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几无痕——忆母亲之一

一

听说天津现在也是一个很有情调的现代大都市，从照片上看，海河竟是一片金黄色的灯光，波浪闪烁，在深蓝色的夜里。意大利风情区更是灯火辉煌，人群熙攘。听说意大利风情区主要由若干栋欧式洋房构成，大部分是民国名人故居，尤其是北洋时代，政局变乱频仍，失意官僚、下野军阀以及北方豪门很多在天津租界盖豪宅当寓公。

我大半生在国外，虽然经过很多次却没有真正到过天津，只是小时候偶尔听母亲讲起她在那里度过的少年时光：园林、大宅子、狗、钢琴，但是具体时代背景却语焉不详。事实上，母亲从未完整叙述她的祖先和早年经历，起初是故意不说，晚年是不想说。我记事时，文革刚刚开始，“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到处传诵，我记得清楚却是横批：“基本如此”。一个人的家庭出身、社会身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决定了他或她的命运。我很小就知道，外祖父是个律师，算是自由职业者，这种成分不算好也不算坏，所以父母对外时不时强调，在文革时却多少有些保护作用吧。1966年8月，北京有一阵抄家之风，出身不好之家大多被抄，不少人被驱逐回原籍。究竟有多少户被影响、多少人死去如今还不清楚，但已被命名“红八月”。我家在此之前就因为父亲的缘故被抄，但幸运的是没有因为家庭出身再被抄。也许是由于关于抄家的经历见闻吧，我十一岁读《红楼梦》就很有感觉。

我也知道，母亲在填写户口时，写的是家庭妇女，没有工作单位，归街道管。记忆里，也曾经跟着母亲去街道居委会开会。她说话不多，保持微笑。母亲很瘦，长年只穿一件洗得褪色的外衣，却自有一种气度，足够显得与众不同。居委会主任是一位胖大妈，好像姓李，对母亲十分客气，一口一个“于老师”。母亲也十分客气低调，全无锋芒，虽然目光仍然明亮犀利。进入七十年代，文革气氛最紧张的几年过去，人们私下里开始恢复交往。在和张之洞曾孙张遵骝先生走动频繁后，母亲才告诉我，她的曾祖父在张之洞任两湖总督时是湖北巡抚。不过，至少当时她并没有告诉张先生这一层渊源。此后的岁月里，母亲的家世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挤出来些，但仍然很零碎，她依旧不曾细说。她为什么不想说这件事本身，大约就是有原因的吧。在向前看的时代里，她自己不说，别人也顾不上问。我自己就走过近四十年的匆匆，而且本乏绍述祖先的愿望，直到人已黄昏，母亲远行数年后，在一个雾霾的凌晨，回到老宅，检点母亲遗物，看到一张二十年前和她在芝加哥市中心湖滨喷泉前的合影，竟然一点印象都没有。我忽然感到，关于母亲，我其实所知不多，而且随岁月流逝，她在和我自己的生命一道走向遗忘。虽然并没有打捞历史的雄心，而且

悠久的历史反复证明，我们缺乏对历史的尊重与珍惜，湮没远多于保存，我还是想留下一点记忆，追寻关于家族的只鳞片甲。

毕竟，有时那些故事的断片，比鸿篇巨制的史书更接近历史。

二

十一月中旬的北京，竟日灰雾茫茫。世界并不太平，总有令人悲伤的事情发生。巴黎在十三日星期五遭遇恐怖分子袭击，依稀仿佛十四年前的“9.11”，令人唏嘘不已。在疑似太平盛世时，人们容易忘却苦难，其实玫瑰色的回忆大多不乏自欺欺人的一面。随着时势变迁，河东转到河西，当年讳莫如深的出身，大多成为炫耀的本钱或至少是津津乐道的谈资，坊间常见民国世家子弟或权贵后人对旧日好时光的怀念。母亲也喜欢读这些怀旧文章，但自己并不多说，倒是很冷静地告诉过我，大家族里的人情冷暖，和《红楼梦》里差不多。大概是1993年，母亲在国际长途电话上说起，她在一部电视连续剧里看见天津旧宅了。那时我已经知道，母亲早年丧母，她父亲续弦后，每年暑假寄居天津外祖父家。她的外祖父齐耀珊，二十五岁中进士，民国时历任浙江、山东省长，内务、农商总长，下野后定居天津，任农商银行总裁。据说齐家有多处府邸，一是在民生路的中式院落，现已拆迁，另一处位于河北区光明道，是一栋居住面积一千四百多平米的洋房，现在是重点文物保护建筑，意风区景点之一。我在网上见过照片，即使以现在的标准也算豪宅。母亲的生母是长女，齐耀珊对留下的几个外孙女一直宠爱。母亲从童年到高中，虽然貌似是锦衣玉食，却流寓苏州、上海、北京和天津。

