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六四喊出了《杀朴方以谢国人》
1989年4月17日至1989年6月4日的48天内，北京学生集结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反贪污、反腐化、反官倒等活动。期间有人喊出了“杀朴方以谢国人”的口号！
1983年3月，在邓小平示意下，民政部长崔乃夫及卫生部长崔月犁从国库拨出2600万元人民币给邓朴方作为筹备两个所谓“慈善机构”──“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中国肢体伤残康服中心”的经费。两位部长非常“识捞”给邓朴方2600万公帑，而邓朴方又知恩图报，聘请两位恩人为康华公司“顾问”。
1984年3月15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中国肢体伤残康服中心”在北京政协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主席是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的王震（后任国家副主席），副主席是邓朴方。出席贺客有当时中共的全部顶层人物，如李鹏、余秋里、习仲勋、王震、胡子昂、彭真、荣毅仁…等共计300余人。
1984年8月28日邓朴方去香港、澳门以筹建“北京康服中心”为名筹募经费。港澳不少“爱国人士”慷慨解囊。其中一位，他不捐钱而捐了一批洋香烟，并指定那批香烟要在中国大陆出售。那位“慈善家”用洋烟借邓朴方的拳头成功地攻破了中国禁止洋烟进口的堡垒！
在“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北京康服中心”的“慈善机构”名义下，捐款滚滚而来！钱多了，怎么办？善长人翁多了，怎样应付？邓朴方很聪明，先开设一间“康华公司”来为残疾人士筹款谋福利。
【八九六四學運反官倒,最先指向鄧小平家族的鄧樸方. 這等於挖了鄧家的祖墳, 正因為如此,鄧小平決心鎮壓學生運動, 不惜血洗北京城. 鄧小平終於打贏了他一生最後一次戰爭 , 也成功地將自己 釘著歷史的恥辱柱上 .鄧樸方就是八九六四.慘案的罪魁禍首.】
【邓小平上台, 邓朴方的残联成立以后, 邓朴方有一个行之有效的筹款方法, 那就是他的一帮打手, 随从抬起他的座轿子 到中国的所有大省的省会, 大的自治区所在地, 大的直辖市和大都市, 找那些省长,市长, 书记们要钱, 捐款, 开价就是100 万, 如果不给, 他的 8台大轿子 就停在这些办公部门的大门口静坐, 那些省部级的大官都个个胆战心惊心, 着急团团转, 不敢不给. 想给又拿不出钱. 邓大公子朴方非常有耐性, 可以在烈日炎炎下静静的的等待, 最终, 这些大官们乖乖的向银行借钱捐给他, 他才大摇大摆的离去. 当然, 这些捐款最终都摊到了当地的人民头上. 我们湖北省当年的捐款,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面 ,进贡给了邓朴方 .】
当时的《人民日报》己是走资派邓小平特色党的喉舌，1987年7月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公开了几家邓朴方直接掌控的官倒机构，表明了国内有人对走资派邓小平纵子官倒的不满！但在走资派邓小平恶霸式独裁统治下，谁反对谁下台。
因此，在邓朴方慈善筹款名义下中国禁止进口的货物，邓朴方康华有办法进口。中国限制出口的货物，邓朴方康华有办法出口。什么特色政府的规章、国法，康华则嗤之以鼻！
港澳及国内的有钱慈善家的捐款有多少？捐款怎样发落？这都是走资派邓小平特色政府的“国家机密”，祇有天知、地知、邓朴方知！
邓朴方打着“慈善机构”招牌，由1985年起开设了一连串敛财机构——1.康华公司；2.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3.康华南方公司；4.康华矿业运输公司；5.康华金属开发公司；6.康华实业公司等六间“兄弟公司”。由这六间兄弟公司生出58间“子级公司”，再由这58间子级公司又生出113间“孙级公司”。坐在轮椅上的邓朴方拥有这177间官倒机构，一共雇用了13000多军政人员去为他敛财活动，计有国务院副部长级的官员有4人；厅、局级的官员有61人。另有一批打明旗号的文武官员20余人。总之爷生父、父生子、子生孙。坐在轮椅上的邓朴方“财”华横溢、运筹帷幄。
由1985至1989的五年内，邓朴方的官倒罪行是罄竹难书的。国家禁止进口的物资邓朴方有办法进口；国家不许出口的物资邓朴方有办法出口。下面随便举出几个实例予以阐明：
官倒实例之一：曾有一段时间中国限制水坭出口，但邓朴方有办法把国产水坭运出香港，再由上海运进日本水坭。邓朴方利用水坭一进一出捞取巨额利润！别人不许做的但邓朴方有办法做，这就是官倒。
官倒实例之二：1985年邓朴方得到官方批文，从日本松下公司以废物价钱进口一批停产的不准进口的淘汰录像机 “NC370”，以废料价钱买进，以垄断价钱卖给老百姓，用这不法手段来欺骗老百姓。邓朴方这项欺骗行为党纪国法所不容的。因为他有个已经成为党内大佬的好爸爸的掩护，除了在天安门反官倒的学生之外，没有任何人敢指责他一句。
官倒实例之三：中国为了支持某国“友党”的活动，多年来以像征式的价钱将上等生丝卖给一位“日商”，日商经过 “艺术加工”后在日本出售从而挣取厚利，作为活动经费。邓朴方运用特权，从1985年起把那些生丝低价买到手，然后以高价卖给另外一个日商获取厚利。邓朴方破坏了党对某国友党的“蒙面协助”，同时又打乱了“友党”的正常活动！
官倒实例之四：1986年康华公司伙同香港招商局从韩国进口一批数千吨没有进口証的冷轧薄板，然后串谋薄熈永﹝薄一波子﹞高价卖给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再由中国汽车工业公司以更高价卖给长春汽车制造厂。康华公司走私进口货物是“国家机密”人们无权知道。康华所贃得的利润多少？利润何处流向？人们亦无权调查。但给韩国的仲介商的回佣是50多万美元。经过层层官倒，得益的是康华公司、薄熈永、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最后蚀亏的是国营长春汽车制造厂。
89年的学运中有学生提出“杀朴方以谢国人”是出自爱国公义。学生的爱国公义被邓小平视为“反革命活动”。为了邓朴方的私利，邓小平公然命令解放军向学生展开大屠杀，酿成“六四惨案”！
因为学生们反官倒直接损害到邓氏家属的财富快速增长，因此邓小平揑造理由，下令解放军屠杀学生！屠城前后邓氏家属拥有多少财产？有些人昧著良知去奉承邓小平，替邓小平屠杀学生的罪行涂脂沫粉：“镇压学生动乱是“促成中国经济繁荣”的因素”、“镇压学生动乱是“为了防止文革翻版””！
“六四”前邓朴方已拥有的官倒机构
1987年7月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公开资料如下：
(1) 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 〔邓朴方主理〕
(2) 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邓朴方主理〕
(3) 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 〔邓朴方主理〕
(4) 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 〔邓朴方主理〕
(5) 光大实业公司 〔邓朴方主席〕
