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585年11月，伊丽莎白女王终于同意让莱斯特伯爵达德利出任英格兰低地远征军统帅。过去二十余年，达德利一直是北方七省加尔文新教在英格兰的最坚定支持者之一，他也将出征低地当作一项投资，甚至幻想自己有朝一日能像已故昂茹公爵阿朗松那样，成为低地的名义君主。
为此，达德利将自家在威尔士的一座城堡抵押出去，筹资在女王承诺的5000步兵1000骑兵之上招募扩编，加上伦敦商界对他远征低地的财务支持和自愿者的加入，莱斯特伯爵最后将这只远征军的人马增加到12,000人。
女王给这位发小宠臣伯爵的指示很明确：协助北方七省的军事行动，帮他们守住主要城市，保证荷兰、泽兰两省不被帕尔马的西班牙军队攻克；但避免主动出击，以防挑起与西班牙的全面军事冲突。
伊丽莎白女王是个智睿的政治家，但她的确不懂战场上的事情。这种防御性军事策略显然不足以遏制帕尔马公爵收复失地的进度。8月17日，低地中部的安特卫普市政厅同意了帕尔马公爵提出的条件，主动投诚，8月27日帕尔马率领军队正式接管安特卫普。
而荷兰、泽兰和乌特勒支能够守住，大部分也归功于当地荷兰军队自己的顽强抵抗，而英格兰远征军最大的胜利就是我军伤亡很小。但这也不是莱斯特伯爵的错，毕竟女王明确指示只能防守不能主动出击。况且，奥兰治亲王威廉被刺杀后，北方新教群龙无首，剩下的领导人也是各怀心思。莱斯特伯爵达德利从来就不是个能够游刃于错综复杂政治局势中的人，追求中世纪贵族的传统荣耀和奢侈豪华的生活方式。莱斯特完全未将沃辛汉让他“注意开支”的劝告放在心上，在低地养了一大帮随从，给人的印象是在低地设立一个英格兰小朝廷，甚至有流言说他欲将妻子也接到低地。
1586年1月，莱斯特伯爵达德利犯了一个极大的政治错误：直接违背伊丽莎白女王的指示，接受了低地联合议会授予他的“绝对总督”（Governor-General of the United Provinces）头衔，伊丽莎白闻讯后大怒。
女王大怒的原因，除了莱斯特未经汇报得到允许便与荷兰国会私相授受之外，还有以下：
首先，这个总督头衔不只是个名义君主，而是集行政与军权为一体的实权，这就完全违背了伊丽莎白不介入低地政治的初衷；其次，荷兰联合国会内部的矛盾，决定了他们并非真心出让主权，而是利用女王宠臣莱斯特曲线达到他们让伊丽莎白与西班牙彻底撕破脸，转而毫无保留支持低地之目的。再次，莱斯特接受低地总督头衔，在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眼里，等同于英格兰在低地宣称主权。
事实上这个任命是在泽兰和乌特勒支两省加尔文主义者激进派的极力倡导下提出的；而国会中的其他成员，特别是荷兰省的商团，对此抱有很大芥蒂；因为独立运动之前，尼德兰虽然由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派任名义君主，但他们从未放弃过政治经济决策自治。
有勇无谋的达德利，在个人私欲和加尔文主义热情驱动下，看不到这些问题。他不仅接受了这个总督头衔，还立刻接管了国会，开始制定政策、任命官员。伊丽莎白得知消息后给达德利去信，狠狠地把他批了一顿。女王对莱斯特的信任度也开始下降，为此荷兰盟友也流露出对他能力和判断力的不信任。
伊丽莎白从来就没想过做别国君主。于她而言，尼德兰是牵制西班牙策略大棋盘上的一步棋，是英格兰的经济利益所在点之一。作为新教保守主义者，女王对加尔文主义也无好感，虽然出于责任，英格兰和荷兰国会签署了《无双宫条约》，但女王还不想因为低地新教而彻底激怒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而且在伊丽莎白眼里，君权神授永远高于宗教分歧。
作为补救措施，伊丽莎白女王开始和帕尔马公爵秘密谈判，试图以撤回莱斯特和英格兰军队以及低地继续承认西班牙君主为条件，换得低地和平与宗教和解，但被帕尔马拒绝了。帕尔马公爵不仅是低地的西班牙总督和军事总指挥，还是菲利普二世的外甥。帕尔马拒绝谈判，意味着菲利普二世无意在低地，或者任何其他地方，与新教和解。
