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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彭波】2018-05-07 07:5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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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不论是教材上还是日常宣传中，这表述似已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但在最近几年，国内外越来越多人不相信这种说法，甚至很多人对此加以嘲笑。他们的理由是：假如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那么中国是如何从黄河流域扩张到现在这样大的面积的？
对于这个问题，我尝试着加以回答。
说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是一个逐渐演化的结果。这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发展阶段问题，二是经济结构问题。
一、发展阶段问题
按我的理解，中国真正热爱和平，是宋朝之后的事，尤其在明朝最为典型。在宋代之前，直到唐朝，中国不但不是很热爱和平，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
（一）宋代以前中国社会的军国主义性质
夏朝姑且不论，先从有信史的商朝说起。无论是《诗经》，还是甲骨文，都证明商是一个热爱战争，以对外战争作为常态的国家或朝代。
周朝也好不到哪里去。周朝以小邦周灭大邦殷，建立一个西方部族凌驾于东方之上的封建体制，每一个小国，都是一个军事殖民据点。所以《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就是军队、战争。
春秋战国无义战是众所周知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有人统计，春秋开始时，在中国范围内有140多个国家（也有人统计出有900多个），相互吞并，到战国末期就只剩下七个强国与几个小国了。
秦国从商鞅变法开始，就成为一架纯粹的战争机器，建立起所谓20等军功爵制，一个人的社会地位高低及财富多少，完全取决于其战功——战功大，爵位高，土地多，财富厚。这制度，一直延伸到汉朝。
战国末期及汉朝实行的是名田制，战功大小决定田地多少。从南北朝到隋唐，施行均田制与府兵制，简单地说就是：你分到国家的土地，就有义务为国家当兵。名田制的特点是先立功，再分地；均田制的特点是先分地，后当兵，或者纳税。大致如此。
（二）唐宋之变，中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军国主义”色彩在唐宋之交发生了巨大变化，也就是所谓的“唐宋之变”。其中最重大的变化之一，就是中国人开始尚文轻武了。
严格说来，中国人在宋代之后尚文轻武的这些因素，在唐之前也一直存在，只是没有成为主流。
从汉到清，国人一直推崇儒家，这一点没发生过根本变化。且从隋唐开始，就有了科举制。但是，区别也是有的。在宋之前，读书当官的人并不是很多，地位也不太高，而且也不正规。不要说武官，就是文官，如宰相，也多是由世家子弟担任。但是从宋朝开始，文官就完全压倒了武官，而且文官的选拔也主要通过科举考试，直接从世家子弟中选拔文官的情况就此减少。
这种情况到明朝可以说发展到顶点。科举考试出来的人不但几乎一统仕途，且占据了官场的核心地位。后来清朝同样延续明朝的这套制度，以文官驾御武官。一省最高武官提督虽官居一品，但与文官相比，在决策权力方面相差甚远。
表现在对外关系上，就是中国的对外侵略少了。宋朝可以说是武力弱，也可以说是故意削弱自己的军事力量。五代的例子，让宋朝君王们感觉到武将的可怕，所以不得不防着他们。
明朝不一样。明初两个皇帝朱元璋和朱棣，几乎打遍周围无敌手。结果是朱元璋主动规定了“十四不征之国”，即规定周围十四个国家是不得侵略征服的；朱棣在五次出征蒙古及派郑和下西洋后，基本扫清了周边地区的威胁，于是也主动收缩，成为一个内顾守成的大国。同时，明朝也建立了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以保持周边地区的秩序。利玛窦在明朝中后期来到中国，就发现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虽拥有比周边国家强大得多的武力，但从皇帝、大臣到百姓，没一个人想征服周边小国。
