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土豪分田地是出自耕者有其田

打土豪分田地是出自耕者有其田






《耕者有其田》出自近代中国是：孙中山国民党的《耕者有其田》。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孙中山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会后，孙中山又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孙中山晩年把它作为实现《平均地权》的口号。

然而，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溘然辞世。

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背后有帝国主义撑腰的蒋介石、汪精卫夺取国民党政府政权，蒋介石国民党北伐至上海时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国民党中左派人士及同情支持共产党的人士实行大屠杀，同时搞“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民党中二号人物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反共会议”，蒋介石国民党和汪精卫国民党叫嚣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千人，不可放过一个”，大批先进革命分子和共产党员被捕遇难，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孙中山国民党的《耕者有其田》作为不利于大地主阶级的政策随之被取缔。

解放战争失败后，蒋介石国民党残部携大量黄金、珠宝、古董、美元等硬通货逃往台湾。因为工业化需要，凭借这些资金的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在台湾以较为温和的手段实行了《耕者有其田》政策。

台湾的《耕者有其田》是战后台湾土地改革最剧烈的变革。战后土地改革无疑是台湾近代经济史上最重要的变革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台湾农村中的土地，多半仍集中于少数地主之手，地权分配不均。政府乃于民国38年(1949)开始实施农地改革，过程大致分为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及《耕者有其田》。这些阶段试图从减轻佃农负担、保障佃农权益的“三七五减租“开始，逐步降低地主地租收益，减低地主投资买地的意愿，奠定《耕者有其田》的基础。此后，再实行公地放领政策，终止政府与承租农民的租户关系，将土地所有权置于农民之手。

中央关切各地方政府的实施情形，下令检视诸如有无佃农非法转移土地、或承领耕地却不自耕等情形，力求贯彻政策。历经多年努力，政府终令台湾八成以上的农民成为自耕农，获得土地的农民也因此提高生产意愿，使得生产力大增，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部分地主则把政府的补偿，用于投资工业生产。伴随农民收入增加和购买力提升，促进工业产品的国内市场发展，奠定工商业经济成长的基础。

《耕者有其田》，是中华民国政府在1950年代时在台湾实施三七五减租之后所推动的一项对农业进行土地再改革的政策，当时的广告文宣称其为《耕者有其田》。

在民生主义的提示要点中，解决土地问题的政策目标是减低田租，保障有实际耕种的农民（或称自耕农）的收入，切实扶植自耕农，使农民有自己的田地。

根据《耕者有其田」》政策，台湾政府实行土地征收和重新分配的措施。大规模的农地从地主手中征收，并分配给农民耕种。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缩小土地所有权的不平均，让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从而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条件。该政策还包括了农地所有权的确认和登记，确保农民合法拥有他们耕作的土地。

《耕者有其田》政策在当时的台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解决了土地分配不均的问题，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准。同时，这项政策也为台湾的土地改革和农村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后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47年3月20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从字第一〇〇五〇号训令」规定，佃农应缴之耕地地租，依正产物1000分之375计算，是为「三七五减租」，但当时各级政府推行不力[来源请求]。

在国共内战后逃亡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1953年台湾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地区实施的一系列土地改革政策。政策的目的是限制富人资本、解决土地不公和农民贫穷的问题，并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透过政策的调整，扶植台酒、台盐、台糖、台苯、台火等台湾省营企业。

台湾中华民国政府于1949年实施三七五减租。 1949年4月14日台湾省政府发布行政命令“台湾省私有耕地租用办法”，更陆续订定“台湾省私有耕地租用办法施行细则”、“台湾省办理私有耕地租约登记注意事项”、“台湾省推行三七五减租租督导委员会组织规程”及“台湾省各县市行政总行政总防修组织五分制”。后来为确保推行三七五减租已获得之初步成果。

1951年实施公地放领，同年6月7日制定公布「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作为法律依据。于1953年实行耕者有其田。

同时1951年至1976年间分九期实施先办理公地放领，连同1948年试办部份，共放领138,957公顷，承领农户286,287户。政府收得放领公地地价稻谷367,366,416公斤、甘薯1,254,768,525公斤，全数由台湾土地银行经收后拨作扶植自耕农基金。

