫困。这位来自芝加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当时正在巩固自己作为自由市场鼓吹者的声誉。他刚刚发表了与妻子罗斯(Rose)合著的《选择的自由》(Free to Choose)一书，这本书后来变成了一部电视系列片，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等人都曾出现在片子中。弗里德曼的观点是：“世界的运行依靠分别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体。”这个观点后来塑造了几十年的美国经济政策。他在贬低另一种观点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新政最为生动地体现了那种观点，即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和保护弱势群体上有合法的、而且往往不可或缺的作用。弗里德曼的追随者里根的一句名言是：“政府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
弗里德曼对自由贸易以及不受监管的市场效率的热情倡导，给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提供了智力支撑。这种思维认为，自由市场不仅为所有的国家创造财富，同时也给消费者带来最大化的选择，使价格降低，让稀缺资源得到最优化的使用。弗里德曼对市场效率的信心，达到了构成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称之为“既定意见的沉睡”的程度。
弗里德曼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之后最具影响力的自由贸易支持者——后者在1776年宣称自由贸易是国家财富的基石。但在1980年，包括邀请他来做巡回演讲的学者在内的中国人大多没意识到，他们的这位美国嘉宾是一个没有耐心、甚至反复无常的意识形态论者。
随后发生了一系列（往往滑稽可笑）的误会。弗里德曼抱怨到北京机场接他的那个中国男人有“可怕的体味”，结果发现此人是招待他的学者之一。弗里德曼颂扬自由市场的讲座引发了迷惑。他断言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这令中国人大为不安。一些比较激动的中国经济学家结队前往弗里德曼下榻的酒店，向他讲述他们的制度取得的成就。
弗里德曼（错误地）将日本和韩国视为开放的竞争性市场的杰出榜样，所以他在中国的不耐烦是可以理解的。这个国家体现了政府规划的所有错误。实际上，1980年的中国正在努力走出毛泽东的灾难性实验。当时，邓小平政府正试图为中国的经济落后找出新的解决方案——官员们认为，中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遭受的屈辱正是经济落后造成的。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不发展就会受人欺负。”在他看来，国家发展可以通过多种手段实现。他灵活的态度可以用一句广为流传的中国谚语概括：“摸着石头过河”。
弗里德曼对中国政府毫不掩饰的轻视，让中国人很愤怒。尽管发生了可怕的自然灾害，中国政府还是大幅提高了国民识字率和预期寿命。而且，中国当时正在寻求第三条道路：他们开始参照日本和新加坡——而非美国——的经济模式，以期在不威胁共产党政权的情况下加快经济增长。当时，中国人认为，美国对自由贸易的支持毫无价值。弗里德曼离开了中国，愤怒地宣称他的东道主“对市场或资本主义制度运作方式的无知令人难以置信”。
弗里德曼于2006年去世，就在2007年和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不久。一个保护主义者当选为美国最高官员，可以说也是那场危机产生的广泛政治影响的一部分，此人冒着疏远他的国家最亲密盟友的风险，威胁要终止美国数十年来对自由贸易的承诺。
如果弗里德曼还活着，他很可能会被特朗普对自由贸易的妖魔化感到迷惑（和震惊），不过让他更难理解的恐怕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会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因为中国政府不是通过让它的14亿国民在不受约束的市场上实现个人私利最大化来做到这一点，而是通过控制货币和大型企业，以及大量干预私营企业的投资决策。
事实上从经济史可以看到，强大的经济实力都是积极的国家干预促成的。尽管自称有着神秘的特性，私利的无形之手取决于政府有形的、往往强硬的手。仅举一例，英国的炮艇迫使19世纪的中国实行自由贸易——这是中国人不会忘记的教训。英国在成为自由贸易国家之前，也是贸易保护主义国家。正如经济史学家保罗·巴罗奇(Paul Bairoch)写的，美国本身当时虽然在工业化，但它是“现代保护主义的母国”和“堡垒”。在19世纪后期，美国的平均关税高达45%，和特朗普给进口洗衣机设定的最高关税几乎相当。事实上，经济保护主义的哲学之父是美国金融体系的创始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他的学生包括德国人、日本人以及——间接地——中国人。
没有哪个故事像日本人的故事那样具有教育意义——日本人可以说是汉密尔顿最勤奋的门徒。1945年后，日本领先于中国，成为地区和洲际贸易网络的中心。在二战中扮演灾难性的角色后不久，日本帮助振兴了亚洲，到了90年代中期，日本成为大多数东亚国家中最大的投资者和出口国；它提供的外国援助最多，向其他东亚国家输送的游客最多，也是它们出产的原材料的最大买家。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发展模式，将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相结合——当时，中国才刚开始学习这种模式。