“万国来朝”
明朝是代表中国儒家观念最典型的朝代之一，坚持迅速扫清外部威胁，后迅速回收的国策。清朝同样如此。清朝扫清内外威胁的时间比明朝要长很多，尤其是对西北的外患，经几代皇帝，上百年的战争才最终安定。但是，清朝在扫清这些外部威胁之后，也就到此为止，不再向外扩张。这种国策是符合中国的发展阶段性要求的。
所以，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最后两个封建朝代，其对外战争，与西方的战争性质及目的完全不同。西方人的国家性质是向外扩张，即使外部不存在威胁，也要对外扩张，直到遇到强大的阻力，无法再向外推进，才停止扩张的步伐；而中国是出于消除外部威胁顾虑而向外推进，一旦发现外部威胁不再存在，就迅速退回。
因此，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可能不一定严谨，但是我们可以说，中国早已发展到了一个不再主动追求对外扩张的新阶段。至少从明朝以后，中国就已剥离主动对外扩张的欲望，你不惹我我不打你，你要惹我我才打你。再或者也可以说，相较于西方部分国家，中国更热爱和平。
二、经济性质问题
马克思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与热衷对外侵略的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基础不同，所以战争的目标也是不同的。
（一）西方历史上对外侵略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世界历史上有很多国家、部落完全依靠掠夺为生，如西班牙入侵之前中美洲的阿兹台克人。阿兹台克人不事生产，全部消费品都是从征服的部落中劫掠而来的，或命令他人进贡。
西方历史上众多强国，如亚述、斯巴达、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等，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自己很少从事生产，主要依靠掠夺来维持经济，这也与中国古代的做法相差甚远。
尤其是游牧民族，对外掠夺是其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没有对外掠夺，自己几乎无法生存。中国古代北方草原地带的匈奴、突厥和蒙古等部落，生产无法自给自足，假如不能获得汉地及其他农业地区的物资，生存会变得十分困难。
哪怕是近代以来的欧美列强，对外侵略扩张也是其国发展的重要条件。如果不是通过积极参与对外侵略与战争，近代欧美列强不可能取得那样大的成就。英国若没占领印度并破坏甚至摧毁印度的棉纺织业，其本土纺织业有多大可能得到发展？估计工业革命更是遥遥无期。
（二）中国的经济性质决定对外侵略无利可图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性质截然不同。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这话的意思就是，夏商周的经济都以农业为主，而国家以农业为主，就决定了其主要财富来源于农业生产，而非对外掠夺。
中国在宋代以前，可以被看作军国主义国家，但中国的军国主义与西方的军国主义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就是财富很少来自于掠夺，绝大多数依靠自己生产。
周朝虽含军国主义成分，但武装殖民的周人，其财富主要也是通过自己种地种出来的，另外在补充意义上也从事一点工商业。虽国与国之间发生战争时，也会掠夺别的国家，但经济基础不以此为主。
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战争规模大，耗时长，消耗大，而在战争中消耗的资源，主要还是各国平时农业生产中积累下来的。当时的中原大国，发动对外战争的主要目的是土地，希望通过土地来生产财富，而非继续直接掠夺——后者得来的财富毕竟有限且不稳定，农业生产则较稳定。
再往后，汉对匈奴的反击、唐对突厥的反击和明对蒙古的反击，战争同样规模很大，最后也几乎是把对手完全打垮。但是打垮之后呢？中国并没把这些部族收为奴隶，而是要么让他们仍在草原上游牧，要么让他们居住在离草原不远的塞下地区，甚至还用国家财政来养活他们。中国对游牧民族的进攻，几乎没有丝毫的掠夺目的，只是为了消除外来威胁而已。