1952年11月，行政院会议在陈诚院长指示下通过「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草案」。1953年1月26日，台湾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以总统令公布「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 「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规定，地主可保留水田三甲或旱田六甲，其馀由政府用征收补偿方法交佃农承租耕种。地主免征耕地，政府强制征收地主超额之出租耕地，附带征收地主供佃农使用收益的房舍、晒场、池沼、果树、竹木等定着物的基地，放领给现耕农民。于1953年12月顺利完成，计征收放领耕地139,249公顷，创设自耕农户194,823户。放领的地价是耕地正产物（稻谷、甘薯）全年收成总量2倍半，分十年均等摊还。征收方面，补偿地主70%为政府发行的实体土地债券，分十年均等偿付，并加给年息4%；30%为公营事业股票（一次给付台湾水泥、台湾纸业、台湾工矿、台湾农林的股票）。实体土地债券分稻谷与甘薯二类，稻谷债券以稻谷偿付，甘薯债券依据当年甘薯时价以现金偿付。

附带说一下：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为什么不搞《耕者有其田》？而到了台湾又搞起了《耕者有其田》？曾经和台湾的一位地主探讨过这个问题，台湾的这位地主说，在大陆时，逃亡到台湾来的军官们都是地主资本家的，而在台湾搞《耕者有其田》是专门针对台湾本地的。所以就可以搞《耕者有其田》了。

但最后也废止了。1991年5月17日郝柏村内阁函请立法院审议废止《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第2届立法院于1993年7月9日通过，于7月30日明令废止。

而在中国大陆，在解放区时，红军在时有《耕者有其田》。红军离开了，胡汉山又回来了，田又收回去了，还将分到田的穷人们杀个片甲不留。解放军又来了，再又分田了。直到新中国成立。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８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这部法律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过去领导土地改革的历史经验，适应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形势，成为指导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基本法律依据。

政协会议讨论《土地改革法》时，各界人士纷纷表态拥护这部法律。曾参加过同盟会的无党派人士叶恭绰感慨地说：“中山先生所主张的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都没有办到……今天得毛主席来办到，实在是可以告慰中山先生在天之灵的。孙先生说的未成功，现在可由毛主席替他成功了。”《土地改革法》的内容经过各种形式的宣传，做到了家喻户晓。

新中国成立之前，各解放区就分期分批组织了土地改革。这次为了加强对土地改革的领导，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央土地改革委员会，从中央和地方抽调大批干部组织了土改工作队。从１９５０年冬季开始，一场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有领导、有步骤、分阶段地展开了。

江西革命老区的农民分得土地后，向毛泽东主席写信报告土改的结果，他们说：“我们有了这命根子，一定要勤劳耕种，努力把生产搞好，争取我们的生活迅速改善。今天我们全乡群众热烈地集合在松江山上，庆祝土地还家。会场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我们尽情地高呼，尽情地歌唱，尽情地欢笑。”

《耕者有其田》土地革命：是中国大陆农民翻身做主人的密码。《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家国天下，耕者有其田，才是我们几千年来的文化和制度！

《耕者有其田》是在土地私有制制度下﹐使无地少地农民获得一定数量土地的一种主张。《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1949年9月29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三条：“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第二十七条：“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实现耕者有其田。”

1954年9月20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条：“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

毛泽东指出，如果能解决土地问题，就获得战胜敌人的最基本条件
“耕者有其田”的实现，却是由毛泽东来完成的。

井冈山首颁《土地法》千年地制一朝破 耕者有其田铸民心。1928年5月，井冈山根据地开展了土地革命，12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

1931年2月，毛泽东在《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信》中，明确地提出了农民土地所有权问题。要求各级政府发一布告：“说明过去分好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了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的田，这田归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 ，“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这个意见在各根据地得到贯彻。

1933年6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部发表布告，宣布土地归农民私有。

1947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村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确认人民对所分得土地的所有权，规定凡人民分配得到的土地归各人所有，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如身老孤寡、家无劳力等）可以出租的权利。

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指示》，土改开始了。

1946年，中共决定将减租减息政策改为实现“耕者有其田”政策的文件是《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

“耕者有其田”是消灭土地剥削，但实行的方法不同于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政策，是实际上的土地私有制。

但是，“耕者有其田”不是封建的土地私有制 ，而是革命的土地私有制。它彻底消灭了中国两千多年以来的封建的、剥削性的土地制度，把大量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为新中国成立后的迅速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也赢得了农民阶级的支持，大大提高了农民阶级的革命积极性，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基本任务。在解放战争期间和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最终使这一任务得以完成。”