作为一个被世界大战摧毁、几乎没有自然资源的国家，日本是如何成为亚洲主要的经济强国的？弗里德曼在《选择的自由》一书中对此的解释是：“自由贸易引发了一场革命，彻底改变了日本和日本人民的生活。”1989年宣布历史终结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将日本的成功归因于亚当·斯密推崇的“经济自由主义”。不过，日本人遵循的其实是一种自汉密尔顿变化而来的非常不同的模式。
日本很早就知道经济停滞的政治风险。在19世纪帝国主义的鼎盛时期，它签署了一项耻辱的条约，将自己的贸易政策置于五个西方强国的控制之下，失去了征收关税的权利，设定了极低的进口税，并赋予贸易口岸的外国居民治外法权。这些侮辱令日本极其痛苦，保守的明治政府一心想恢复主权，保护自己不受外国欺凌者伤害。
在这件事上，他们把目光转向了德国。于1871年实现统一的德国在奋力赶超已实现工业化的英国。为了追赶英国，德国借鉴了汉密尔顿在美国脱离英国宗主后不久提出的国家发展方案。在1791年提交给国会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Report on the Subject of Manufactures)中，汉密尔顿采用了“婴儿”产业这个有力的说法，希望推行经济保护主义。汉密尔顿的父亲是苏格兰人。出生在当时属于英国殖民地的西印度群岛的汉密尔顿敏锐地意识到，英国人是如何实行保护主义的：阻止殖民地的竞争，并把自己的商品销往世界各地。在他看来，在与老牌工业强国竞争之前，婴儿国家要有回旋的余地。美国采纳了汉密尔顿的很多建议，受益的首先是纺织和炼铁行业，然后是炼钢行业。
是汉密尔顿的方案而不是自由贸易让美国成为了19世纪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这个方案也被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较晚的另一些国家所接受。汉密尔顿最有影响力的学生是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从1825年开始到1830年代，他一直在美国生活，并写了一本名为《美国政治经济大纲》(Outlines of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的书。一回到德国，李斯特便抨击英国宣扬的自由市场信条，称其是十足的机会主义。在他看来，英国有实力，可以把当初自己登上全球工业和制造业巅峰所用的保护主义梯子踢开。他完全赞成自由贸易，但必须先在保护性的环境下扶持年轻行业。德国吸取李斯特的经验，以惊人的速度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
日本的赌注更高。亚洲几乎没有哪个国家不曾被迫与英国、荷兰和法国签过不平等贸易协定。经济自由主义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需要一双看得见的手——国家，而非市场——来引导发展。紧随德国的先例，日本大力补贴了第一批工厂，模仿英国的设计，引进外国机械和工程师。这不仅防止了许多日本企业陷入过度激烈的竞争，也保证了企业的最低利润。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乱了欧洲在亚洲殖民地的垄断地位后，日本公司的纺织品、自行车和罐头食品随之涌入。紧随欧洲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日本侵占了台湾和朝鲜半岛，将其变作本国小型产业的保护市场。为了进一步改进，日本政府还收买和逼迫制造业公司。它向企业提供补贴以加大出口，从而能为企业创新提供资金，使其具备国际竞争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只是暂时中断了日本的保护主义政策。虽然日本被彻底摧毁，但仍设法让亚洲摆脱了欧洲的竞争对手。如历史学家约翰·道尔(John Dower)所指出的，正是在美国占领期间，日本建立了被一名经济学家称为“一个自由国家设计的有史以来最大、最具限制性的外贸和外汇控制系统”。
为了让日本重新运转起来，日本通商产业省的官僚们被美国占领者赋予了无限的权力，这让他们为一个世界一流的制造业经济打下了基础。民族主义是一种巨大的经济刺激。正如道尔所言，“在敏锐的、受伤的、与深刻的脆弱感融为一体的民族自豪感背后，隐藏着对经济增长的执着追求，（让日本）在经历了屈辱的失败之后仅仅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创造出了一个一时的超级大国。”但是，如果没有1950年爆发的朝鲜半岛战争，让日本成为美国采购的主要来源的话，日本会面临更多的困难。朝鲜战争成就了日本的贸易保护主义国家道路——时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将这场破坏性的战争称为“老天的礼物”。
1950年代，均曾是日本殖民地的韩国和台湾，继承了日本的制度和保护主义做法。这一点在韩国最为显著，韩国在1950年代早期非常贫困；韩国仅有的几个工业都是日本在1930年代建立起来的。韩国也是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那里、而不是亚当·斯密那里，找到了解决自身问题的方案。1961年上台的韩国领导人朴正熙将军曾为日本殖民政权工作。朴正熙热衷于自学，他对德国的保护主义理论也非常熟悉。（经济学家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曾在1970年代的汉城书店里看到过整书架的李斯特的著述。）朴正熙在自己掌权的多年时间里培育了韩国的财阀商业集团——现代、大宇和三星，还大胆地涉足钢铁制造。