所以，中国的经济性质决定了中国即使是对外战争，也多是反击性质，而非同西方那般掠夺。也因此，对中国政权来说，频繁发动对外战争在经济上是得不偿失的，如古代希腊、罗马、波斯那样通过对外战争和掠夺来致富的情况几乎不存在。
汉武帝反击匈奴，虽说打了大胜仗，但损失也重，除了直接在战场及军队后勤保障方面的损耗，还先后花费黄金二十余万斤赏赐功臣将士。如果是游牧民族，可把俘获来的民众、牲畜和财物等用于赏赐，战争就会成为一笔赚钱的生意。但中国历史上似乎并没这样的传统。
宋朝之后，中国经济性质又有了进一步的演变，中国由一个左手仗剑右手扶犁的国家变成工商农三位一体。战争是危险的，假如可以通过工业、农业和商业来获得财富，为什么要去发动战争？这就进一步消弱了对外侵略的动机。
此外，中国古代在文化观念方面也不是非常热衷于追求战争和对外侵略。儒家坚持的民本主义观念即是反对战争的，这点在《盐铁论》的辩论中体现得很清楚。杜甫著有“边庭流血如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类似观念后来在中国深入人心，同样导致国人缺乏对打战的兴趣和热情。
而文化观念又是与经济基础相互影响的。中国历史上有两案例或可解释一二。
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苏南地区。
苏南一带在古代叫吴国，后来长期叫“吴”地。吴国地区从春秋到唐代，当地民风都非常剽悍，“吴王爱剑客，民间多疮瘢”的故事即源于此地，西楚霸王项羽的八千子弟出在这里，以后南北朝时期南朝的精锐军队也多来自此处。但是跨入唐、宋之后，这里的经济开发到了新的高度，农业不断进步、手工业日益发达，尤其是商业不断深入发展。
与此相应的是，当地文风日盛，读书人渐增。虽然国家在这一带征收重赋，但同时也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加以良好保护。于是我们现在就能感受到，如今苏南一带民风温婉，吴侬软语天下闻名，打架斗殴相对少见，苏南人不打架只斗嘴的形象几成全国笑谈。可见，经济发展是可能极大转变风气的。
另一个例子是明清时期的白银流入。
中国在明清两朝并未对外侵略，倒是当时经济军事力量比中国弱太多的西方国家首先开始了全球殖民与屠杀掠夺。尤其是西班牙、葡萄牙在美洲开拓了大片殖民地，并在当地进行大规模金银开采。然而，西、葡并未因这些金银变得更加富裕，也没促进经济的发展，而是在战争冲突及消费中把所得财富都消耗掉。相反，中国人坐在家里，用自己生产的瓷器、丝绸及茶叶等与之贸易，赚到大量白银。据统计，明朝及清朝中叶之前，全世界开采的白银，大约有至少一半流入了中国。
以上案例即说明：中国社会传统的经济性质要么以农业为主，要么农业结合工商业等，社会财富主要靠自己生产创造，且经济大多数情况下比周边地区富裕，所以对外侵略掠夺是得不偿失的。朱元璋规定“十四不征不国”，即因“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役使”，在经济、管理上划不来。
解放之后，中国拥有了世界一流的陆军。即使如此，中国的历次战争也具有极强的自卫反击性质，达到战略目标之后就迅速撤回，并没占据对方领土的追求。对中国而言，自己领土已足够广大，人口也足够多，好好经营自己土地就足以获得财富，通过建立或维持和平的国际环境，借助国际商贸往来也足以获得满足自己需要的资源。
发展到今天，中国经济实力已达世界第二，制造业总量世界第一，取得这样的成就完全是和平发展的结果。因此，对中国来说，无论是军事侵略，还是金融战、贸易战、技术战，都是不必要的。而且，如果不是因为周边地区不安宁及他国对中国经济体系的干预、破坏，中国的成就必然还会更大。
总而言之，评价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大致是说得过去的。而且我们还可以果断预测：中国过去热爱和平，现在热爱和平，未来将继续热爱和平。
彭波：中国传统贸易强国建设的经验与教训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彭波】
2018-04-16 07:22:13
http://www.guancha.cn/pengbo/2018_04_16_453800_s.shtml
中国在历史上长期是一个贸易强国。中国传统社会，并不重视商业，但也不排斥商业。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朝代对商业及海外贸易的重视程度不尽一致，但总体上对外贸易发展形势比较良好。