无奈之下，伊丽莎白只能让莱斯特继续在低地指挥英格兰军队。但莱斯特发现他根本无力协调荷兰联合国会的内部矛盾。随着战事的延续，英格兰军队开支越来越大，女王垫出的军饷入不敷出，军队纪律开始松散。对此莱斯特的处理方式是给军官-包括他自己-都加了薪水。
出兵低地给英格兰带来的损失不仅是女王的腰包，英格兰的出口也因为西班牙在大西洋对英格兰商船的禁运而受到重创。偏偏1586年英格兰国内收成也不好，粮食短缺造成饥荒，饥荒造成人口死亡率提高。英格兰威尔士教区记录显示，1586-87年，饥荒严重地区教堂埋葬人数是正常年份的三倍。
到1586年11月，莱斯特伯爵达德利终于被从荷兰召回，面对自己的经济损失、伦敦商会和投资人对他的不满以及荷兰国会和女王本人对他“浪费资源”的批评，莱斯特本人是巴不得立刻回到英格兰。
整个军事行动耗资巨大但收效甚微，一方面证实了伊丽莎白女王在低地只守不攻军事策略的失败，另一方面也反证了女王一直以来拒绝直接介入低地战争与政治斗争的先见之明。荷兰人可以起兵抗拒西班牙人的统治，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在英格兰接管后以同样的方式来抵抗同样是外国君主的英格兰人？
而在英格兰与西班牙互锁在低地的同时，英格兰的新世界政策也从单纯对西班牙财富的打劫转变到对新世界的正规探险、投资与殖民。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相比，英格兰虽然晚到，但却后来居上。1570/80年代涌现出一大批专注于新世界远洋探险的历史名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军人、学者、作家、诗人、朝臣、航海家、探险家华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十六世纪英格兰北美殖民以及建立英属北美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在同时代大航海记录者理查德·哈柯勒特（Richard Karluyt）[1]的协助下，雷利爵士成功说服伊丽莎白女王北美殖民对于英格兰全球局势平衡的重要性，以及英格兰在北美的成功如何能够影响对低地的支持以及与西班牙的全球抗衡。
雷利爵士的北美贸易/传教/殖民计划在1585年获得伊丽莎白女王的支持，他也在这一年被加封爵士。他的那句至理名言：“谁控制海洋，谁就控制世界贸易；谁控制世界贸易，谁就控制世界财富，最后也就控制世界本身。”[2]，为之后三个世纪“海权论”控制的世界格局奠定基础。
但雷利爵士的北美探险在我们正在讲述的故事中只是背景上的一笔，暂且不去细讲。进入1586年，英格兰面对的直接危险仍然是耶稣会、天主教联盟和西班牙；而苏格兰的玛丽女王一如既往地是这一切的中心人物。
即便在玛丽签署了《绑定书》之后，天主教耶稣会仍未放弃他们的密谋。一位名叫约翰·巴拉德（John Ballard）的耶稣会士与玛丽在巴黎的代理人（基斯公爵）合谋，在英格兰招募了一名天主教富家子安东尼·巴宾顿（Anthony Babington），巴宾顿又设法招募了六名在伊丽莎白宫中行走的天主教贵族子弟，这就是英国历史上的玛丽女王六君子（ the six gentlemen of Mary Queen of Scots），商定一待时机成熟就执行刺杀伊丽莎白解救玛丽的行动。
巴宾顿与玛丽之间的密信往来早在沃辛汉的监视之中，但为了将玛丽女王彻底一棍子打死，让伊丽莎白女王不再继续同情自己这个表侄女儿，也为了得到六君子名单，伯利勋爵塞西尔和国务卿沃辛汉都决定要让整个行动计划继续实施。
1585年12月，玛丽·斯图尔德被从塔塔伯雷城堡转移到更容易监视她与外界书信往来的查特利庄园（Chartley Manor），沃辛汉和塞西尔希望在这里拿到玛丽亲自指挥这帮天主教青年绅士的手书。几番来回后，玛丽落入圈套，给巴宾顿亲笔回信，指示他们行动。【关于巴宾顿阴谋中的整个间谍与反间谍细节，笔者在玛丽女王篇中已有详细描述[3]，此处不再赘述。】
