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兴诗文
时间的河水流去，也许文字可以留下一些瞬間。一个人书写，另一个人阅读，就完成了默默的交流。或咫尺天涯，或漸行漸遠，本是緣分或命运。
(这是中学回忆的第三篇，原载2015年8月的《经济观察报》）
一
决定改学文科让我如释重负，马上把数理化教科书习题集送了人。读小说、诗歌、文学史再也不必有负疚感，而是理直气壮：反正以后上大学要学文学。从文革结束到1980年代末，是文学梦想高扬的年代，虽然经得起时光磨洗的作品未必有多少。老一代翻译家依然健在或者正当盛年，在沉寂了多年后重新闪光。
我个人的阅读经验从少年以后主要是外国小说，上高中时我就开始逛书店买新出版的翻译小说，《外国文艺》、《世界文学》、《译林》每期必读。因此我起了去读外国文学的念头，把学数理化的劲头转向英语。冬天里不到6点到学校，点起教室里的煤球炉取暖，面对着红色的火光，口中念念有词。区里为组建英语强化班统考，我英语不怎么样，但是应试能力还不错，最后一道翻译题里面的关键词“考古学的”（archeological）除了考第一名的女生其实谁都不认得，我幸运地猜上下文蒙对了，以第三名的成绩考进了宣武区英语班。
区里聘请了一位北京外语学院的女老师，大约是上海一带人，语调绵软、态度温和、穿着洋气，擅长口语启蒙。我们这一代人初中时才开始学“毛主席万岁”、《半夜鸡叫》一类英语，高中时水准还很低，大多数人虽然会用英语的“反动派”（reactionary）造句，但是一开口还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这位我如今怎么也想不起姓什么的老师，却以她的示范引导和鼓励，让我们忽然明白说英文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
国门开放之初，老外开始来到中国，但还是很少见，走在街上会像大熊猫一样被人侧目以视。与闭关锁国时代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人们不再恐惧躲避，尤其是年青人开始主动和外国人接触。我近距离认识的是一对美籍华人伉俪，先生是云南王龙云的七公子，年青时曾经是父亲的学生，夫人当时任教于哈佛燕京学社，来北京做研究由父亲接待。他们在北京饭店长住，那是当时北京城里最好的酒店，据说现在里面装修得也还是很不错，但是外表十分不起眼了。
和他们同行的是一位美国汉学家，有一个中文名字姓白，我有时去找他练英语，称呼他白先生，结果我从来不知道他的英文名字。他对这个英文说得结结巴巴、词不达意但是用中文读过《珍妮姑娘》、《永别了武器》的中国高中生大概也觉得有趣吧，会很耐心纠正我的发音和语法。可惜我的语言才能相当有限，所以长进不大，只是第一次对教养良好的美国知识分子有了感性认识。
龙先生本非汉人，虽然个子不高，但深目高鼻，相貌俊秀。他生长在民国时鼎食之家，却因龙云起义而就读人民大学，接着又因为乃父被打成右派远走美国。这些经历在他身上留下一种独特的气质，神态做派与那时北京大街上的人们截然不同，在我的记忆里，他温文尔雅、沉默寡言，面带笑容倾听，但极少表态。夫人全老师恰恰相反，热情健谈、交游广泛，来北京不久就结交了许多朋友。
在他们北京饭店的房间里，我见到形形色色的进出，不乏名流与高干子弟。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他们的两位女公子，当时一个十一二岁，一个七八岁，大约继承父亲，长得像洋娃娃，眼睛清澈如水。后来我在美国久了，看朋友的孩子慢慢成长才明白，那样的眼神是因为从小生活容易，心地单纯。全老师的交游后来似乎给自己惹了些麻烦，有许多年他们没有去中国。
十年以后我来到了芝加哥这个与德莱赛、海明威有着不解之缘的城市，大约在1992年，我去波士顿看望他们。龙先生在哈佛大学对面开一家名为“燕京饭店”的中餐馆已经很多年，当地华人与留学生无人不晓。我的朋友告诉我，龙先生对来自大陆的留学生尤其照顾。当天晚上龙先生专门设一席招待我，那是我来美国后第一次吃到正宗的北京烤鸭。在席间我告诉全老师，当年她送给我的安迪·威廉姆斯（Andy Williams）和肖邦的华尔兹，是我最早的外国音乐原声带。高二那一年我经常在唱《月亮河》（Moon River）：
Old dream maker, you heart-breaker
Wherever you're goin', I'm goin' your way
Two drifters, off to see the world