“农民是小私有者，由于农业生产自然性的特点和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农民要求稳定的土地占有和基本生产资料私有。‘耕者有其田’是千百年来农民最高的经济要求和梦想，也是鼓舞农民投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动力。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理所当然地要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

《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并不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创举，在中国之前与之后，不少其他亚洲国家都有进行过类似的土地改革。尤其是在台湾的土地改革之前就有中国大陆解放区、日本与南韩，之后有越南、印度还有其他国家。不但时间上接近，日本跟南韩的土地改革方式也跟台湾的耕者有其田类似，都是政府做为中介人，将地主的土地强制征收然后转移给佃农。

战后美国的土地改革专家雷正祺认为，土地改革是美国对付共产主义扩张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二次大战之后，中国被中国共产党执政，美国各界认为共产主义在苏联与中国获得成功，很大的原因是他们土地重分配的主张得到了广大农村的支持。

为了反制共产主义扩张，美国雷正祺这些反共人士就想到在亚洲各国推动土地改革，以降低当时在亚洲各地盛行的共产主义的吸引力，达到稳定农村的目的。换句话说，除了军事部署之外，土地改革也是美国对抗共产主义的武器，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洲际飞弹。

他们的主张得到当时托管日本的盟军统帅麦克阿瑟的支持，在日本先行推动了改革，将当时高度集中在地主手里的土地分给佃农。

当然，跟共产党搞的集体化不同，“美国式的土地改革“虽然将大量的土地重新分配，却没有改变私有产权制度。

不过，在战后亚洲各国推动土地改革的成效上，应该只有日、韩、台三个国家得到比较成功的结果，其他如中国走资派执政后的中国大陆、越南、印度、菲律宾的改革则成效不彰。

土地改革难以成功，主要是因为政府和地主通常是利益共同体，政府想要争取地主的支持都来不及了，怎么会去革地主的命呢？土地改革得以在日本跟韩国成功推行，是因为战后这两个国家都被美国托管 ，所以即使日韩政府百般不愿意，美国也得以贯彻改革。

台湾则是因为战后接收的国民党政府不但跟台湾的地主没有利益关系，反而认为地主阶层是政权的潜在威胁。因此，台湾虽然没有被美国托管，但基本上跟美国的利益方向一致。雷正祺当时就是台湾「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之一，对耕者有其田政策的推动有重大影响力。

美国的目的达到了吗？所以，美国政府是否透过土地改革使得当地政府得到农民的支持，赢得了政权稳定，最后达到了围堵共产主义的目标？

从战后日、韩、台三个国家政权长期的稳定状态来看，也许土地改革真的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效果。不过战后各国百废待举，同时有千百种政策开始推动。想要估计土地改革单独的效果（边际效果），就必须控制住其他政策的影响。无疑，这对经济学家来讲是一个高难度的挑战。

[yongbing1993]

毛泽东：《我们有两个大教员》







学生对老师，是不是要感谢？唯有小人伪君子不懂得感恩。毛泽东还感谢过蒋介石。有时间作一博文。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说：“我们有两个大教员：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委员长。 这两个大教员不要薪水给我们上课。 没有这两个大教员，就教育不了中国人民，教育不了我们党。至于我们党里面有一些小教员，字也认得不多，也讲不出好多道理，他们去讲人家就不听。后来请了一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 一个是日本法西斯，一个是委员长，这两个教员帮我们一教，就教好了。”

对于中国共产党一开始蒋介石国民党就制造谣言，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多数人不相信，一部分人表示怀疑。后来事实证明曾几何时，真相大白，共产党被老百姓认为最有纪律，最有道德，具有最适合人民愿望的路线和政策。而蒋介石国民党则是一个最坏的党。

反共分子是少数人, 反共分子是损伤不了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根毫毛的, 反共糞子还可以激发中国共产党全党和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 近期美国的反共分子强迫"中共"与中国人民分开说、

在美国国内抓"共产党员"之行动时, 就连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又走资派特色党也知道, 要扶贫要自力更生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为人民服务战胜外来侵略。这不是近期 反共分子的逼迫吗? 中国共产党内的左派起不了那么大的作用。中国特色政府的左转要感谢今天世界上年轻的一代的 反共分子。