“六四”屠城时邓小平家属拥有在香港的财库
(1) 首长四方﹝北京首钢在香港上市﹞
(2) 中国置业控股公司﹝在大陆投资基金﹞
(3) 第一上海国际公司﹝証券经纪商﹞
(4) Onfen控股公司﹝握有大陆汽车车工业和不动产投资﹞
(5) 银建国际实业公司﹝投资控股业务﹞
(6) 新海康航业投资公司﹝由宝兴投资掌控的运输和地产﹞
注：1992年市值合计22亿港元。
“六四”前后“先富起来”的邓小平家属
邓朴方 光大实业公司副主席 邓小平长子
邓质方 四方集团总裁﹝上海地产﹞副主席 邓小平次子
邓林 东方美术交流会会长 邓小平长女
邓楠 东创集团领导人 邓小平女
邓榕 深圳华业地产主席 邓小平女
吴建常 香港金辉集团主席、东方有色金属
集团主席、银建国际集团主席 邓林夫，邓小平女婿
张宏 科学院科技开发局局长 邓楠夫，邓小平女婿
贺平少将 中国保利集团董事长、总经理、
新海康副主席、新鸿基工业副主席 邓榕夫，邓小平女婿
邓先群 总政部工程部长 邓小平妹
栗前明中将 解放军二炮副司令 邓小平妹夫
“康华系”军政猛将如云
姓 名/官 职/人 脉 关 系
崔乃夫 国务院民政部部长 拨款2600万给邓朴方的康华公司，
康华公司聘请两崔为“顾问”。
崔月犁 国务院卫生部部长
贺鹏飞 少将 贺龙﹝元帅﹞之子
陈丹淮 副军长 陈毅﹝元帅﹞之子
粟戎生 大校 粟裕﹝大将﹞之子
杨继平 军长 杨勇﹝上将﹞之子
杨绍京 副军长 杨尚昆﹝国家主席﹞之子
王苏民 中央警卫局副局长 王诤﹝解放军总参谋长﹞之子
任远之 师长 任弼时﹝前中央书记处书记﹞之子
何 泉 副军长 何长工﹝政协副主席﹞之子
秦 天 副军长 秦基伟﹝国防部长﹞之子
秦 滔 北京卫戍区副司令 秦基伟﹝国防部长﹞之子
许延滨 装甲部队军长 许光达﹝大将﹞之子
陈之健 军长 陈赓﹝大将﹞之子
刘太行 装甲兵部队副部长 刘伯承﹝元帅﹞之子
罗东进 师长 罗荣垣﹝元帅﹞之子
伍绍祖 国家体委主任 伍云甫﹝中央军委秘书长﹞之子
林用三 内蒙自治区副主席 林伯渠﹝政治局常委﹞之子
曾庆红 中央办公室副主任 曾山﹝内务部长﹞之子
廖 晖 国务院侨办主任 廖承志﹝人大委员长﹞之子
陈 元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陈云﹝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之子
俞正声 青岛市长 俞国威﹝即黄敬，前天津市长﹞之子
刘 源 河南省副省长 刘少奇﹝国家主席﹞之子
习近平 福州市委书记 习仲勋﹝人大副委员长﹞之子
邓英淘 经济学专家 邓力群﹝中宣部长﹞之子
薄熙成 北京旅游局长 薄一波﹝中央顾问委员长﹞之子
唐若昕 秦皇岛副市长 祖宗身份未明
唐 克 石油工业部 部长 祖宗身份未明
韩伯平 北京市常务副部长 祖宗身份未明
高扬文 煤炭工业部部长 祖宗身份未明
郭建模 教育部文艺报主任 祖宗身份未明
林用三 内蒙古政府副主席 前全国人大林伯渠之子
除上述列出的人物之外，还有部长级的四人，厅局级六十一人。
这群猛将为邓朴方敛了多少钱？邓朴方又怎样回敬他们？
1989年的学运中有学生提出“杀朴方以谢国人”是出自爱国公义。学生的爱国公义被走资派邓小平视为“反革命活动”。为了邓朴方的私利，邓小平公然命令解放军向学生展开大屠杀，酿成“六四惨案”！当然后来的学生运动被《反共势力》操纵后就变了性质。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搞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中，让谁最先富？谁又最先富了？从邓朴方的“康华公司”，到邓质方在香港的红筹“买壳”，再到“女婿系”的保利军贸、有色矿业，以及吴小晖与安邦的高歌猛进与坠落。权与财如何交织？规则何以失守又被收拢？一部横跨数十年的邓小平家族财富编年史，从康华，安邦，保利，首长四方。可说是古今中外首屈一指的《让邓家最先富》的改革开放史。再加上跟随在走资派邓小平后面的一大群大小走资派右派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妖魔鬼怪加上反共华人等等一大群既得利益者。毛泽东不粉身碎骨又有谁能代替？
再看看走资派自称的“红色”家族，特别是走资派特色党的权贵子弟，即所谓的“太子党”，利用家族权势和裙带关系致富并不只是胡温政权的新现象。从中国走资派第一代领导人邓小平家族开始，走资派们的“太子党”就一直在不断聚敛财富，直到现在，走资派的“红色“家族已经成为现代中国新富家族中的主体。
1978年，走资派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一开始，首先抹黑《文革》为自己《翻案》的同时，就公开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整个80年代，以走资派邓家子女为首的特色党的高干子弟纷纷下海经商。当时特色党的所谓太子党们的主要赚钱手段是利用政府的价格“双轨制”，倒买倒卖国内的紧俏物质的批文，如汽车指标、钢材指标之类。
邓家子女经商以邓的长子邓朴方为首，邓朴方在文革期间自己不小心摔伤后，走资派邓小平就伪造受《文革迫害》而遭遇的悲惨谎言，造谣说是因为《文革》而造成高位瘫痪，走资派邓小平让这个残废长子长期以来一直担任中国残联主席。1984年9月，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投资600万元，中央特色走资派政府计委拨付 500万美元外汇额度，邓朴方建立康华公司，自任董事长，主要经营进出口贸易。
1987年6月，邓朴方成立“大康华”，直属国务院，特批享受免税待遇。注册资金2亿元，实投1.2亿元。当时据称，国家禁止进口的物资，邓朴方有办法进口；国家不许出口的物资邓朴方有办法出口。
所有走资派第一代的子女都卷入商界， 陈云家族、叶家，所有的第一代走资派家族的子女都有庞大的商业利益，使得他们都相当的富裕。所以是纯粹的腐败和裙带关系在这里很难分清。
很多人可能已经忘记，1989年中国天安门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不是民主诉求，而是“反腐败”和“反官倒”。邓朴方是主要目标之一。邓朴方的康华公司还被称作中国大陆最大的“官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是为了1989民运下台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儿子也是当年“反腐败”的目标之一。赵紫阳的儿子被指责倒卖彩电和汽车。
“六四”之后，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时期，更是开启了走资派高干子弟进驻垄断领域的大门。因为搞市场经济和搞私有化了，而政府掌握了大量的资源，很方便利用机会搞腐败，搞腐败不能官员一个人，总的与商结合，走资派官员中就普遍出现了‘一家两制’的现象。家里有人当官，有人经商。如果全是当官的赚钱也不容易，如果全是经商也没有门路。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财富宝藏主要集中在房地产、矿产能源、金融以及需要政府颁发特许经营权的垄断领域，现在这些领域都被“红色“家族垄断。
最典型的有江泽民家族的电信行业，李鹏家族的电力行业以及邓小平家族对地产、有色金属、甚至军火行业的垄断。
邓小平家族：地产、有色金属和军火
邓质方，邓小平次子：成立四方地产公司，在上海、北京、天津、大连、广州、深圳和珠海圈地，时称“地产大王”。
吴建常：邓家大女婿，成立东方鑫源等公司，垄断有色金属资源
