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0年2月25日教皇庇护五世开除伊丽莎白教籍的《逐出令》（Regnans in Excelsis）给女王的人身安危以及英格兰国内稳定都带来极大的挑战，因这份教宗诏书不只是开除伊丽莎白教籍和宣布她不再是英格兰合法君主，它还承认玛丽·斯图尔德是英格兰君主地位，并允许英格兰天主教徒公开违抗和刺杀伊丽莎白。
教宗诏书颁布之后，英格兰立刻备战，以应付欧洲天主教力量，尤其是在荷兰驻军的西班牙，以教宗诏书为由对英格兰可能发起的入侵；海军进入全面应战状态，南方沿海地方治安官也被要求加强民兵训练和海岸线巡逻。
1570年6月，当英格兰方面注意到一只规模可观的西班牙船队集结在荷兰安特卫普海域时，着实引起不小的惊慌。后来证实这只船队是前来护送菲利普二世的第四任新娘奥地利的安娜（Anne of Austria）去西班牙完婚的。安娜是菲利普二世同祖父堂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麦克西米连二世的女儿，按辈分应该叫菲利普二世一声伯父。
有心的读者也许会问：从维也纳去马德里为何不走陆路而要绕道走海路？
答案还是宗教战争。
从奥地利陆路去西班牙必须经过法兰西，但此时法国宗教战争已经将法兰西社会秩序完全破坏，如果新教胡格诺军队发现西班牙国王的新娘途经法国，后果不堪设想。哈布斯堡因此选择先将安娜走陆路通过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地盘）送到西班牙控制的安特卫普，然后从安特卫普走海路经英吉利海峡去西班牙。
图1：图示从奥地利经神圣罗马帝国控制的陆地到达荷兰安特卫普，再从荷兰经英吉利海峡到西班牙海路
1570年，伊丽莎白女王继续努力避免像法兰西新旧教全面军事冲突一样的事件在英格兰上演，同时她也不想得罪西班牙和法兰西任何一方，尽管暗地里英格兰是欧洲大陆新教力量的最大支持者。
伊丽莎白主动提出为菲利普二世的新娘护送船队提供英吉利海峡安全通道，并建议派英格兰海军为安娜护航；而菲利普二世能让自己的新娘借道英吉利海峡，说明此时他还是信任自己这个前小姨子的，此时也没有要与英格兰开战的想法。
对法兰西方面，37岁的伊丽莎白再次玩起了联姻游戏，这次的对象是法兰西国王查理九世的弟弟昂茹公爵亨利（以后的法兰西国王亨利三世）。亨利比伊丽莎白小17岁，刚年满20， 是法兰西王太后凯瑟琳·美第奇的第四子。
伊丽莎白当然不是真的要嫁人，重新提出与法兰西联姻纯粹是因为有迹象表明法兰西方面欲将昂茹公爵与苏格兰女王玛丽联姻，所以才横插一脚试图阻止。法兰西王太后倒是很愿意儿子“嫁到”英格兰，凯瑟琳对英格兰驻法大使说：如此美丽的王国给我的一个儿子！但派往法兰西的联姻谈判团评价昂茹公爵亨利是个“像一头骡子一样顽固不化且不安分的教皇主义者”。
英格兰才经历了北方天主教贵族起义，女王又刚刚被罗马教廷开除教籍，英格兰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天主教徒做未来国君；而昂茹公爵1575年登基成为亨利三世之前就是讨伐胡格诺新教的急先锋，登基之后法兰西立刻陷入了“三亨利战争”，直到1589年被刺身亡，成为1328年开朝的瓦卢瓦王室最后一位君主。
就在李多斐阴谋进入尾声、沃辛汉和塞西尔准备收网时，伊丽莎白女王于1571年2月召集她在位期间的第三届议会。此时伊丽莎白登基13年，从1567年解散第二届议会至今已4年。
从8年前的1563年第二届议会以来，英格兰一直执行伊丽莎白的宗教和解政策，但这8年中，激进改革派不停呼吁进一步改革教会，要求摒弃主教制，全面改革到加尔文宗长老制，但他们1567年提出的教改方案被伊丽莎白否决。
经济民生政策方面，从1563年的《工匠法》和《贫困救济法》之后也无其他特别重要的法案出台。宗教方面，1567年主教会议提出的《应由教士在下一届议会与宗教会议上提出的事项大纲》也未有机会提上日程[1]。
伊丽莎白女王内心对议会议员并无特别的好感，尤其是下院，究其原因还是与他们的清教倾向道不同，女王觉得下院除了发牢骚之外从来都提不出任何有用的方法。但没有议会通过，她这个女王也无法擅自动用国库的钱。要应对欧洲大环境内的局势动荡和英格兰小环境内的天主教威胁，没钱绝对不行，而且皇家小金库也需要议会拨款；所以女王不得不再次召集议会。