1586年8月，巴拉德、巴宾顿和六君子全部落网，玛丽的住所被搜查，除了与西班牙方面以及密谋者们的书信往来之外，还搜出一份英格兰所有宣誓效忠玛丽的支持者名单记录。当这份记录被呈交给伊丽莎白时，女王默默读完，将名单烧了，然后说了一句拉丁语： Video teceoque （我看过了，就此保持沉默）。
而在沃辛汉收网之前的7月份，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与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在英格兰北方边境城市贝里克（Berwick-upon-Tweed）签署了《贝里克条约》，两位君主互相承诺在本国维持新教，并在任何一方被入侵时联防救援，外加詹姆士六世从英格兰接受每年4000英镑的个人收入。
《贝里克条约》实际上正式承认了詹姆士六世为伊丽莎白的继承人，而且作为亨利八世长姐的曾孙子，他实际上也是英格兰都铎王位的第一继承人。
至于玛丽女王这个威胁，已经到了不能不除的地步，关于玛丽的被捕、审判以及最终斩首的细节，笔者也已在玛丽女王篇中详细描述，请读者移步此链接[4]。
1587年2月8日，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尔德在北安普敦郡斩首，伊丽莎白女王未到场。次日上午在伦敦，伊丽莎白外出骑马，回格林威治宫的路上，听到大小教堂钟声齐鸣。女王询问仕女和随从们缘何敲钟（明知故问），被告知是伦敦市民在庆贺玛丽女王终于被处死之后，伊丽莎白女王悲叹了一声。
与女王同行的第1代蒙茅斯伯爵罗伯特·凯里（Robert Carey, 1st Earl of Monmouth，伊丽莎白姨母玛丽·波琳的孙子）事后回忆说，他从未见过自己的表姨母如此悲叹过。
对伊丽莎白而言，玛丽女王在英格兰被监禁的这19年，也是她和议会就玛丽处置问题意见纠纷的19年。伊丽莎白的这声悲叹，远远不止是为自己血亲悲惨下场的唏嘘，更多的是对最终无法凭本心事掌控事态的愤怒。
十九年来，伊丽莎白通过各种努力想留住玛丽的命，但玛丽的傲慢和冥顽不灵、天主教阵营对玛丽的利用，以及包括以塞西尔、沃辛汉和达德利这三名主要朝臣为首的枢密院与议会对铲除玛丽这个威胁的不达目的不罢休，都让伊丽莎白看到自己在理智与情感上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对君王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弱点。
在克制了自己的情绪之后，伊丽莎白给詹姆士六世去信，解释自己虽然是在朝臣们巨大的压力下才违心在玛丽的处决书上签字，但自己并没想过要立即处死玛丽，是秘书背着自己将处决书交给枢密院才导致提前处决了他的母亲，告诉詹姆士自己对此感到巨大的悲痛和良心谴责。伊丽莎白的私人秘书威廉·戴维森（William Davison，就是我们在上篇中提到的在1584年被派去低地刺探情报的那位）也的确是在塞西尔的授意下耍了点小聪明才拿到女王在处决书上的签字；但要说伊丽莎白完全没看出他们那点小聪明恐怕也没人相信。
之后伊丽莎白也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去信，解释为了英格兰和她自己的生命安全不得不杀玛丽·斯图尔德的理由。
玛丽被斩首后，伊丽莎白在各国使节面前与老臣塞西尔翻脸，拒绝塞西尔上朝两个月，还将秘书戴维斯送进伦敦塔，关了一年之后无罪释放。
只能说，在整个对玛丽·斯图尔德的处决中，英格兰朝廷从女王到宰相再到秘书，甚至到玛丽自己的亲生儿子，每个人都扮演了他们应该扮演的角色。