贺平：邓小平的小女婿，成立保利集团，成为军火巨商。
江泽民家族：电信
江绵恒：网通公司董事长，业务涵盖电信、半导体、工程建设等领域。
江志成：江绵恒之子，曾任职高盛，后成立博裕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私募基金规模达10亿美元。
李鹏家族：电力系统
李小鹏，李鹏长子，曾任华能国际集团董事长兼中国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
李小琳，李鹏女儿，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前总经理。
朱琳，李鹏夫人，据称曾任华能国际董事长
朱镕基之子朱云来1998年进入中国最大的投资银行之一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过去十年都是该公司的总裁。朱云来后来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亚洲最有影响力的二十五位商界领袖之一。
在第三代领导中， 前中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儿子曾伟的财富因为在澳大利亚悉尼购买了一幢价值3，200万美元的城堡而被曝光。这幢房屋据称当时是澳洲房产交易史上第三昂贵的豪宅。但是，大家所不知道的是曾伟曾是中国石油界的巨亨，他的经济活动涉及到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淮涉足影视业。
第四代领导人温家宝推到了风口浪尖。温家宝的母亲、妻子、子女、亲戚已经变成了巨富，在其任职期间累积了超过27亿美元财富。他们的投资涉及银行、珠宝企业、度假地、电讯公司，并拥有世界最大金融企业之一的“平安保险”的控股权。
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是亚洲最大卫星运营公司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却是不可否定的事实。
第四代领导集体中九大常委的孩子都活跃在商界。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曾执掌垄断中国机场、口岸和地铁安全扫描仪的国有公司。胡锦涛的女婿茅道临曾任中国最大的门户网之一的新浪网的首席执行官，财富2003年预计达到3500万美元到6000万美元之间。
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女婿冯绍东现出任中广核产业投资基金总裁，掌管资产逾百亿元人民币。2006年，时任美林证券中国投资银行业务主席的冯绍东帮助美林获得了高达200亿美元的中国工商银行公开上市交易，这也是世界上第二大的IPO交易。吴邦国的妻子和兄弟也活跃在商界。
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的儿子李慧镝，则是中国移动的副总裁。李长春的女儿李彤，现任中银国际执行总裁，并掌管一家私募基金。（明镜新闻网：李長春的女兒在私募基金業牛氣衝天）
政协主席贾庆林一直是腐败指控的对象， 其子贾建国和女婿据称因担心与其商业有关的调查，已经移居国外。
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以及其子周斌控制着中国石油的庞大财富。周永康在石油行业任职38年，曾担任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总经理。
有望成为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的中宣部部长长刘云山儿子刘乐飞是中信产业基金董事长兼行政总裁。
事实上， 中国官方媒体《半月谈》在2010年9月也公开承认，“红色家族”成为新富豪的主体，并直指这“其实也是一种不公平”。
“所有政治局常委的孩子都进入商界，获得了巨大的财富。 因为你知道只要你与他们成了一伙，你就得到了终极的安全和保障。 当然，你得分出一半财富，但是，你获得了文件，没有其他人可以这么勇敢，吞下这么多的财富。 他们说的是数十亿美元的财富。”
虽然从第二代的胡耀邦时代到现在，中共中央以及国务院都有禁止干部子女和配偶经商的文件，但是都形同虚设。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一次会议上这样表示：“对于那些贪污腐败分子，不管发生在哪个领域，涉及到什么人，不管他职务多高，都要依法严肃惩处。”
“高层领导人家族成员的腐败绝对是无法控制了， 没有人有能力控制他们自己的子女，更不用说别人的子女了，这是造成现在中国社会不稳定的力量之一”。
以改革的名义把本来属于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变成了走资派少数官员自己的私产。
延安整风运动的缘起、经过和历史意义是什么？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有必要集中开展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总结和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统一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遵义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对这种错误还没来得及进行思想认识上的彻底清理，因而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初，中国共产党内有人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指示，照搬外国共产党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经验，对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认识不够。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在传达共产国际指示时就明确提出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说明教条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此外，中国共产党在内部的党风上的宗派主义、文风上的党八股等不良作风，在中国共产党内一些高级干部身上仍然存在。
在全民族抗战爆发之时，全国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约4万人，偌大一个华北地区，尽管中国共产党组织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发展，但也只有5000余名中国共产党党员。随着大片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八路军、新四军影响的日益扩大，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力量和党员数量严重落后于形势的发展。