故此，女王在1571年议会开议之前明确告诉下院，她不想在议会听到冗长的宗教辩论，不久前发生的北方贵族起义证明了宗教分裂在英格兰还实际存在，此时火上浇油绝非良策，女王劝告下院不要介入他们不该介入的事情。
4月2日议会开议典礼上，伊丽莎白身穿国袍，头戴王冠，威风凛凛地坐在议会大厅里，她的左侧是王国内的高阶贵族，右侧是教会的高层领导层，枢密院成员坐她前面，低阶贵族骑士和市民代表一窝蜂挤在她身后。
这是英格兰历史上第一次完全没有罗马天主教议员的议会，经过将近两个月的讨论，于5月29日针对国家安全、宗教改革和经济策略这三大块出台了诸多立法。
国家安全方面立法以此三项最为要紧：
1.《叛国法》（Treason Act 1571），规定利用教宗诏书为依据否认伊丽莎白为英格兰合法君主即构成叛国罪；2. 《逃犯法》（Fugitives Act 1571），规定流亡海外的天主教徒如果在规定期限内不回国者可剥夺其土地财产；3. 《禁止引进或执行罗马教座文书法》，全称 《禁止从罗马教廷引进和执行罗马教座诏书、文书、文件或其他迷信物品法》（An Act against the bringing in and putting in execution of bulls writings or instruments and other superstitious things from the See of Rome），规定任何人将罗马教廷的文书带进英格兰或在英格兰张贴公布即为叛国。
经济立法方面以《反高利贷法》（An Act against Usury）最为重要。该法案首次确定了商业贷款利息的合法性。之前商业贷款虽也存在，但教会的教义规定贷款收利息是一种罪孽。1571年立法不仅确定了商业贷款收利息的合法性，还将利率上限规定为10%。这项法案的出台对于急需加速增长的英格兰经济来说意义重大。
其他经济立法包括限制马匹出口，以保障战马供给；扩大耕地面积，增加造船所需木材产量；扩建多佛港；以及羊毛纺织及皮革制造产品质量控制、马匹买卖市场规范、麦芽制造和啤酒酿制质量规范以及公路维护等方面的其他法案。
该议会同时通过一项《牛津剑桥法案》（Oxford and Cambridge Act 1571），确认剑桥大学的自治权，将剑桥大学注册为“剑桥大学校长、各学院院长和学者” （Chancellor, Masters, and Scholars of Cambridge）的普通法单一法人机构，并赋予其永久继承权和公章；确认其享有与牛津大学同等的自由权、特许权和财产权。
【剑桥大学于1209年由叛出牛津的学者创建，牛津大学1096年便是教学中心，1201年获大学地位，1214年由教皇授予法人身份。】
宗教方面，1571年议会将1567年主教会议编撰的教义大纲草案正式出台为《三十九条教纲》 （Thirty-Nine Articles of Religion），就此完成英格兰国教教义与敬拜程式的制定，也标志着英国宗教改革的完成。安立甘宗新教模式就此完善并延续至今。
虽然议会中的新教激进派对未能重新修订《公祷书》表示不满，但伊丽莎白女王态度坚定，告诉他们英格兰的宗教模式选择是君主的责任。
1571年议会也决定给女王小金库拨款十万英镑，之后女王宣布本届解散。
5月份议会解散后的夏秋两季，英格兰的政治事务基本上被对参与李多斐阴谋的涉事人调查和审判主导，枢密院和议会对苏格兰玛丽女王的敌意加深，诺福克公爵下狱。
随着5月份《叛国法》和其他反天主教法案的出台，枢密院加强了对国内主要天主教门阀和教会的监控，亲罗马的神父纷纷被抓捕，未被抓到的也开始潜逃到乡下或被亲罗马的贵族或平民保护，很多教堂和大户人家的庄园房子里都添建了专门给这些天主教神父藏身的暗室，叫做神父地洞（priest holes），如今成为英国历史上的趣事和后人的旅游景点，但当时对这些天主教神父来说却是逃命必须的。
图2：神父地洞
priest holes – The Tudorials
而在沃辛汉和塞西尔加紧抓捕天主教神父和他们的支持者时，清教倾向的新教也不安分，他们继续呼吁改革教会结构，反对主教制，建议废主教、教区牧师等职位，主张神职人员平等，实行长老制，免去不讲道牧师的职位。
英国国教教会结构中，神职是和收入挂钩的，教区牧师的收入由所在教区（parish）的教众支付，所以每个教区也叫一个living，即教区俸禄，失去教区牧师职位就等于失去living。1570年代英格兰和威尔士有大约9000个这样的 living。