因为美国把韩国、台湾和日本看作是对抗共产主义的缓冲地带，美国帮助推动了这种新的重商主义——一种进口替代与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的组合。美国的冷战斗士们也让他们的战略盟友不受阻碍地进入了美国市场，同时容忍了这些国家对美国投资关闭自己的市场。当美国意识到其最大的亚洲保护对象变得过于强大时，已经太晚了。日本已经拿走了美国发明的许多产品（汽车、消费电子产品），并以更低的造价和更高的质量生产它们。到了1980年代，日本已在对东亚援助和投资上取代了美国。当美国试图限制日本对美国的出口时，日本的反应是加大他们在亚洲的投资，把工厂转移到这些地区，提高了这些地区的工业能力和技术水平。
1994年，当我第一次离开印度去东南亚旅行时，我到处都看到了日本的影响，既有承诺、也有批评。那时，泰国、韩国和台湾在日本的帮助下整修一新已是既成事实，这对印度的我们来说是活生生的耻辱，印度在制造业和贸易方面未能向东亚那样成功。与1945年后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法国、日本，还有印度，都采用了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印度的目标与许多从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的国家差不多，与其说是让私人财富增长，不如说是为了增强国力。弗里德曼在《选择的自由》一书中把印度人描述为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的糊涂追随者，只知道在政府补贴的家庭手工业中毫无目的地纺棉花。弗里德曼说，印度看不到工业化，更有甚者，印度还相信中央计划。其实，印度有雄心勃勃的工业化方针，印度经济是私营市场与国有企业的结合，尽管印度被英国统治的历史经验让其怀疑自由贸易只惠及发达的工业经济。尽管弗里德曼对印度的描述是一种夸张，但他认为印度是一个社会和经济落后国家的看法大致正确。
遵循进口替代增长模式的印度，那时几乎不参与世界贸易。印度工厂生产的商品质量很差，但人们不得不买它们，因为别无选择。在那次旅行中，东南亚国家的东西令我眼花缭乱。美国流行文化的象征——肯德基、麦当劳、麦当娜(Madonna)——随处可见。但是，最诱人的消费品几乎全是日本牌子的：索尼、三洋、松下、三菱、日立、富士。
许多印度中产阶级在东亚国家的进步面前感到了不足，他们渴望那种查尔莫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在一本关于日本独特增长模式的书中称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型国家”。在这种国家里，由威权领导人领导的有能力的官僚机构推动国家的发展项目（只是口头上提、或根本无视民主规范）。私人企业家进行对社会有益的投资；政府的政策帮助他们拥有比较优势，同时也通过包括土地改革、教育及其他解决收入不均问题的努力促进社会稳定。
“发展型国家”假定市场失灵是意料之中的，国家在设计工业和金融政策上有必要的作用。这些政策不仅包括贸易保护和政府补贴，而且也包括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和吉恩·M·吉尔平(Robert and Jean M. Gilpin)在他们2003年的《全球政治经济》(Global political Economy)一书中描述的“选择性信贷分配，以及为了把廉价信贷输送到受青睐的经济领域，故意扭曲利率”的做法。实际上，政府是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就连受惠于华盛顿共识的世界银行也不得不在其有名的1993年报告《东亚奇迹》(East Asian Miracle)中勉强承认这一点。该报告指出，表现良好的亚洲经济“实现了异乎寻常之低、且不断降低的不平等程度，这与历史经验及其他地区的同期证据相反。”
许多印度中产阶级心目中的英雄是新加坡的威权领导人李光耀，他把新加坡从一个经济落后国家转变为世界主要商业城市之一的成功，深受邓小平的推崇。要是我们对韩国专制统治者、技术官僚朴正熙有更多了解的话，我们或许也会尊敬他，他在训练有素的管理人员的帮助下实现了经济目标，而且似乎也降低了不平等，还建立了我们在印度非常缺乏的东西：社会凝聚力。
但我没想到，汉密尔顿（以及李斯特）的影响力会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中国的崛起与一个世纪前的美国相似，”中国学者胡鞍钢写道。他没有夸大其词。弗里德曼也许是对的，中国共产党人完全不清楚自由市场是如何运作的，但结束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从来都不在它的日程之上。在毛泽东之后，中国领导人将目光投向了日本等东亚比较发达的国家，就像东亚人曾经将目光投向德国一样。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第一批投资来自日本以及中国在东亚的跨国商业网络。中国得益于这些投资带来的市场网络、管理方式和实践知识。在克林顿政府的推动下，中国于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并迅速抓住了美国坚持自由贸易所带来的机会——以及无限的出口市场。