1938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强调“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中国共产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随后，各级中国共产党组织大力开展党员发展工作。到1939年，全国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发展到50万人。到1940年7月，更是发展到80万人。这些中国共产党的新党员革命积极性很高，但他们大多出身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有些人身上还存在某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容易受到中国共产党内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影响。如何整顿中国共产党的作风，把中国共产党锻造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抗战的大环境中保持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离不开在中国共产党内进行教育。1940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内的“各级组织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的领导与提倡其他干部的学习。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并保持其持久性与经常性”。3月2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规定凡环境许可的地方，可依类编成学习小组并每月开会讨论一次，指示还决定每年5月5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总结每年的经验并进行奖励。
中共中央的这些措施初步建立和健全了中国共产党内的干部理论学习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这两年的学习运动也有缺点，主要是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等等。因此，有必要对这种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来一个彻底的改造。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9—10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九月会议），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开始学习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以求从政治路线上分清是非，达到基本一致的认识，为中国共产党进行全党的普遍整风做了准备。
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由此，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展开。中国共产党全党普遍整风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作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整风运动最主要的任务。要克服主观主义，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其中，调查研究是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的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中国共产党内的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也是整风运动的重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整风的方法是认真阅读整风文件，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历史以及自己所在地区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弄清犯错误的环境、性质和原因，逐步取得思想认识上的一致，提出努力的方向。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中，特别强调自我批评。毛泽东强调，对于人的处理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中国共产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在整风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中央于1942年5月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指引下，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奔向抗战前线，深入农村、部队、工厂，接触群众，体验生活，创作了《白毛女》《兄妹开荒》《逼上梁山》《王贵与李香香》等一大批反映现实生活的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其中《白毛女》是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集体创作的中国第一部新歌剧，通过真实而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揭示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一鲜明的时代主题。
从1943年9月起，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进行到深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阶段。为了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