我曾经在1985年陪她寻访儿时苏州旧居，记忆里，那是1985年夏，我回国探亲，陪父母去了苏州。母亲是离开苏州半个世纪后第一次回来，我还是好事的年龄，便鼓动她去寻找旧居。她只记得从观前街进一条小巷，离原苏州监狱不远。抱着撞撞运气的心情，我陪着母亲慢慢散步，一边问问行人，一边由她回想儿时街景。问了几个人，都不知道原苏州监狱在哪儿。走着走着，母亲往前方一看，大门就在几十米外，外观并没有太大改变，只是挂的牌子不一样，估计早就不是监狱了。记忆在似曾相识的巷陌里复苏，过了大门，左转右拐，入一条青石板小巷里，

蓦然间，母亲的旧居出现在眼前。母亲说，门厅还是依稀可辨的，只是旧得不成样子了。走进去，里面已明显成了一个大杂院，东一间西一间加出来的简易房把头两重院子改得面目全非。

庭院深深深几许，我们走到最里面一重，出来一个相貌清秀的年青人，问我们找哪一位。母亲说明缘由后，那年青人很热情，说他家就是这里的老住户，邀我们进去喝盃茶。坐了片刻，年青人的妈妈回来了，和母亲一聊，竟是远亲。两人说起许多久已云散的旧亲戚，都不胜感慨。年青人一直微笑着坐在旁边，不时为我们续茶。临走时，说到交换地址，便让两个小辈写。我一向觉得自己的钢笔字写得尚可，虽然不合章法，但至少还精于勤，不料拿过年青人写的地址一看，那一笔字直教我惭愧不已。同辈学子中佼佼者我见识过许多，若论书法，至今几乎无人能出其右。

归路上，我还不住称叹江南真是人文荟萃，一不留神就碰上个书法家一流的人物。母亲却感慨于那些小巷，尽管过了五十多年，仔细看看其实未曾天翻地覆，不象她的一生那样屡经变故，回首已恍如隔世，觉着儿时如此陌生，实际上是记忆的凋零。我看见路边墙上有一条关于计划生育的标语，便很老成地对母亲说，其实只是换了几茬人和好些口号罢了。

三

人更愿意回忆美好时光，母亲亦然。毋须守口如瓶后，她会告诉我读教会学校的一些记忆。从贝满女中而汇文高中再被保送燕京大学，母亲一路在北京最负盛名的教会学校接受美式英语教育。这其实是她毕生引以为自豪的经历，也确确实实影响了她的一生，遍及她的观念、礼仪、审美乃至所谓思维方式、人生态度这些大的东东。九十岁时，母亲依然衣冠整齐、挺拔端正。我从小走路东倒西歪，一想事就咬手指，直到留学后探亲时仍被她批评“坐没坐样，站没站样”。我只能推诿：第一，小时候有软骨病，虽说后来证明只是由于襁褓期吃不饱营养不良缺钙；第二，我自幼辍学根本就没受过教育。最后我会告诉她，我能这样您就知足吧。

另一方面，在革命年代，母亲的家世与教育都是不仅完全被否定，而且随时可能被追究的。即使仅为了自保，也不得不学习隐藏与遗忘。几近半个世纪，她不再说英语，也极少读任何英语书报。1995年，七十五岁高龄的母亲到芝加哥看我，一开始和那些不识英语的老人似乎并无二致，对周围的英语声音没有反应。过一段时间，虽然还不能听懂完整的句子，却时常问她看到或听到的词语的意思，开始恢复尘封的记忆。让我惊讶的是，原来她曾经学过不少一点也不生活化的单词，比如尊严、判决、保守主义等等。

好像是前年，北大为静园改建的事引发不少校友的异议。当时有年青校友私下问我，静园在哪里？静园位于图书馆西，两排小院，一边三个，中间夹着长长一片草坪。我进北大时，那里是文科几个系办公室所在地。很少有人知道，静园是燕京大学时代的名字，静园一院到四院是女生宿舍。母亲上燕京大学后住二院，门口有工友把门，她会笑着回忆男生来访时恭谨有礼地向工友求见的情景。北大取而代之后，二院成了历史系办公室。我入校时，一间宿舍住七八人，又不巧在水房之滨，过道经常泥泞。去系里宽大的办公室时，我不禁想四十多年前母亲住得舒服多了。母亲住过的房间，是系里的储藏室，挂一把铁锁，从窗外看去，堆着废置不用的家什，落满尘土。我不曾在1980年从那里幻化出几个穿阴丹士林布旗袍少女的倩影，母亲年青时照片，绝大部分在文革付之一炬。我最初见到的母亲，已经两鬓飞霜，因此我从来想象不出她年青时的容颜，更想象不出她在话剧《日出》饰演陈白露的样子。

