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一 清华学生中的七个普遍现象

我从清华学生中观察到的七个普遍现象

钱颖一 ｜ 北大总裁俱乐部 ｜2023-02-04  

钱颖一，1981年清华大学数学专业本科（提前）毕业。毕业后留学美国，先后获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耶鲁大学运筹学/管理科学硕士学位、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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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当选为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士、2018年当选为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获得2009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16年度首届中国经济学奖。研究领域包括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中国经济、中国教育。

曾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2006-2018），西湖大学校董会主席，国务院参事。

钱颖一担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期间，每学期都会定期举办一个活动—— “院长与学生共品下午茶”。“下午茶”由学生自由报名参加，每次时长2~3个小时。他与学生面对面毫无拘束地自由对谈，所谈话题也没有限制。12年间，一共举办了106场“下午茶”活动，其中本科生40场，研究生66场。

【正文】

“下午茶”是一个场合，让我通过与学生的交流对谈直接了解到他们的真实想法，并追踪这些想法的演变。如果说有关大学的文章和讲话常见，但是这类与学生的对谈记录就少见了。我从清华学生中观察到的七个普遍现象，作为讨论大学学生培养问题的出发点。

7个普遍现象

现象一是忙、茫、盲，忙碌的忙，茫然的茫，盲目的盲。

清华学生生活的首要特征是忙碌，课程多、作业多、活动多，大家普遍反映比高中忙。忙碌之后是茫然，不知所措，不像在高中，一切都是安排好的。茫然之后是盲目，盲目地听辅导员的话，盲目地跟随学哥学姐的脚步走，因为他们是过来人，可信，可学。虽然忙碌和茫然是各国大学新生的共性，但盲目则是我们的特色。

现象二是学分绩（GPA）导向。

学分绩一直是学生关注的问题，而且越来越关注。学分绩导向有其自身逻辑：各种评奖、推荐读研究生、找实习、找工作，都很难逃避学分绩，因为它可度量、可比较。在信任程度低的社会中，只有用这样的指标才公平可信，操作成本最低，如同高考分数一样。无论我们怎么努力矫正这种导向，效果都甚微，为此我感到无奈。

现象三是变相缩短学制。

这表现在学生在大学前两年或硕士第一年选课非常多。这样，本科用2.5-3年时间完成4年的学分要求，硕士在1年内完成2年的学分要求，留出时间或去实习，或去工作，或去读第二学位或辅修。变相缩短学制的后果是学生总是处于仓促、匆忙的学习状态，根本谈不上“从容”，这与国外学生通过“间隔年”（gapyear）变相延长学制的做法形成对比。

现象四是焦虑、纠结、内卷。

在我参加的“下午茶”中，学生反映的焦虑状态与日俱增。焦虑导致纠结，什么都不想失去，发展趋势直指内卷。所谓内卷，就是投入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收益越来越小的事，比如刷题、刷学分绩、刷实习。学生不得不“卷”是怕失去更多。内卷挤掉了学生做更有意义的事情的时间，带来巨大的机会成本。

现象五是大学如同高中。

过去是说大一就是高四，现在是说大学如同高中，就是大二以后也像是高中。这反映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学生不能完成从高中到大学的转变。这从学生自己对海外交换学习的反思中可以得到印证：去海外学习的意义，不在于学习到了更好的课程，而是有了独立思考的空间和时间，真正体验到了大学如何不同于高中。

现象六是做研究的困惑。

好学生往往是学得多一些、早一些、深一些，他们会做题，会考试，但是不会做研究。海内外教师对我们的学生较为普遍的评价是出色的“研究助理”，但做独立研究却没有“入门”。在社会科学中尤为突出，即使理工科，学生虽能发论文，但多是导师给题目，学生做实验，也非独立研究。

现象七是均值高、方差小。

这是我对中国学生特点的一个概括性描述。我们的教育方式使得学生的基础知识训练扎实，整体水平较高，即所谓“均值高”。但是学生同质发展，冒尖学生少，如顾明远先生所说，有高原无高峰，即所谓“方差小”。清华集中了全中国最有才能潜质的学生，但是他们中出现的突出人才少，创造性人才少。

以上是我在实际工作中观察到的七个普遍现象。

人才培养中的“人”和“才”

观察只是改革的起点。教育改革者要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并且去落实。我写的《大学的改革》这套书的主要内容就是有关在学院推动改革的实践经历。针对上述这七种现象，我在大学生培养实践中发现了七个重要权衡。

权衡是经济学术语，意思是在一对关系中虽然两者都需要，但是存在得失互换：过度强调或重视一边，另一边则会被轻视甚至被忽视。在下面的每对关系中，现状都是后者被重视，而前者被轻视。