在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总结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阐述了“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使全中国共产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内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至此，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整风运动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收到巨大成效。它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使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深入人心。在整风运动中，围绕怎样以从实际出发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怎样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及怎样对待党的历史中一些重大问题展开了大讨论。通过这些讨论巩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党内外的阵地，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通过整风运动，实现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主角。谁能？谁无能？只要是人都能辨别。没有争议。拿“争议“来说事的，不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儿子，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孙子。还有就是走资派的儿子，又或是走资派的孙子。
A，《抗日战争》，当时日本侵略军侵占了华北、华中等地，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淞沪会战失败，徐州失守，武汉危急，国内战局一度走向混沌迷离。深受侵略之苦的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民族觉醒在当时达到了全新的高度。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几百万国军去哪儿了？
而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内的“亡国论”，“速胜论”甚嚣尘上。在当时国际国内大形势下，战争进程会如何发展？中国能否取得最后的胜利，怎样才能取得胜利？一时众说纷纭，大致有以下3种看法：
一是消极悲观的“亡国论”，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主张妥协投降。例如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内的大佬汪精伪投降日本，另立伪中华民国政府是事实。蒋介石从南京败退到重庆，这又是铁证。如有些《反共华人》例举了国军死了多少的将士，能说明战胜日本军队了吗？几百万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内的国军，在被日本侵略军侵占了华北、华中等地，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淞沪会战失败，徐州失守，武汉危急，国内战局一度走向混沌迷离。蒋总司令和各地方的军阀司令们都在哪儿？抓壮丁凑合的国军都干什么？不排除中间的有良知的中国将士真心想抗日的，但上头不下命令怎能去抗日？即使遇上了也打了败仗，死了这么多人。将军张学良黄虎诚只是劝说蒋介石参加抗日，结果如何？
二是盲目乐观的“速胜论”，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外国援助上，认为可以依赖外援迅速结束战争，日本马上会败。
三是部分人认为会是一场持久战，但在为何是持久战，如何开展持久战等问题上仍停留在模糊认识阶段。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认为在当时统一思想认识势在必行。针对上述3种看法，如果没有正确的认识，对坚持长期抗战是不利的。
为此，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思考，并对抗战进行了系统总结，于1938年5月30日，在《解放》周刊第40期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此后，他用8天9夜撰写了《论持久战》演讲稿，有力批驳了关于抗日战争的错误论调，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战略总方针。
《论持久战》写了21个问题，可分成两个部分。前9个问题为第一部分，重点论述为何要打持久战，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并对战争阶段、战争形态等问题进行了阐释；后12个问题为第二部分，分析怎样打持久战，着重阐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总体上看，其理论观点如下：
抗日战争是持久的但必然胜利。毛泽东从战略高度，系统论述了中日双方存在着相互矛盾的4个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基于对这些特点的分析，毛泽东认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他说，“只有战略的持久战才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途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毛泽东认为，“亡国论”错在其思想的片面性和主观性，只提军事强弱对比这一点，而忽略其他矛盾；并把这一片面矛盾扩大成全体矛盾，犯了主观主义错误。日方军力虽强，但劣势明显，如其侵华战争本质是退步野蛮的，物力人力不足，失道寡助，经不起长期战争；中国军力虽弱，但战略优势有很多，如抗日战争本质是进步和正义的，以及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加上国际多助，能够支持长期战争。只要军民团结、广泛动员，敌强我弱的趋势就将逆转，胜利必在中国。对于“速胜论”，毛泽东也批评地指出，没有一定的条件，速胜只存在于头脑之中，客观上是不存在的，只是幻想和假道理。
抗日战争须经过三个阶段。通过对敌我力量变化和战争形势之分析，毛泽东合理推演了战争发展过程：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这个过程是中国从处于劣势到保持平衡再到占据优势的过程，也是日本由占据优势到渐趋平衡再到转向劣势的过程。由此可见，日军虽强，但不可持久，只要我们坚持抗战，运用正确的军事和政治策略，不犯原则性错误，我们就会越打越强，敌人就会越打越弱，我们就一定能战胜敌人。此后战事的发展，也证实了毛泽东的判断。
持久战要讲究方式方法。毛泽东不只在战略上指出了持久战的方针政策，还从战役战术方面进行了具体阐述。一是进行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二是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三是灵活用好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四是打好消耗战、歼灭战。五是抓住敌方的错误和漏洞进行攻击。六是不进行没有把握的决战。