四

母亲应该是先被保送新闻系，因肺结核疗养半年后转入历史系。在香山疗养的记忆，她偶尔会眼含笑意想起。我在刚上大学青春期荷尔蒙高涨的年代，对母亲年青时发生好奇，就问：您上大学时恋爱过吗？她没有直接回答，沉思着描述疗养院的风景，也在那里疗养的一位研究生，温文尔雅，时常过来聊天，一阵晚风吹过。含蓄的故事，在八十年代听来已似古代，如今更显得不可理解。不过，若有若无的倾慕，也许在记忆里更加久长。

燕京大学的静好岁月在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戛然而止。在动荡的时代，毕竟谁也不能幸免，大历史多半是在某个时刻偶然地就嵌入了个人的轨迹。我不知道此后若干年，母亲究竟是怎样度过。应该还是经常去天津齐府吧？在那里有她的表兄妹，还有七舅。七舅是齐耀珊的小儿子，比母亲只大八岁，虽然是长辈，但是实际上像兄妹，经常带着母亲玩，是母亲为数不多的回忆时最常提到的名字。九十年代初刚刚到芝加哥的时候，想要读中文书只有去中国城的图书馆或者郊区的侨教中心去借。侨教中心的书籍都是捐献的，因为数量有限，反倒什么都看而且看得仔细。有一天看到一本《谈梅兰芳》，作者的名字是齐崧，眼睛顿时一亮。当晚就给母亲打电话，告诉她我看到七舅的名字了！从母亲那里，我听说七舅书读得好、风流倜傥、尤其爱看京剧。读到这本《谈梅兰芳》我才知道他原来是齐如山那样的京剧研究家。又过了若干年后，在网上读到国内出版了他的文集，于是齐崧在热爱京剧尤其是梅老板的小众里，成了一个遥远的传说。据我十分有限的考证，他早年在北平任银行经理，去台湾后又赴美留学密西根大学，返台后好像是邮政总局的负责人。

在国外呆久了，偶尔会感叹自己一生虽然很平常，可是比起许多老外来还是貌似经历复杂，飘泊流离。在郊区二十多年，住过几个不同所谓中产阶级小区，其实从蓝领、职员、小业主到公司高管什么职业都有。据说美国人民的收入构成是一个胖枣核，“中产阶级”是个宽泛得很的概念。另一个特点是，我的邻居大半是一辈子土生土长，许多人终生不曾离开芝加哥及其郊区。大多数美国人的一生，经历简单、岁月平淡，他们自己聊起来也多半竹筒倒豆子，十分坦率。这里没有户籍、档案，个把罪犯要藏匿还是颇为容易的：换个名字换个州换个社安号就能消失在茫茫人海中。然而绝大多数人没有这个必要。我曾经和一位研究现代中国史的美国学者聊天，他告诉我在美国如果想弄清一个人的经历相对还是可能的，而中国的事情有时让他真假莫名，一头雾水。我当然不好说我国国情老外不见得能明白，但也忽然意识到当历史似万花筒变幻时，有意无意之间，个人的某些片断会变得模糊，随岁月流逝而终不可考。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得母亲在1946年背叛自己的出身与家庭，离开北京去了解放区。虽然那时青年知识分子普遍左倾，然而每个人其实还是一个个案，有各自独特的理由。历史终究在细节里才是真实的，可惜许多真实已经湮没。如今我只知道，那一年父亲在军调处中共代表团，兼职负责鼓动输送大学生去解放区。那一年父母结婚这一史实对我非常重要，后来我因此来到了这个纷纷攘攘的世界。


发表于2015年11月23日《经济观察报》

[清漪园]

“悠久的历史反复证明，我们缺乏对历史的尊重与珍惜，湮没远多于保存，我还是想留下一点记忆，追寻关于家族的只鳞片甲。” 同感，同感。

我没出国前总是听我老爸叨叨他的中央大学的同学加入共产党后至文革后期的坎坷经历。若干年后我突然想，也许我应该像龙应台那样把他的一个个同学的经历纪录下来。可是，等我有了这个念头再回国时，我老爸已经老得没有力量回忆与讲述了，每个人都草草几句就完了，我爸那一代人的人和事永远沉没在历史尘埃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