但伊丽莎白和整个朝野都明白，在罗马教廷和天主教联盟眼里，“异教徒国家”英格兰公然处死玛丽，无异于对天主教联盟领袖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公然挑战，加上英格兰对荷兰的出兵，以及与西班牙在新世界的摩擦，两国开战已是箭在弦上，英格兰即将面对一场生死存亡的挑战。
为了征服英格兰，菲利普二世长久以来一直暗中装备着一只史上最大的海军舰队。1587年开春后，菲利普二世在西班牙加的斯湾（Cádiz）、葡萄牙阿尔加维大区沿海以及里斯本港集结战舰进行海事演习的情报传到英格兰。伊丽莎白立即传唤航海家、多年来一直在北美对西班牙私掠的德瑞克爵士进宫，授予他海军元帅军权，带领英军舰队即刻开拔西班牙，做他最擅长的事情：先发制人，深入敌后破坏西班牙的舰队和海上装备。
德瑞克深知他的主上伊丽莎白女王犹疑不定的性格，接到命令后4月12日第一时间离开普利茅斯港，以免女王收回成命。果不其然，第二道女王诏书接踵而至，让新任海军元帅德瑞克原地待命，暂缓行动，但此时德瑞克早已出航了。
4月17日，英格兰舰队到达在西班牙加的斯湾，开始行动，骚扰袭击西班牙舰队长达两个多月，甚至将行动延申到北大西洋中心位置的亚述群岛。到6月份击沉了大约37艘集结在此的大型西班牙军舰（盖伦帆船和克拉克帆船）和将近100艘小型补给和辅助船只。英格兰史上将这场骚扰袭击行动戏称为“火燎西班牙国王的鬍须”（Singeing the King of Spain's Beard）。
图1：1587年4-6月，火燎西班牙国王鬍须
Sir Francis Drake: Singeing the King of Spain's Beard
图2：上方箭头是葡萄牙里斯本位置，下方箭头是西班牙加的斯位置，两者之间的是阿尔加维海岸 (Algarve coast)，左边位于大西洋之中的是亚述群岛(Azores)
在西班牙南方和葡萄牙沿海撒完野之后，德瑞克又北上700多海里到达西班牙北部海港拉科鲁尼亚（La Coruña），将贮存在这里的军需物资半数摧毁，因为他得到战报说这里存放了够四万人部队吃一年的面包和葡萄酒。作为这次出征的尾声，德瑞克又缴获了一艘从西印度群岛满载返航的西班牙大帆船。
图3：火燎行动海岸线，最上方是拉科鲁尼亚
正如同时代英国诗人约翰•莱利（John Lyly）那句流芳后世的千古绝句：情场战场无君子（All Is Fair in Love and War）。德瑞克的破坏行动将菲利普二世入侵英格兰的计划拖延了一整年，为伊丽莎白夺得了宝贵的备战时间。
但西班牙也不是平白无故地就成为当时欧洲最强大帝国的。有西班牙帝国巨大的资源垫底，菲利普二世很快就将德瑞克爵士造成的损失全部补上。
1588年5月，一个由130艘西班牙战舰组成的欧洲历史上最大的海军舰队，由菲利普二世亲自命名为“无敌舰队”（El Armada Invincible），在麦丁那·西多尼亚公爵（Duke of Medina Sidonia）的指挥下驶出里斯本塔霍河口（The Rio Tejo），朝英吉利海峡北上而来。与此同时，低地的西班牙驻军也在帕尔马公爵指挥下增强了兵力，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等候与北上的西班牙无敌舰队集结。
欧洲新旧两个顶尖强国之间的殊死之战终于爆发。
(待续）
[2] Whosoever commands the sea commands the trade of the world; whosoever commands the trade of the world commands the riches of the world, and consequently the world itself.
后面要写的这场英格兰与西班牙之间的大战，也是世界史上最著名影响最深远的海战之一，甚至是第一。我想仔细把前因后果尽量写全一点，不仅仅是战斗过程细节本身，更重要的是它的政治宗教背景，以及对欧洲未来的影响。所以时间会久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