权衡一是思维与知识。

在大学里要学知识，但更重要的是培养思维能力。为此，大学要创造宽松环境，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激发他们的创造性思维。杨斌老师在经管学院一直主导讲授“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这门课，是学院的一项关键举措。不少毕业生反映这门课对他们的影响很大。

权衡二是通识与专业。

通识教育被高度重视，但是很难落实。这其中既有学生的现实考虑，也有教师的认知偏差。专业教育侧重知识的技术性和实用性，可以说是为找第一份工作做准备。通识教育侧重知识的基础性和哲理性，是为了搅动学生的思想，唤起学生的才智，开阔学生的视野，点亮学生的心灵，是为学生的一生做准备。我在2009年请彭刚老师为经管学院开设“西方文明”课，现在他在学校分管本科教学并推动通识教育，他体验到了其中的困难。

权衡三是个性与从众。

从众是追随和追求他人与社会的认同，这是需要的。但是完全从众就会导致学生同质化发展。经管学院提出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引导学生自我发展。白重恩老师曾经分管过学院教学，强调给学生留出选择空间，希望他们能够个性发展。同时我们也发现，当选择多了以后，一些学生却选择从众，选择内卷。这说明个性发展不容易。

权衡四是无用与有用。

“知识就是力量”说的是知识有用。但这种“用”现在变得越来越“短”，对考试、推研、出国、实习或找第一份工作有用。短期有用当然重要，但是短期无用的知识可能是长期有用的知识，可能对找第四份工作有用，甚至是对一生有用的知识。钟笑寒老师长期讲授本科生基础课程，现在还在经管学院分管教学，他对学生的“有用”“无用”观念深有体会。

权衡五是好奇心与功利心。

功利心是基于结果的动机，对结果的度量是“成绩”“成功”“成就”。功利心人皆有之，不可或缺。但是，学习和探索还有另一种动机，就是人的好奇心的满足，是不在乎外在结果的动机。缺乏好奇心，特别是缺乏“智识好奇心”（intellectual curiosity），是人的创造力不能被激发的重要原因。人生来就有好奇心，但是容易被后来的功利心所取代。朱邦芬老师多年主持物理系、理学院的工作，对此有很多观察和论述。

权衡六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教育中的工具理性就是高效率地把学生培养成对自己、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而教育中的价值理性是追问人生价值，追求以人为目的的价值，并通过教育使学生获得自由、快乐、幸福。工具理性是现代繁荣的基石。但是，如果只有工具理性，没有价值理性，不考虑现代繁荣带来的后果，教育的价值就会被质疑。

权衡七是人与才。

这是大学教育中的根本性问题。大学教育的使命是人才培养，而现实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重视“才”而轻视“人”。大学不仅要培养学生成为有用之才，而且要培养学生成为文明之人。育才的期望是多出杰出人物，而育人的核心是人的“三观”，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精致的机会主义者都是有才的，不过他们的三观就有问题了。“育人”与前面讲的六个权衡中的前者都有关，也就是思维、通识、个性、无用、好奇心、价值理性。

教育内在的评价和愿景

以上是我从《大学的改革》五卷中抽选出来的七个普遍现象以及对此回应的七个重要权衡。我没有教育学理论，这些都是经验之谈。不过我相信这七个现象和七个权衡具有当代大学生培养中的共性，不仅仅适用于经管学院和清华大学。

那么，这七个普遍现象和七个重要权衡中偏颇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的判断是，七个普遍现象有共同根源，可以追溯到市场和政府的评价体系及基于此的竞争，是市场和政府之外的教育评价的薄弱。而七个重要权衡中的偏颇也有共同本源，可以归结为“育才”压倒“育人”，是市场和政府之外的教育愿景的缺失。

虽然教育不能脱离市场和政府，但是教育不是经济。教育不同于经济之处就在于市场和政府这两个维度之外的第三维，就是教育内在的评价和愿景这个维度。经济学对研究教育问题有帮助，但是教育逻辑与经济逻辑不完全相同。在我看来，这个教育的第三维就是教育逻辑不同于经济逻辑的根本所在。

我为何要送儿子去美国读大学？
董郁玉 ｜ 纽约时报

此前，资深媒体人董郁玉为纽约时报中文网写了一篇《我要送儿子去美国读大学》；两周后，董郁玉的儿子&，继他老爸又写了篇《我要去美国读大学》。

这对父子，分别从旁观者和体验者的角度分析了为何要前往美国留学，中外教育的根本差异在哪里，为何越来越多的优秀学生选择了留学这条路。

董郁玉，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学硕士。曾任哈佛大学尼曼研究员，现任《光明日报》评论部副主任。

其子董一夫，毕业于耶鲁大学，曾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曾任耶鲁大学《中美通》（China Hands）杂志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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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董郁玉&董一夫（内容有删改）

01

《我要送儿子去美国读大学》

《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200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令我印象深刻。