一、中国的传统贸易强国地位
近代以前，中国的国际贸易强国地位一直是非常稳固的。传统中国社会并不主动追求贸易强国的地位，但是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内部市场的扩大、技术的进步与工艺水平的提高，自然而然就促进了贸易的发展。
近代以前，中国长期是世界的中心，也是世界贸易的中心，哥伦布等欧洲航海家们的目标是中国与日本，而且主要就是中国。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一书中就认为，当时的中国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欧洲是通过冒险航海，搭上了中国的火车才发展起来的。
与西方相比，中国贸易发展的特点是建立在产业体系的基础上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德国的汉萨同盟，和当时的印度、阿拉伯等国家及其他政治性组织，也都热衷于发展海外贸易以追求利益，但所交易的大多是自然产品，诸如香料、毛皮、粮食等等，而且所交易的主要商品大都是他国生产，所谓的海外贸易大多是一种倒买倒卖的性质。
唯独中国，所出产和贸易的，多是自己生产的人工制品，如瓷器、丝绸、漆器等等，即使是茶叶，也是精心培育的结果，用现代经济概念来解释，就是中国所出口的产品附加值含量较高，价值较大。迟至19世纪中叶，中国的瓷器、茶叶、生丝、布匹等等，在世界市场上还有很强的竞争力，并占据非常大的份额。
资料图来源：视觉中国
带来的结果就是：中国在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当中，长期白银入超。据中外各名家研究，大都认为中国在当时的对外贸易中获得了非常巨大的利益。一般认为世界近代史上，16-18世纪所开采的白银，一半甚至更多流入了中国——不仅是西方开采的白银，日本所开采的白银同样如此。
二、中国传统社会贸易强国建设的教训
当然，中国传统的贸易地位也不是没有问题的。中国传统国家的贸易政策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对产业扶植不够，二是纸币实践失败，三是没有维护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秩序。
（一）缺少产业扶植
中国历代政府，除了少数几个朝代，如宋代与元代之外，对于贸易，包括外贸，多半不大重视。当然，虽如此，由于中国历代政府重视农业与手工业，同时也很重视人口的增长、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安定，在这些方面进行了较多的关注，导致外贸存在较为良好的发展基础。
但是，18世纪中叶以后，一国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对产业发展的扶植越来越强。南亚的茶叶生产，是英印政府多年精心培育的结果。而中国的产业体系，如瓷器、丝绸、茶叶等等，因为缺乏政府的扶植与现代科学体系的指导，也没有资本的支撑，所以在竞争中逐渐失败。
二是中国历代政府缺乏开拓海外市场的远略。市场经济有两个对立统一的方面：供给与需求，两者交替发生决定性作用，构成矛盾的主要方面。研究者多看重近代欧洲崛起过程中生产力的提升，而多忽略在这一过程中欧洲列强对世界经济体系及贸易体系的再造，为欧洲产品打开了广大的市场。中国政府没有为本国产品大力开拓国际市场，对外贸易当然难以发展了。
（二）主动放弃纸币
当然，影响中国传统贸易强国地位发展的最大缺憾是货币。贸易是船，货币是水，没有水，如何行船？
中国直到宋代，货币体系都是世界上最为先进的。中国所铸造的货币——铜钱，被周围地区广泛接受和使用。中国所创造的纸币体系，也是世界上最为先进及独一无二的。这种货币地位使得中国在对外贸中占据非常优越的地位，获得最大的利益。
问题出在明朝。明朝初年，明政府滥发纸币，导致纸币的价值大为降低，这也非常正常，世界各国普遍如此，只要不断整顿，纸币体系是会逐渐走上健康的道路的。但是中国的纸币体系后来却走上另一条道路。
明成祖之后，天下安定，太平无事，国家财政压力大为下降，明政府本应趁此良机，整顿纸币体系，进一步完善货币体系。但是当时的明朝政府深受儒家传统的影响，官员们封闭保守，不思进取，干脆趁此机会，将纸币置于无用，相当于废除了。儒家的优点是热爱和平，讲究仁爱，但也有些缺陷，比如一定程度上，目光短浅、保守封闭，不思进取。