严惩天主教和加强海军建设等立法公布一年后，伊丽莎白于1572年5月召集了一届新议会，此时离李多斐阴谋的全面败露仅半年时间，诺福克公爵也已经下狱，但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并没有因此事件而被定罪。
下议院对此极为不满，大多数议员觉得应该将玛丽这个“外表温和内心狠毒的女人”处死，以绝天主教后患。他们觉得玛丽这块“含糖的毒药”已经不是英格兰女王的私事，而是关乎国家安危的大事；即便伊丽莎白被亲情束缚不处死玛丽，至少也应该定她一个叛国罪，然后公开立法褫夺玛丽的王位继承权。只有这样才能让天主教在扶持玛丽和恢复罗马教廷权威这两件事情上彻底死心。
教会高层也同意议会的结论，他们认为“前苏格兰女王已经犯下大卫王那些放荡不羁子孙们所犯的所有罪孽，通奸、谋杀、密谋、叛国和渎神”。但伊丽莎白女王对这些话一句也听不进去。
之后上下两院提交议案建议正式褫夺玛丽的王位继承人地位，并将支持苏格兰女王定为叛国罪，伊丽莎白拒绝立刻批准，只用法语回答了一句 “女王会考虑此事”。
1572年议会休会之前，一份《致议会告诫书》（An Admonition to the Parliament）被递交到所有议员手中。作者是两名伦敦神职人员，约翰·菲尔德（John Field）和托马斯·威考克斯（Thomas Wilcox），他们从1571年底就开始撰写这个小册子。
这二人在《告诫书》中宣称，“英格兰距离神的圣言所规定的正确改革目标还非常遥远，我们尚未触及到这一正确改革的表层”，建议英格兰教会的所有教义应该只建立在圣经基础上，认为《公祷书》“远非完美，只是一本从罗马天主教垃圾堆里挑选拼凑而成的大弥撒书”，他们主张英格兰教会不应该有大主教或主教，所有牧师地位应该平等，教会事务应该“由神职人员均权管理，让他们在会众中有各自合法和虔诚的管治范围”。
这两人被以违反1559《统一法案》罪名判监禁一年，但他们的《告诫书》是新教长老会运动的开始。这二人虽然未在1572年实现愿望，却也在宗教改革历史上写下了属于自己的一笔。
在议会下院越来越激进的同时，清教徒在剑桥也越来越活跃。
两年前，剑桥神学院的一位皇家赞助教授因在授课时推举和《告诫书》中一样的观点而被免去教授职位，之后自我流放去了日内瓦，但他在剑桥的追随者们继续他的未竟事业。一名学生在演讲中说到：我不是牧师，我也不是神父，我反对这些反基督的名号，我只是这里会众的牧者。
大学从来都是新思想的苗圃，剑桥则当之无愧是早期清教徒的发源地。在伦敦和其他地区，清教徒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广，不少贵族和官员也开始支持他们，其中就有风一吹就摇摆的女王宠臣莱斯特伯爵。1572年前后，一个类似共和组织的神职人员协会在伦敦及其周边地区形成，并第一次使用“长老会”（Presbytery）这个名词。
1572年，英格兰的年志还记载了其他怪事。
这一年的2月，赫特福德郡的马斯雷山（Marclay Hill），大约26公顷面积的山体“仿佛从沉睡中苏醒过来，连续三天发出可怕的轰鸣声，以其庞大的身躯移动，摧毁沿途的一切。篱笆、树木、牲畜、房屋以及数量不明的村民被吞噬”[2]。三天之后山体移动停止，形成一个高72英尺的新山丘，山体移动过程中摧毁了一座小教堂，留下一道30英尺（9米）深、160码（146米）宽、400码（365米）长的凹陷。
这一年，莱斯特伯爵达德利，送给女王一串珠宝手链，手链上有一个很小的计时钟，英格兰的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成为史书记载的第一个戴手表的地球人。
然而，进入1572年，欧洲宗教改革最严重也最血腥的事件发生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法兰西。
(待续）
[1] 都铎王室风云录（四）：童贞女王伊丽莎白（5） - 博客 | 文学城（1563年议会法案）
[2] William Camden (1551-1623). Neere unto the place where the Lug and Wy meet together, Eastward, a hill which they call Marclay Hill in the yere of our redemption 1571…17th February 1571. The Land that Mov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