强调人民军队的重要性。毛泽东论述了只有实行人民战争，才能赢得胜利的思想，特别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认为人民军队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力量。他还指出，“唯武器论”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军队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中成为自己的军队，就会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就会弥补武器的不足等缺陷，构建出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B，《解放战争》中 蒋介石扬言“能速战速决”。结果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速战速胜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形式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热烈欢庆下山来摘抗战胜利的果实了。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大部分败退在中国的西南、西北，抗日胜利了蒋介石要将其国军运往内战前线完成内战部署需要时间。这时的蒋介石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又于8月下旬向延安接连发出三次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是。
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这是一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使许多人进一步认清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
但蒋介石却玩弄着“假和平、真内战”的政治伎俩。在《双十协定》公开发表的第二天，他就发布了一条“剿共”密令，要求对共产党“速予剿除”。
解放战争时，国民党为何最终失败？是没军事人才吗？该说出真相了
1946年，国民党单方面撕毁和平协议，悍然发动内战，调集重兵围攻解放区，三年解放战争也由此开始。
经过三年鏖战，国民党军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相继失败，总损兵百万以上，而渡江战役的胜利，便彻底宣告了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覆灭。
那么，有着飞机、坦克、重炮、军舰等先进武器装备，背后还有美国财力支持的国民党军队，为何最终败给了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难道说国府没有可堪大用的军事人才吗？
其实，从本质上来说，南京国府就是一个依附在国内地主和国外列强上的军政府。既然是军政府，军事人才自然是不缺的，而且还都是些骁勇善战的将军。
就拿蒋介石的高级智囊杨永泰来说，他虽然是一介文官，但是行事方法却丝毫不逊色武官，甚至连很多国民党武官都比不上他。
他的战略眼光极具恐怖，兵事策略非常狠毒。北伐时期，他就帮助蒋氏完成北伐，整合各方军阀，吞并地方势力，扩大政权领土。
后来，他给蒋介石献计策，用经济手段瓦解了冯玉祥的军队；用军事手段对抗李宗仁、白崇禧；用政治手段将阎锡山收服；再用外交手段促成东北易帜，收服了张学良。
同时，红军在苏区和长征时期，遭遇的长期经济危机和军事围剿，也多是出自杨永泰的手笔。
杨永泰清楚地认识到，之所以前四次军事围剿失败，就是因为蒋氏对红军有错误的认知，并不清楚为何红军能够得到老百姓的支持。
其实，红军和其他军队不同的地方，便在于红军经历过三湾改编，军民上下一心，同仇敌忾，作战时往往会拥有极大的战斗力！说得直接点就是：全民皆兵，兵民一家，人民战争。蒋介石国民党就做不到。所以，不管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能打胜付吗？蒋介石国民党的孙子们别忽悠误导后人了。
后来，蒋介石的军师杨永泰为了应对红军，便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方针。当时，他命令加强对于地方民众的日常管理，澄清吏治（也就是喊喊口号而已，大地主的利益根本不敢动）。
其实，杨永泰这么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要离间百姓和红军的关系。他认为没有百姓支持的红军，后续发展势必遭遇严重危机，比如在兵源、粮食、药品等方面都会出现问题。
正是杨永泰的经济和军事围剿政策实施，导致中央苏区根据地发展十分艰难，以至于红军，最终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惨败。
其实，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除开李德等人的错误军事指挥，还有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经济。
当时，中央苏区根据地太穷了，经济处于崩溃边缘，而蒋介石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外部经济和军事围剿太厉害，导致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只能被迫转移。
不过，因为杨永泰谋略太深，导致他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改革时，触碰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最终难逃被暗杀的命运。
其实，国民党国军，之所以在解放战争中失败，并不是因为军事人才少，反而是因为军事人才太多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习惯用军事手段，以此来解决政治问题，像蒋氏既没有政治眼光，也没有能力用政治手段来解决问题。
就以1945年，国共两党的《双十协定》来说。
当时，毛泽东真的是带着诚意去和谈的，连教员都亲自飞往重庆，可以说是孤身犯险境，可想而知中国共产党对于和谈的重视，但是蒋介石国民党却在军队和解放区政权问题上摇摆不定。
同时，《双十协定》不过是蒋氏打着“和平建国”的幌子，用来给国民党国军进攻解放区争取时间罢了，后来国民党国军进攻中原解放区后，蒋介石的国民党的军事“毛病”又出来了。
当时，在和谈一边进行的时候，另一边的国民党军队，在美军飞机、轮船的运输下，从南方大规模地向东北地区集结，准备抢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取得的胜利果实。
当然，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和日军打了几十次的正面会战，在打败仗之后的同时，也确实培养了一些国军的军事人才，各级的校官也是储备充足，不过，在解放战争中都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队骨干了，就说黄埔军校培养的将军们，有多少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将军。就是有少数的以至于国民党军残部去了东南亚几个小国之后，还能横扫一片这些小国的正规军。事后成了金三角的毒司令。有的回了台湾，有的客死金三角。
