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的扇子》—— 芥川龙之介阅读笔记 （9）

　　人血饼干 vs. 人血馒头
　　这篇我读得似懂非懂，芥川到底是想表达什么，是湖南人（中国人）不服输的血性还是中国人的愚昧？我希望是前者吧。
　　小说讲的是日本旅者“我”在大学时代旧友，留日学生长沙人 “谭永年”的陪同下，游览长沙， “我”在妓院亲眼见到谭永年逼黄六一的情妇“玉兰”咬下了沾有黄六一鲜血的饼干。
　　看完第一遍后，我想到鲁迅的人血馒头，甚至特意去查了两篇文章的成文时间，看彼此有无借鉴。显然，《药》（1919年）在《湖南的扇子》（1926）之前，但觉得芥川并无借鉴鲁迅。何出此言？二者立意不同，形式上更无相似之处。再有，当时未见得有鲁迅的作品译介到日本 。《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而《湖南的扇子》呢，按作者开篇第一段所示，重在表现中国人（革命者）身上那种不服输的劲头。倒是《药》一文，有鲁迅研究者表示，很可能借鉴了俄罗斯作家安特莱夫的《齿痛》，还有俄国的屠尔介涅夫五十首散文诗中有一首《工人和白手的人》。具体参见孙伏园之《鲁迅先生二三事•〈药〉》。这是题外话，此处不表。
　　《湖南的扇子》是芥川唯一 一篇以中国现实为题材的小说，《南京的基督》写于中国行之前。我觉得芥川在中国行（1921年3-7月）之后，文风有了变化，从前期的诗性浪漫转为关注现实，其后有许多写实的小说出现。
　　日本学者塚谷周次评论说 ：“这篇作品的正文与开篇部分缺乏紧密联系，这是开篇部分被忽略的原因 。” 芥川在《新潮评议会 （七） 》上也曾说 :“《湖南的扇子 》结尾写得不好。” 然而，《湖南的扇子》是芥川唯一一部取材于中国之旅的小说，甚至有纪实成份在里面。他还将自己在世时的最后一部小说集（第八部小说集）命名为《湖南的扇子》足见他对这篇小说的看重。
　　既然写的是中国，那么先说说芥川的中国情结。
　　芥川自幼饱读中国典籍，常做汉诗，对中国古画也远比大多数中国人更为了解。来中国之前，他心中的中国充满了诗情画意的浪漫色彩 ，都是中国古诗词、古文里的仙人鬼怪才子佳人。而1920年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战乱年年，民不聊生，到处破败凋敝、混乱无序，政治上一方面人令窒息，一方面各种思潮涌现，尤其因为二十一条，当时所到中国之处都能感受到强烈的排日气息，群情激荡。反观日本，明治维新后跻身列强，国强民富，尤其日本刚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获胜，芥川心理上是优越的，来中国后，作家的诗意中国梦烟消云散 。他在 1921年5月20日从中国致小穴隆一的信中说到：“如今中国的艺术已彻底衰败。”
　　在《中国游记》里的“杂信一束”中，他两次提到长沙，“这是一座在大街上执行死刑的城市，一座霍乱和疟疾肆虐的城市，一座能听得见流水声音的城市，一座即便入夜之后石板路上仍暑气蒸腾的城市，一座连公鸡报晓声‘阿苦塔额滑丧’都像在威胁着我的城市……”“参观长沙天心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及其附属高等小学 ，由一位年轻的教师带领。她那副铁板着的脸，可谓古今所罕见。为了排日，女生们全都不用铅笔写字…… ”
　　另，他在1921年自中国寄给泷井孝作的信中说：“此处（湖南长沙）特产为新思想和伤寒。” 小说中的长沙也一样：“长沙比想象的还要破烂……除了猪就没什么看头了。”他对长江沿岸的一般城市已有希望破灭之感。请看他用这样的词来描述轮船靠岸：“沅江丸”就像服从命运一般渐渐接近趸船。看来长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也很熟悉长沙。