There's such a lot of world to see
最终我没有追随任何人，而是自己独自流浪去远方。
二
大学校长和老师的声望存在于学生心中。文革后声望最高的北大校长，非丁石孙莫属。丁校长1998年到芝加哥访问时，我告诉他，“您是我的祖师爷，因为您的学生是我的中学老师”，他听了哈哈大笑。我在文科班时的班主任乔老师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是丁校长的高足，本来要继续读研究生研究黎曼猜想，却因为文革加上出身不好，被分配到湖北当中学老师，到1970年代中期，好不容易才调到南新华街中学（师大附中文革里改的名字）。乔老师不仅擅长辅导数学竞赛，而且多才多艺，会写诗、好唱昆曲。附中文科班1979年高考全军覆没，秋季开学后组建文科班，重点班学生210人里只有7个人报名。在这艰难情况下，乔老师主动请缨要求当文科班班主任，好不容易组建成一个20多人的班。我被任命为班长，成为附中高二毕业班里唯一一个非团员班长。其实我和乔老师在此之前已经熟悉，高一时就去过他的家，吃过他亲手下的炸酱面。乔老师当时30多岁，整洁朴素、风度翩翩。
担任我的班主任后不久，带着我和几个同学游北海，在渐渐暗去的天色里华灯初上，乔老师诗兴大发，建议联句唱和，我们几个学生和乔老师一起联了五阕七绝。不数日，我誊写了一稿给乔老师，没有想到乔老师此后几度迁居，竟一直保存着这份诗稿，上个月来芝加哥小住时专门带来给我。36年过去信纸已经发脆，字迹连自己都觉得陌生。在2015年的夏日黄昏里，后院玫瑰盛开，70多岁的老师和年过半百的学生重温两人1979年10月6日的唱和，时间证明了诗句的预言性：“谁言世间知己少，我意他年会相逢。”
乔老师是向往自由的性情中人，做班主任也是彻底的无为而治。他会告诉学生，只要你好好学习，不捣乱影响别人，我就不管你。他来文科班上第一堂数学课就告诉我，这些你都会，你不必听课，不想在教室里呆着去别的地方也可以。我是多么幸运，在本应该累得半死的高考复习之年，先是免了外语和数学，半个学期以后，我自己写了一套历史复习笔记，请老师指点，教历史的杨老师审批过后说，历史课你以后也不必每堂听。
这样6门课里有3门我可以堂而皇之地不上，不过我不去上课也没有什么地方去，只好在学校的一间堆满旧桌椅的储藏室里看书。教音乐的刘老师好像年青时是读的教会学校，胖胖和蔼，因为音乐课与高考无关，在学校里似乎比较边缘化。她有一间小小教室，和储藏室在一个院里，从最里面一道月牙门进去，在不起眼的最深处。教室里有一架立式风琴，有时传出轻快富于节奏的琴声。大概是从演英语短剧起，刘老师辅导过我唱歌并且伴奏，她看到我在储藏室，就把音乐教室的钥匙给我，让我去那里读书。
我有时在教室里做功课，有时在风琴上定个音，然后“多米索米多”地练一会声。也许更多的时候是在读所谓的闲书：在《外国文艺》上第一次读到福克纳的作品《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永恒的爱情只能与死亡同在；傅惟慈先生翻译的小说也是在那间西晒的小屋里读的，是格雷厄姆·格林的《问题的核心》还是风靡一时的《月亮和六便士》我记不清了，译笔之流畅，一时无两。
区里后来又办了一个语文强化班，区语文教研组组长何老师好像是135中的，壮实爽朗，经常对我的作文奖励有加。不过有一次写读后感时，我刚刚读完《茨威格中短篇小说选》被《一封陌生女人的来信》（也可能是《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感动得稀里哗啦，几乎就要下笔时，忽然意识到这样做纯属找抽，赶紧改写成《象棋的故事》读后感。即使如此，何老师的神色里也流露出巨大的保留，好像他提到的外国文学还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三
1983年以前，高中只有两年，高二一年完全是为准备高考的应试教育。虽然逃了一半课，但是摸底考试、模拟考试，本校考、区里考、全市联考，大大小小的考试是逃不掉的。1980年师大附中的课程是包括自习一天7节课，每星期6天42节课。考试最多的一星期，我考了34节课。这么个考法，绝对让人先麻木无感，后百炼成钢，也让考试这件事情成为一个梦靥深入到潜意识，时不时会有被害妄想发生。有将近20年我会重复一个梦，梦见自己考试失败没有上大学，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我一直是让人羡慕的学霸一路货色。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半，我才不再有这个梦，然后那一年我真真实实地考砸了一次。