不过，蒋介石国民党国军的军事人才质量，完全赶不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骨干。这里说的质量，不是指个人的文化教育水平，而是抬在艰苦环境下应对恶劣战争中的作战战术上的主动和灵活性。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便在华北战场的日占区活跃，有着丰富的对日实际斗争经验，培养了许多具备优秀战斗素养的军官，而这一点就让国民党军无法跟上脚步。
其实，国民党军队的最大问题，就是抗日战争中的整体战略思想缺失，也就造成国民党军事人才的能力，也会受限于整体战略思想的拖累。
就好比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便正式宣布对日宣战，国民党军高层便觉得战争肯定是赢定了，所以就进入消极的防御状态，不仅没怎么作战，而且还时常和共军制造麻烦。
1944年腾冲战役爆发，在得到美军的装备支援后，远征军第20集团军以美空中力量的掩护，对腾冲展开反击作战，这也是国民党军精锐反攻城市的第一战。
但是，腾冲战役历时127天，蒋介石国民党的国军在兵力、火力、后勤等都占据优势的情况下，以消灭日军6000余人的情况下，居然还付出了损失官兵18000人以上的代价。这就是这些将军和拉来的壮丁死了这么多的原因。还有打了败仗时死更多。
其实，从腾冲战役就暴露了蒋介石国民党军官在战术作战时的急于求成，导致军队的雇佣士兵作战主动性和组织能力弱的现实局面，这也是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系统的一个通病。死多少人不代表打胜仗了。
还有，就是蒋介石国民党军内部派系林立，军官们作战不会是一条心的，军官们作战都是为了自保和自己的升官发财，这也就很难有军事才能突出的将领出现。
比如杜聿明，在国民党军里算是智勇双全，但是作战经常被蒋氏越级指挥基层，最终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手下败将。
在三年的解放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国民党的那些高级军事将领们，基本上都成为了北京最有名的监牢“功德林”里的好友，其中就有忌恨黄维一辈子的杨伯涛！
在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下的资本家用“996”这个词替代了劳动法中工人每日工作八小时工作制，开始时大家对“996”这个词还没有现在这么深的憎恶。毕竟，大厂员工薪资颇高，加点班也正常。但不知从何时起，“996”从大厂像毒藤一样蔓延开来，向各行各业疯狂生长(或者它本就存在，只是起初人们的不以为意)，额外的加班渐渐成了打工人农民工为资本家正式加班的义务。
资本家本来闷声发着大财，但是随着欲望的膨胀他们显然并不满足于发财。人民富豪太过嚣张，一句“996是福报”，一石激起千层浪。随之而来的是举国劳动者的口诛笔伐，各路媒体也纷纷跟进。当时，还没有谁愿意公开站在违法的资本家一边。
资本家?也不知从什么时候用这个词来看待他们，但是，当用这个词看待他们的时候，世界更清晰了。当前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作为资产阶级的商品，劳动者只得任其挑选。只有当有资本愿意买“你”时，你才是有“价值”的。从这点来说，劳工连奴隶都不如。奴隶属于某一个具体的老爷，是这个老爷的财产，老爷爱护奴隶，就像老爷爱护他们的牛马一样。劳工不是某一个资本家的奴隶，他是所有资本家的奴隶。因此，单个资本家不会像爱护自己的财产一样爱护劳工。相反，他们会最大限度压榨劳工，而当劳工被榨干之后，一弃了之。资本家们就以切香肠的方式，一步步的逼近着，力求把花在劳工身上的钱压到最低，榨取最后一滴劳工的血汗。而合法的“八小时工作制”似乎越来越成了大逆不道。
这种“大逆不道”的八小时工作制，在历史上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工业革命之后，垄断了生产资料的资本家肆无忌惮地压迫劳工，那时的劳工往往要工作14至16个小时之久，更有甚者要工作18个小时。《资本论》中曾引述过很多工厂调查员的报告，这些报告显示，超强的压迫使得英国工人的肉体都已经发生退化。工人争取工作时间的斗争，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
8小时工作制的口号，与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联系在一起。1817年，欧文提出了一个口号，“8小时劳动，8小时休闲，8小时休息”，这是八小时工作制最初的来源(或者之一)。欧文曾联合一些具有同情心的厂主在自己工厂试行八小时工作制，这种试行伴随着欧文被整个资产阶级的抵制而完结。
毫无疑问，工人的权力必须自己去争取，善良的资本家，当他们背叛自己阶级的时候，他们的阶级也会抛弃他们。
1848年后，欧洲资本主义快速发展，而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也随之成长起来，他们不断地在工厂与资本搏斗，这种搏斗，正如《共产党宣言》在1848年就预言的一样，带来了越来越大的联合，而第一国际就是这种联合的成果。
1866年，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上，由马克思执笔的《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作为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报告提交大会讨论。《指示》九项内容中有六项作为大会决议通过，其中之一是要求法律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并把这一要求作为全世界工人阶级共同行动的纲领。
众所周知，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还和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搏斗，而1871年巴黎公社之后，马克思主义成了整个欧洲大陆工人运动主流的指导思想。
欧罗巴的无产阶级集合在马克思的旗帜下，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斗争。而这种运动的星火，甚至也引燃了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利坚。
彼时的美国无产阶级，具有极强的斗争性。他们经常在恶劣的条件下奋起反抗，资本家的子弹也不时从罢工的工人耳旁呼啸而过。
1886年的5月1日，第一场为8小时工作制的罢工在美国的芝加哥爆发并蔓延至全国。劳工们停下手中的活计，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资本家随即策动大量警察进行镇压，并与其发生冲突。多名劳工被当场击毙，工会领导者们被逮捕并处以绞刑。但是，绞架并没有让劳工们发抖，死亡也没有让他们恐惧。光荣，注定会落在这样的无产阶级身上!