在这篇以众多人名开始，又以众多人名结束的文章里，弗里德曼讲述了他参加女儿高中毕业典礼的感想。他从毕业生的名单中发现，叫“Smith”的只有5个人，而当他自己从明尼苏达州的一所高中毕业时，他回忆道，“好像只有5个人不叫‘Smith’”。

这篇文章发表后的20多天，我领儿子去了美国。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儿子姓名的汉语拼音也在“稀释”“Smith”的名单中占据了一行。

有意思的是，就在上个星期，《纽约时报》前北京分社社长Erik Eckholm在Facebook上“晒”出了一张他参加儿子高中毕业典礼时的毕业生名单的照片。这张照片，显然是全部名单的最后一页，只罗列了姓氏以U到Z开头的毕业生姓名。

在这份有120多人的名单中，用大陆汉语拼音拼写的姓氏，竟有近70人。而弗里德曼在2006年的专栏文章中前后罗列了30多个姓名，可用大陆汉语拼音辨认的名字只有3个。

在我领儿子回国四年后，去年12月和今年6月，我儿子参加了SAT Ⅰ和SAT Ⅱ的考试。我虽然清楚此道不孤，也听说过大陆参加SAT考试的考生在把香港的考位占满后，又开始去占据新加坡、韩国和日本的考位。但是，当我领着儿子赴港，在机场、酒店和考场，看到黑压压的来自大陆的考生时，还是被这样的庞大阵势所震撼。

不知怎么回事，在两次赴港的途中，有句话反复萦绕在脑际：“我也到了该领儿子朝它跪去的时候啦”。这句话，出自《神圣忧思录——中小学教育危境纪实》一书。

许多年前，我为这本书激动得热泪盈眶，那时我还没有结婚。不过，也正是这句话，似乎在警告所有要成家生子的人，在未来都要面对一段因孩子踏入教育的“神殿”而出现在脚下的畏途。这句让人不寒而栗的话，我过目不忘。20多年过去，现在，轮到我了。

相反，在盛世的景象中，就连弗里德曼也在其发自中国的专栏文章中对中国伸出了大拇指。当然，也正是在中外交口说盛世的过程中，被Erik Eckholm领回美国上学的儿子，有了越来越多可以用大陆汉语拼音拼写名字的同学。而这些人中，也有我儿子的同学。

还在初二，我儿子班级中就开始有人出国去读中学了。刚升入高中，儿子所在学校曾借开家长会之机，统计有多少学生想在三年后弃考中国大学而直赴国外读大学，结果当时有100多名家长表达了这种意向，大体占整个年级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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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儿子在上初中时，成绩稳定在其班级前列的头四名男生，全部以出色的成绩升入本校高中。这四个人全部选择了出国读大学本科，其中一人已在高一学年结束后，申请进入了美国一所著名私立高中。这四人之外，还有一位同样升入本校高中的特长明显的学生，也被新泽西一所私立高中录取。

我儿子所在的北京四中，今年有70多人直接投考国外大学。据学校负责老师介绍，在这70多人中，有90%多的学生被美国排名前30的大学录取，这还不包括那些在高一或高二出国就读高中，在国外参加考试的学生。我儿子的高中班级中，一名当年崇文区的中考“状元”，也是在高一学年一结束，就出国读高中去了。

很难单纯用躲避高考来形容这些出国读高中和大学的中学生们。这些选择出国读中学和大学的学生中，不敢说全部——但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有升入北大、清华的学习实力，并非夸张。而问题在于，北大和清华还值不值得那么多人千军万马去挤独木桥？

一个曾在《纽约时报》负责报道教育新闻的记者，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在某大公司谋得了一个驻中国的职位。一次，在与我谈起北大、清华的毕业生与国外普通大学的毕业生的工作表现后，感慨地说，那些在工作中更有创意的国外普通大学的毕业生，如果当年在中国参加高考，那是无论如何也考不上北大、清华的。

当然，在中学生出国的潮流中，无论以中国的眼光还是以美国的标准，也并非所有学生都是可造之材。我一个同事的儿子去年高中毕业后，进入美国中部的一所非常不错的大学就读。第一个学期过去，我同事向我转述了他儿子告诉他的一件趣闻：同级学生中，有一位陪读的中国母亲重金央求其儿子说，“儿呀，如果你能考过一门，妈就给你买一辆玛莎拉蒂”，结果可想而知。

每年海量涌出国门去读大学的中学生，和上述能够把陪读母亲的儿子办到美国进入知名大学的中介机构，正在同时改变着中国和美国的教育生态。

在香港亚洲会展中心SAT Ⅰ考场，当我听到国内几家中介组织在考场举办的推介会上，声称其可以在一周内“包装”一个学生，达到美国名校申请要求时；当我看到有考生家长把大陆中介组织按照国外惯例提供给听众的免费咖啡、饮料，咕咚咕咚地倒进自带的硕大水杯带出会场时，我忽然想起了弗里德曼2006年那篇专栏的观点和结论。