人生的年份，绝大多数是周而复始的平淡日夜，只是记忆的漏斗筛落了绝大多数考试，留下些许当时似乎并未重要，随岁月流逝日渐难忘的画面。1979年，以副院长宦乡为团长的中国社科院代表团一行10人访问美国，这是1949年以后红色中国的第一个人文社科学者代表团访美。其中钱钟书先生是在美国汉学界谣传他在文革中已经被迫害致死之后突然复出，引起轰动。
先父也是团员之一，在美国的一个月里与钱钟书先生朝夕相处，相谈甚欢，受教良多，回国后继续时不时去钱先生家拜访。我也跟着去了几次，钱先生那时刚刚搬到南沙沟不久，南沙沟的几栋楼是文革后新建的，专门分给民主人士和著名知识分子，在当时属于北京少有的高尚住宅区。
钱先生目光明亮，透露出含笑的智慧。他在聊天里都有着出处，以我当时的理解力很多是听不懂的。不过有一次我听懂了，他用古人说士大夫的功名心和打天下人的不读书。在座的听众是费孝通先生和父亲，他们自然是听懂了，然后笑了。费孝通先生当时刚刚平反不久，重新燃起了雄心与热衷；父亲在党内算是知识分子，但是在钱先生面前多少像个小学生。从南沙沟出来回家的路上，我对父亲说：今天钱先生把你和费老都挤兑了。父亲笑了笑告诉我，钱先生说的是对的，我看着他在太阳下闪光的头顶，心想老爸偶尔还是蛮可爱的。
钱先生赠送了刚刚出版的《管锥编》，那自然是没有几个人能够读懂的。当时我已读过《围城》，还是1947年的初版，喜欢的不得了，其实并不能体会书里的世情练达与沧桑，印象深的大多是关于唐晓芙的“勿忘我与勿碰我”（don't forget me and don't touch me）之结合或者曹元朗描写月亮的“圆满肥白的孕妇肚子颤巍巍贴在天上”一类。
四
《围城》里太多的外文字，又见到了虽然年近七旬却光芒四射的本尊，更加坚定我学外国文学的决心。听说东城区英语班水平更高，便在一个月黑风高夜晚，悄悄溜进位于交道口的北京第22中学第二进院子里的礼堂听课。我从最后一排望过去，忽然看见第一排坐着一个熟悉的背影，那是初中时每天走五里路，经常遇见但是没有说过话，同年级不同班的女生F。35年后，我和她的高中好友也是我的大学校友Y在雨后的星巴克咖啡露天座追忆，像歌里唱的那样：“这短暂的一生／留下几个瞬间／就在这个夜晚／悄悄来到我身边。”
那天晚上22中礼堂有百十来号人，估计有不少是像我这样溜进来听课的吧。电力不足年代，一排排日光灯往往有略微发灰的惨白。我在这样的光线下，走上前第一次和F说话，当目光相遇时，我突然不知所措，第一句话就用错了字：本来想用英文说我认识谁谁，却说成了我和谁谁很熟。她微微扬头挑眉，诧异地看了我一眼。后来她告诉我，她一开始觉得我是个骗子，因为那个女孩是她最好的朋友，但从来没有提起过我这么一号人，不过她看我说话的样子和红红的脸不像是在撒谎。当然她后来也知道，我虽有敏感的地方，但总的来说是皮厚不会不好意思的，至于脸红完全是冻的或者热的。
夜幕慢慢降临，芝加哥的7月晚上是温暖的。我和Y一起闲谈往事：我第一次见到她好像是在位于白家庄路东的F家，Y是中长跑运动员，F更是身高一米七的铅球手，而我当时是两根竹竿挑着一颗冬瓜，走在高挑结实的女孩旁边，自己心里有点发虚。冬天多云，灰色下午的建国门外大街，积雪成冰，F的军用皮靴踩在路上咔咔作响。我和她并肩而行，迎着寒冷的风，大声聊着诗与明天。那时我们多么年青，看不到诗与明天其实都不堪一击，想不到高考和之后的命运，在不同的时空把我们推向不同的地方。像同一首歌里唱的那样：“在浩瀚的人海／你将奔向何处／没有两朵浪花相遇后不分开”。
半夜我回到地下室放起音乐，找出一张抬头是“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政治部”的信笺。走过不同的国度与城市，搬过,20次家，许多书信文稿曾经付之一炬，我竟然还保留着她19岁时的诗与字迹：“天际吻着我的面庞／甜梦，唇香／透过露水或是泪珠／天野茫茫／天野茫茫／生命的小路／飘在远方”。
当寒冷变成炎热，就迎来了1980年的高考。那一年北京忽然改为先报志愿后高考，我填的第一张报名表是报外语类院校，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这样报数学不计分，晚上回到家想想有点发毛。第二天早上到学校重新填了一张表，把第一志愿改为历史系世界史专业。此后的人生轨迹，就这样一念之间轻易地改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