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有没有不需要讲师注重科研而专注于授课的高校?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0366989
感觉至少二本以上院校都是对科研有硬性要求的,不知道是不是有三本或专科院校不以科研为主?另宁波诺丁汉、西交利物浦、北师-香港浸会联合国际学院类型的本科,以及苏州港大思培专科学院类型的专科学院,在对科研的要求上是否会与国内普通高校有区别?因为似乎这类中外联合办学的学校的教学目标都是以培养留学预备人员为主,所以比较好奇对讲师教授的要求是否也会和普通不一样
1 个回答
阿水
目前高校也在改革,今后会是科研和教学两条线,但是只是理想状态,这个路很难很长,都是一边喊着改革,一边猛抓科研
发布于 2016-03-02
怎么看待清华女讲师因教书而延误科研以致被辞退的新闻?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4662249
在微博里看到的 【优秀讲师入职9年未评职称 被清华解聘】清华讲师方艳华的课深受同学喜爱。但她忙于教学无科研成果,根据入职合同规定“就职9年未评职称老师必须离职”条款,将被清华解聘。学生们已发起请愿活动……(中青报)
————我大学刚毕业,出入办公室间经常听到老师们抱怨:
1 工资低,增长慢
2 各种行政事务 无法专心科研
3 学术界一片黑暗
(我导师是个直性子 老愤青)
事实上,这情况大家大约都有所了解,我想问的是,如果取消硬性评职称规定,大学的教学水平会有显著提高吗?科研成果会有显著降低吗?长久来看,对学术发展是否利大于弊?另外,对一个立志从事学术的人来说,除了自身因素,怎样是较优选择?
8个回答
让青年讲师不再做科研“匠人”
听到湖南教授做职称评委开房收钱消息的那一刻,北京一所著名高校教育学院的宋涛教授没有感到丝毫意外。
几年前,他就听一位在外地高校任教的评委朋友抱怨,每年临评前,家里来客总是络绎不绝,都是全省托各种关系找上门来的,每次都是在家接待到凌晨三四点,严重影响了家人休息。
“存在即合理”,在宋涛教授看来,一边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一边是对掌握生杀大权的评委缺乏监督,“如果不把偏离的评价指挥棒拨回来,丑闻的发生难以禁绝”。
学术GDP凸显行政化之弊
参与过多次评委工作之后,宋涛教授越来越有一种“被绑架”的感觉。
宋涛感觉,评审看似都由专家来完成,但实际上最重要的事情都是按照行政化规则进行。
比如申报者发表了几篇文章,是否符合条件,打分的等级都由行政人员做好,最后发给评委的就是一张满是数目的纸,比如说一位作者发了4篇文章,出了一本书,拿了一个课题,“评委们看到的都是数据”。
打分的标准是由论文发表的数量及论文发表期刊的档次决定的,至于论文在讲什么内容,专家评审时却难以发掘,“有的地方在评审职称时,甚至只要求提供论文封面和目录的复印件”。
拿到数据之后,根据学校下达的指标评议,再根据打分定出基本排名,最后考察面试时再平衡一下。
在宋涛教授看来,这是一个很滑稽的角色,“第一是数数,第二也变成行政人员的一部分,因为平衡本身就是政治学的概念”。
宋涛认为,签字的都是学者,行政人员没有在任何一个环节签字,但这一切无法遮蔽行政化主导的“指挥棒”,简单化、指标化对待教育,而专业的学术评价则被淡化,“行政权力干扰了学术权力”。
武汉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胥青山教授对这一观点表示认同。
在他看来,职称指标的数字化背后就是高校追求“学术GDP”,使“教师”变成给科研打工的“匠人”,越来越脱离教师教学的本质,也脱离了大学育人的本质。
胥青山教授认为,其根源就在于大学目前还是在由行政部门来管。随着数据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工作政绩需要靠数据支撑。显而易见,申请多少项目,发表多少论文,获得多少经费是可以用数据来证明的,为教育行政部门提供了考核便利,逐步成了考核标准。而教书育人是软指标,短期内难见政绩。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论文买卖成为一个内部公开的产业,评审拉关系、走后门,让学界人心涣散,学术道德日渐腐败。
“不是没有发现问题,是谁也不愿承担改革的风险”,这位学者认为,学校一级的改革面临现实困境,一方面面临教育主管部门的考核,一方面又涉及学校的经费,改一下,不用别的,等大学排行榜一出来就坐不住了,“教育行政部门需要站出来,不能让改革总成为下一届的任务”。
职称本是对能力的考核,却变成对名额的竞争
在全国各地的调研中,周光礼教授注意到一个现象,很多年轻老师喜欢到偏远省份高校任教,刚评上教授副教授又想方设法调走。
原来,在一些博士博士后相对稀缺的地方,可以单独给评审指标,相当于有了职称直通车,于是,很多“机灵”的人专门喜欢到这种高校工作,利用很短时间就能评上副教授、教授,再往东部和沿海地方调。
在他看来,这种荒谬的“曲线救国”背后,凸显的恰恰是当下职称评审之弊,“职称本是对能力的考核,却变成对名额的竞争”。
指标有定数,标准却相对灵活,国内高校在职称评审的操作过程中,潜规则由此盛行,备受诟病。
有专家指出,国外经验值得借鉴。以美国为例,职称评审的标准是确定的,指标却相对灵活,由各单位根据需要来确定标准和指标,一般不受名额限制,“谁达到标准谁上,达不到标准谁也别想通过潜规则上”。
江汉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邓志祥认为,对高校教师而言不公平的一点是,教师的水平水涨船高,一般都远远高于要求,但由于指标不够,不能享受相应的声誉或待遇。
他就此开出药方,建议高校对教师采取“评聘分离制度”。
邓志祥介绍,当前高校对教师采取的都是评聘结合的制度,即学校的教师评上了副教授,学校就会以副教授的职称来聘任他;评不上副教授,就依然是以讲师的身份聘任。
在他看来,中小学已经推行的“评聘分离制度”值得借鉴,当一个教师达到副教授的资格时,就可以通过学术共同体来评选,给予他相应的评审资格,让他享受副教授的名望、学术资源。但另一方面,学校聘不聘任他由学校自己决定,“这样,在副教授的评选上,就减少了人为的障碍。也可以大大促进高校教师的流动”。
邓志祥同时呼吁,打破职称的终身制,让职称“能下能上”,从根源上消除职称买卖的市场需求,使学术评价回归良性生态。
邓志祥说,在现有的评价机制下,如果一个教师评上副教授,岗位、职称就不可能往下降了。这也造成了很多单位一个怪现状,讲师拼命干活儿,一旦评上副教授之后什么都不做了,照样可以在副教授这个岗位上待一辈子,一劳永逸,“严重制约了学术资源利用和青年人才的发展”。
几年前的一则消息依旧存在于青年讲师张智杰的记忆深处。
2010年7月,杭州师范大学出台“人文学科振兴计划”,宣告“十年不发论文、不承担课题也可以当教授”。
杭州师范大学时任校长叶高翔说:“有可能短时期杭州师大的排名靠后、指标低,但从长期看会见成效,会出《红楼梦》这种作品,比出多少论文,更有价值。”
张智杰期待,什么时候自己的学校也能做出改变,“毕竟评职称不应成为每天做梦都会想的事情”。
(应受访者要求,宋涛、张智杰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