日本成为亚洲的主要投资者之后，区域生产链立即开始将这些国家联系在了一起。随着韩国、香港、新加坡和台湾在技术和价值链上向上发展，它们开始在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投资。这个将投资和生产区域化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将欧洲和美国排除在外，现在，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的崛起加速了这个进程。例如，今天越南最大的投资者是韩国，而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中国。
中国政府主导的经济成功，在很多方面都与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世界头号债权国时日本意外抛给它的经济（和意识形态）困境相似。一个中国主导的区域贸易体系，将降低亚洲国家支持美国地缘政治目标的可能性。中国受困于与邻国的边界纠纷，加快了南海的军事化进程，在岛礁上取得了3200多英亩的土地，还修建了跑道、港口和飞机库。但它也放弃了粗暴的态度，下定决心要把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从亚洲挤出去。它似乎正在取得成功。
中国向前美国殖民地菲律宾提出了慷慨的基础设施建设协议，所以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地(Rodrigo Duterte)宣布，是时候跟美国“说再见了”——之前，他曾威胁要驾驶摩托艇，登上中国在南海修建的一个人工岛，插上自己国家的国旗。自特朗普当选以来，其他对南海部分区域有领土主张的国家——马来西亚、越南和文莱——也向北京靠拢。柬埔寨和老挝等小国现在就像中国的附庸国。中国还试图通过邀请日本的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来修复与日本的长期紧张关系。
中国争取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盟友的努力，与习近平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计划相辅相成。该计划旨在通过一个从亚洲延伸至中东、非洲和欧洲的贸易联系和基础设施项目，将中国置于全球事务的中心。该计划将在60多个国家投资1万多亿美元——包括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的港口，东非的高速铁路，以及中亚的天然气管道——可以说是有史以来单个国家最大的海外投资努力。11个欧盟成员国以及中欧和东欧的5个非欧盟成员国加入了中国主导的政治和商业集团——16+1，他们都与中国签署了重要的基础设施协议，增强了中国在欧盟的影响力。TPP剩下的11个成员国在美国退出后继续前进，有望在今年3月签署一项最终协议。
由于退出TPP以及威胁进行贸易制裁，特朗普促使日本寻求与欧洲达成一项将美国排除在外的协议。而美国的另一个坚定盟友英国也在考虑加入TPP。与此同时，中国正在亚洲就十几项贸易协定展开热烈谈判，还提出了自己的TPP替代方案，也就是一项名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的贸易协定。中国还加紧努力，试图创建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等西方国际机构的替代机构。2014年，中国不理会美国的坚决反对，启动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该银行目前的成员包括除日本以外的所有亚洲国家。
北京所展示的无疑是一个替代美国的和善形象。在作为中共总书记的第二任期开始前的一次讲话中，习近平称现在国际上有了更多中国“价值观”的接受者。他说，中国“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要设想中国最后会融入美国主导的秩序，会被说服而非强迫接受美国的规范，总归是过于乐观了。像我这样曾在过去的十五年内去过中国、读过中国近代历史作品和文学作品的后殖民时期印度人，对这种说法只会保持怀疑。而我从来都很清楚，不论是在（人口构成已被汉人移民改变的）西藏拉萨的郊区，还是在（堆着一些以“中国可以说不”为题的畅销书的）上海书店，对国家主权的追寻和重获的实力都决定了中国的党国政权及其经济政策。
中国非但没有如预测的那样崩溃，反而再一次展示了道尔在谈及日本时所说的“融敏锐、伤痛与深刻的脆弱感于一体的民族自豪感”的力量。这种败落多年想要逆袭复仇的单纯野心，是美国从来都没有体会的；而今在美国国内，在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受到了民族主义反击后，领导人对这个问题开始重视。一些混乱政策和混杂信号也相应阐明了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所有主要候选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和特朗普——都对旨在将中国抑制在自己区域的TPP表示反对。随后，在特朗普混乱的第一年中，美国似乎被精明的汉密尔顿门徒逼回了自己作为保护主义的母国的历史角色。现在，特朗普又说美国第一并不意味着美国独自而行，对重新加入TPP持开放态度。未来，这样的逆转可能更多。因为在说了一年的大话之后，特朗普才刚刚开始意识到，中国这个挑战难以对付，而美国为了与这位最为坚决、最有手段的对手抗衡需要付出多么艰巨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