明政府既废除纸币，又少铸铜钱，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深化，国民经济体系中的货币就显得日益不足，这时候对海外的白银就产生了巨大的需求。明朝前期财政压力小的时候，不思整顿货币体系；到中期财政压力渐大之后，又缺乏整顿货币体系的愿望与能力，干脆采取省事偷懒的做法，正式承认白银的法定货币地位，以白银作为国家的主要通货。
以白银作为国家法定通货是有好处的。比如说稳定币值，补充经济中的流动性，完善国家财政体系等等。而且，当时中国的产业体系完整先进，在国际市场中有竞争力，也有条件获得海外的白银。
但其负面影响也是深远，导致货币体系不能自足，中国经济对海外贸易及货币更为依赖。到明末内外战争频仍，灾荒集中爆发，国家迫切需要货币以补充财政亏空的时候，世界上的白银产量刚好出现了下降，中国市场上的白银供给不足，于是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与财政危机。明朝的最后灭亡，一般认为与此一形势有着极大的关系。
中国缺乏自主的货币体系，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西方国家通过向中国出口白银，搭上了中国的发展快车，促进了本国的经济增长，反而把中国拉了下来。假如中国存在自主的、充足的货币供应，就可以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占据主动，致人而不致于人。
（三）缺乏维护国际秩序的决心
传统中国社会极目所极，没有发现可以在经济上相竞争的对手，于是根据自己的条件，建立了一个所谓的“朝贡体系”，这个体系其实也是一个国际贸易体系。通过这个体系，中国投入的维护成本比较小，但是可能获得的经济利益却比较大。
诸多研究者，包括《亚洲史》的作者墨菲和日本学者滨下武志，都认为通过这个朝贡体系，中国维护了周边地区的贸易秩序，也便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开展贸易及各种经济往来，朝贡体系框架内的各国也因此获得了安全保障及经济利益。
“万国来朝”
朝贡体系的优点是投入小、回报大，但它也存在一个缺陷，那是抗冲击的能力不太强。在西方殖民列强进入东方之前，这个朝贡体系是非常安全的。但是在西方殖民列强发展起来的坚船利炮及现代战术面前，这一朝贡体系就难以维持。
虽然以当时中国的力量，要制服这个早期殖民者还是绰绰有余的，如郑氏集团就能够有效压服早期的葡萄牙、荷兰殖民者。但是中国当时的政治体制及儒家集团，缺乏维护这个秩序的决心，不愿意在海外投入太多的资源，甚至有些人希望从朝贡体系的瓦解中获得个人利益。
近代以来，海外市场的开拓通常是血与火的结果，中国历代政府缺乏在海外市场投入力量的决心与意志，所以将海外市场拱手与人。由于中国的放任不管，随着西方殖民列强的不断发展壮大，最终破坏了整个东方原有的产业及贸易体系和政治框架，逐渐征服东方各国，西方因此而强大，东方却衰败不堪。
因此，近代中国及东方的衰败，不仅是因为不肯放眼看世界，骄傲自大，更是因为掉以轻心，缺乏对西方列强的警惕，同时没有果断地投入资源以维持对自己及东方有利的国际秩序，最终太阿倒持，授人以柄。
三、结论
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很复杂的。中国传统贸易强国地位的建立，来自于市场发展与产业的进步，但是其衰败，则由于缺乏对产业的支持、放弃对货币供给及国际秩序的主导权而致。
中国近些年来与西方的冲突，及当前与美国的贸易冲突，其实也是上述问题的进一步发展。中国解放以来，有意识地加强了对产业的支持力度，促进了中国产业的发展进步，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未能有效掌握货币及发展的主动权。
中国要在未来发展上彻底摆脱在国际秩序中的被动局面，掌握自己的命运，首先必须建立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摆脱对美元的依赖。
其次，在国际秩序的维护与改造方面应该也更加有所作为。如果美国愿意跟中国共享其所建立的秩序，中国愿意与其共同维护，实现双赢。如果美国希望借助其建立的国际秩序来打压中国的发展了，中国也就只能另起炉灶了。美国有两种选择，中国就必须做好两手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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