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大会通过了一些重要决议，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并规定五月一日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战斗的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
在此，向伟大的美国无产阶级致敬!
又几十年过去了，斗争的中心几经转移，旧中国的劳动者在新思想的武装下，开始了新的斗争。1922年5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通过了影响深远的“八小时工作制案”、“罢工援助案”等决议。中国共产党先烈们，活跃于厂矿、码头、铁路、工厂，深入群众，领导斗争。北伐时期，我党领导工人阶级继续进行了缩短工时的斗争，取得了重大成绩。1924年11月，我党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明确指出：“本党将向国民政府及国民会议提出目前最低限度的要求”，其中即包括“八小时工作制”在内。412之后，国民党背叛革命，我党先烈们，在极端残酷的斗争条件下，在白区带领工人继续斗争，“八小时工作制”也是斗争的重要要求之一。
1949年，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新中国和她的人民政府成立，那可真是日月换新天。记得一部纪录片中一位经历了旧社会血汗工厂的女工同志是这样回忆的，“五月份上海就解放了。解放以后呢，听说解放军来了，解放了，就干八小时工作了。我们想想真高兴……我们从心里高兴，真干八小时。我们有些福利吧，生孩子还有产假”。1952年后，国家开始正式在工矿企业实行八小时工作制。那时的工人，真是“开开心心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
在哪一个国家，为“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不是充满艰辛，不是裹满了鲜血和汗水。在哪一个国家，八小时工作制本身不是用前人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去换回来的。
而就在当下，那个拼多多员工在连续工作30个小时后，倒在了零下20℃的冬夜街头。拼多多的官方知乎账号是这么说的：“你们看看底层的人民，哪一个不是用命换钱，我一直不以为是资本的问题，而是这个社会的问题，这是一个用命拼的时代，你可以选择安逸的日子，但你就要选择安逸带来的后果，人是可以控制自己的努力的，我们都可以。”这是人话吗?在此后拼多多官方迅速删除这段文字，并指责这是谣言，但惨遭知乎官方打脸。这是要有多昧着良心，要有多大的胆量才敢说出这样的言论。
随后没多久，一连串的其他事件的爆料引爆了更多的舆情。资本家的乏走狗们出来了。鲁迅先生说得好，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这些资本家的乏走狗们宣称，只要你不愿加班，你要八小时工作制，那么你就是连马克思也看不起你的“流氓无产者”，是反革命。这些言论，何其悖逆!何其嚣张!
新中国建立后，为了使“八小时工作制”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我们国家在工业生产上对一些职业和岗位采取了“四班三运转”制度这样的创举。即是什么呢?相同岗位分成四个小组，一组人上早班八个小时，一组人上中班八个小时，一组人上夜班八个小时，一组人休息。这样的轮替既保证了生产的连续性，又充分的保证了劳工的休息。
显然，这样的工时制度不适合当前的资本。资本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工人过上美好的生活，而是为了让资本增值。“996”和“007”才能最大地让资本增值。只有把在劳工身上的花费降到最低的极限，只有把劳工的工作时间压迫到最大的限度，才符合资本的利益。
对资本而言，他们需要劳动者执行，不需要劳动者思考，他们需要劳动者时刻被饥饿的恐惧支配，他们不需要劳动者过上美好的生活。一句话，他们需要劳动者只够勉强维持他的劳动力再生产。只有这样，单个资本家才能获得最大的利润，才能在对其他资本家的竞争中获得优势。要是花一份钱就可以迫使一个人劳动16小时，为什么还要再雇一个人让两个人都只工作8小时呢。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通过资本家来展现它的意志，将劳工奴役在它的所有制之下。让人成为工具，连鬼都不如的工具。资本的代言人们常指责，你们共产主义者就是要大锅饭，就是要搞平均，就是懒汉，一旦实行共产主义这个社会将会停止运作。但是共产主义的特征是什么?《宣言》里是这么说得，“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即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者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仅仅只是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朋友们，难道雇佣劳动、无产者的劳动，会给无产者创造出财产来吗?没有的事。这种劳动所创造的是资本，即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只有在不断产生出新的雇佣劳动来重新加以剥削的条件下才能增殖的财产。你的“996”、“007”只不过是帮你的老板赚取更多的设备和工厂，使他得以继续去剥削他人以维持自身奢靡的生活罢了。
如今的资本，日复一日的用奶头乐洗清我们的大脑，用威逼利诱消磨我们的意志。那么朋友们，也请拾起你们的书本，重新让我们用理论武装自己的大脑。哪怕灾殃接着灾殃，也不能叫我们颓唐，让我们来结成朋友，我们永远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