弗里德曼在那篇文章中说，美国吸纳了全世界人才，因此高等教育将汩汩涌动。

真是这样吗？这，恐怕得问我儿子他们那代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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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我要去美国读大学》

我老爸刚为纽约时报中文网写了一篇文章：《我要送儿子去美国读大学》。我就是文章中提到的那个儿子。

文章我读了一遍，感觉惊异。已经开始丢三忘四的老爸，絮叨起我同学的事情，记忆准确，如数家珍，其中有的同学出国的事情，我好像只在吃饭的时候提过一句。看来真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

不管怎样，我把这篇文章转给了文中提到过的已经在国外读高中的几位同学。其中一位同学（我中考那年的崇文区状元）回信给我，说经过一年的国外学习，她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原来只想着能上一所排名靠前的大学”，“现在想的是要努力做自己想做的事”。

对她观念发生的变化，我一点都不奇怪。这就像我在美国读书的那段时间（2006－2007年，小学六年级）发生了许多变化一样。但是，在美国的时候，对将来要在哪里读大学的问题，我并没有确定的想法。

那时，我主要忙于应付美国学校的功课。都说美国的学校课业负担轻，功课不紧张。但这要看从哪个角度讲。数学课，一学年下来也没有几次作业，确实不具太高挑战性。但是，我在的学校有一个作业天天都有，那就是读书笔记。这个作业要天天写，老师每周都要检查。

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可以用之前语文课上的“读后感”模板来应付读书笔记，也就是一般先把书中内容梗概写一下，再写几句心得便可。哪知道，老师的“朱笔御批”（书法直逼英文狂草，极难辨认）总是问题一大堆。这些问题对我而言，简直“太伤自尊了”。我实在弄不懂，他的那些问题和我读过的书有什么关系。大概在头几十篇读书笔记中，老师几乎在每一篇批语中，都写着“我需要你的reaction”，“你的thought呢”，“你的idea是什么”，“给我你的viewpoint”……你的，你的，你的；我的，我的，我的。书读到这个份上，才知道看别人的书，为的是生产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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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爸在和批改我读书笔记的老师面谈时（类似中国家长会，但谈学生情况都是一对一面谈），曾委婉地请老师对我读书笔记的用词、句式和语法等“多加指点”。老爸事后说，老师对他说的一番话，让他觉得“不好意思”（我理解那其实就是无地自容的意思哈）。老师对老爸说，不要担心一夫的英语（语法），书看多了，错误自然就少了；不会说话的人少，不会思想的人多……

这些话让我明白了，我每天的作业，其实就是在教我思考，启发我思考，“逼迫”我思考。为了完成这种要有自己的reaction、thought、idea和viewpoint的作业，我不得不看更多的书，上网找更多的资料。慢慢地，“朱笔御批”中的内容变成了“商榷”和探讨，而有时则干脆是我的名字后面加上两个英文单词：“Great job（非常好）”。天天读书“写作”的结果，就是我在插班的第一个学期末，不仅在数学和科学，而且在戏剧等全部八门功课上，都得到了A。

回国后，我发现很多作业都是有“标答”的。我的作业中，也让你看“四大名著”，但这些阅读，与其说是让你从阅读中发现什么，创造什么，但往往都有既定的预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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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这道题目：“请对比西奥多·罗斯福与伍德罗·威尔逊的外交政策”。再看这个：“请分析18世纪80年代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危机是怎样影响美国1787宪法中的条款的”。这两个题目，是我准备AP(Advanced Placement)美国历史科目考试时需要思考的几百个类似题目中的两个。这种题目，在教科书中是无法找到“标答”的，仅罗列史实也是不行的。

为什么他们希望学生从高中时代起便思考国之大事？

需要创意的思考，为SAT备考，为AP备考，我都是利用高一和高二期间免修英语课的时间。即便如此，你也必须时刻警惕着，不能让那些激荡你大脑的问题闯入“标答”的地盘。在学校，我们的“研究性学习”项目还只有2个必修的学分。而类似（引自剑桥大学国际考试局的）SDP（Skills Development Programme）等培养批判性思维、激发创意的课程，在我们学校也只是被列为选修课，而在其他学校，类似这样的课程，可能都没有被列入选修课表。好在当我和几位同学参加完在田纳西大学举行的DI（Destination Imagination）全球总决赛后，我知道了一个地方的非主流，在另外的地方可能就是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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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出国前，一个“海归”姐姐对我说：“千万别以为到了美国就自然会说英语。”这句话，我记住了。同样，我知道，到美国读大学，也并不一定就会用好美国的教育资源。我老爸把我送出国门，修行当在我个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