　　谭永年是长沙有钱人家的少爷，留日医学生，学成回国在长沙当医生。芥川的创作笔记里记有：“戊戌之变。谭嗣同。富于诗意的。毕永年。出家为僧 。” 谭嗣同乃湖南人，是戊戌维新中惨遭杀戮的六君子之一。毕永年是谭嗣同的同乡兼同志，戊戌维新失败后赴日本，后参加广东惠州三洲田起义 ，事败出家为僧。主人公谭永年的名字即来源于这两个人。 “我”对谭的印象就是对人特别好（热情），“从来没让人讨厌过”。听说“我”只住三天，谭非常失望，“脸色顿时没了喜色。”可见两人初见面时，谭对“我”还是很欢迎的。
　　然而，深陷于幻灭 感之中的日本游客“我 ”将梦幻破灭后近乎绝望的心情化为希望观看斩首现场等满含挑衅的言辞，将谭的充满热情的风物介绍视为耳际响起的“一连串噪音 ” 。作为不服输之湖南人的一分子，谭不是没有感应，他奋起反击，对“我 ” 的讽刺挑衅心领神会 ，没两三句话后，便针锋相对地说，“斩罪在日本看不着。”那颇具夸张色彩的“大笑 ” 与看似 “漫不经心地将话题一转 ” 等行为暗示出他们之间（抑或中日两国知识人士之间）已出现裂痕。
　　既然“我”想看土匪，当在湘江上遇到玉兰一行人时，谭便激动地介绍起来：“前几天土匪黄六一被砍头了，他能手持双枪。还有个强盗蔡，有个小老婆……”此处的土匪黄六一是不是暗指黄兴，强盗蔡是不是蔡锷？小说里说，“听起来谭简直像很崇拜黄六一似的，兴奋地讲个没完。”由此，我以为谭象征着革命者、新思想。有着新思想的谭永年认为，吃了人血饼干可以免病消灾是种迷信，“这样的迷信简直是国家的耻辱……”
　　可是我不明白在妓院，谭却逼着玉兰吃人血饼干，同为湖 南人的玉兰则平静地将饼干咽下 。这可以理解为谭对“我”的挑衅的回应吗？算不算“不服输”？最后，道不同不相为谋，“我”离去时，身为东道主的谭永年并未去码头送行。
　　再来看看几位中国美人。
　　芥川来中国很想一睹中国美人的风采，毕竟在古书里有那么多各式各样的中国美女。然而他接触到的中国美人都是妓女，我猜那个时代男人们的应酬大多是在妓院里完成的？好在他只是纯粹欣赏并无色欲成份在其中。刚到长沙，尚未下船时他便见到了“有孩子气的”含芳，用扇子遮住半边脸，站在柳树下，柳树与半开的扇子都是非常有古中国文化意象之物。整个画面俨然一幅充分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树下美人图。其后在妓院里见到林大娇，“我”夸她具有网球或游泳选手一样的好身材。再见玉兰时，觉得比在外面时显得漂亮了些，她的牙齿像珐琅一样发亮。这三位都是美好的女子，然而芥川评价她们时，都为她们表示了遗憾。妓院房间里有个鸟笼，里面关着两只小松鼠。不用说，喻意明显。他说林大娇和这个房间，特别是和鸟笼里松鼠一点儿不协调。说含芳让他想起在背阴地上养的小球根。看到玉兰的牙齿，他一下子就想了松鼠。我理解为芥川对这些女子的同情。
　　从何看出她们身上的不服输劲来呢？想必也与人血饼干有关，谭逼着玉兰吃下，还让她说“我很高兴地尝我爱的——黄老爷的血……”此时，“我”感觉到含芳的手在发抖。
　　作为普通读者，我觉得此举过于残忍，近乎于愚昧。也许我没读懂。难道芥川是在说这两人的行为体现 了湖南人的不服输劲头？总之，太多疑问。“我”觉得长沙很恐怖。是中国人的革命性让他觉得恐怖还是中国人吃人血饼干的迷信愚昧让他觉得恐怖？
　　芥川自己说 :“《湖南的扇子 》结尾写得不好。”可能是首尾不相顾之故？
　　总之，这篇我似懂非懂。不过，能从这篇《湖南的扇子》里看到芥川笔下、上个世纪20年代的长沙，也是一种新奇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