当年的蒋介石一反共，他就倒霉了，一九四六年全力大进攻，只有三年半，蒋介石国民党就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打垮了。这件事是被历史事实证实的是人人明白的。现在的外国人反华反共以及《反共的华人》，不过空口骂中国共产党几句，并没有动手打。假如他们要动手打的话，也一定逃不脱蒋介石、东条英机和抗美援朝的结局。

反共分子总是借以断章取义、混淆视听的口实, 拼命造谣，污蔑毛主席如何对日本人感恩戴德，借以丑化伟人之说。

1956年，毛泽东对来访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

1960年，毛泽东在会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说：“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方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

1956年毛泽东曾发表谈话：“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好好先生，就是蒋介石，他把我们赶到农村去，这个时期很长，十年内战，跟他打了十年，那就非得研究一下农村不可。”

毛泽东：“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全体党员，他用机枪上课。”

1964年毛泽东在会见法国议员代表团时说：“感谢美国人给我们送来了一批重炮，当运输大队长的是蒋介石”。

由此可见，被毛主席感谢的敌人很多，只不过，这种感谢是种嘲讽和幽默，同时还透露出伟人所特有的霸气和自信。反共糞子是听不懂的。

日本侵略中国所产生的客观结果，那就是它起到了反面教员的作用，把中国人从麻木的各顾各的自私、萎靡的精神状态中打得清醒过来，结束了一盘散沙的不团结状态！

毛主席的这种语言表达方式是有着特殊的语境和涵义的，反共糞子别有用心的人往往加以阉割和歪曲来达到虚无中国抗战历史和丑化人民领袖的不可告人的险恶目的。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中，不仅敌对方的反面教育不可忽视，即便是同一阵营中错误路线的反面教育作用也是不容怱视的。

毛主席甚至把反面教员的作用看做是人们探求和认识真理的必要条件之一。

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中，毛主席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多次被党内的右倾和左倾路线所否定，他也因此备受非议、排斥和打击，“靠边站”不说，最严重的一次还被误传“开除了党籍”。

直至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惨痛失败，中央苏区沦陷，红军被迫长征、血染湘江，红一方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锐减到三万余人，同时丢掉了党在白区的全部阵地，多数共产党人才认识到了真正掌握了革命真理，找到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是属于“少数派”的毛泽东，这才有了后来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的遵义会议的召开。

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使毛泽东主席认识到“看来让人们认识真理，光有正面的经验是不够的，还要有反面的教训才行！”这也许就是毛主席后来多次“感谢”那些提供给中国革命反面教训的日本、蒋介石、美国等反面教员的历史缘由吧。反共糞子是听不懂不明白或断章取义为反而反的。有了这些反共糞子的不断坚持反共使中国共产党不断地成长壮大。

在1963年9月3日毛泽东说：“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苏联把专家撤走，撕毁了合同，这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没办法，就靠自己，靠自己两只手。……苏联撤走专家，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我们的工业建设搞出了许多自己的经验。离开了先生，学生就自己学。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

没有苏联中国就不能活吗? 同样没有美国中国就不活了吗?

中国人民靠着自己的两只手，1964年10月16日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17日，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要不是赫鲁晓夫的弃义，中国要独立自主地搞出这么大动静，也不太现实，那就要看人脸色，受人制约，中国的独立自主就打了折扣，或者要延迟到不知何年何月了。赫鲁晓夫教育了中国人民，靠别人是靠不住的，应不应该给他发一个大勋章呢?

毛主席说的还是没有错，应该发一个。任何的成功都是需要教员的，它可以传道、授业、解惑，但只是有这样的教员还是不够，还不足以成功，凡成大事者，还需要另一种教员，那就是“反面教员”。毛主席就非常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赫鲁晓夫只是一例，被毛主席表扬过的反面教员多了去了。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说：“我们有两个大教员：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委员长。 这两个大教员不要薪水给我们上课。 没有这两个大教员，就教育不了中国人民，教育不了我们党。至于我们党里面有一些小教员，字也认得不多，也讲不出好多道理，他们去讲人家就不听。后来请了一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 一个是日本法西斯，一个是委员长，这两个教员帮我们一教，就教好了。”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人民又迎来了另一个反面教员，美国人。毛主席说: “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

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里，对美国这个反面教员感谢了一番：“那些认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不拿薪水上义务课的好教员，他是如此诲人不倦地毫无隐讳地说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国之所以没有大量出兵进攻中国，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有顾虑。第一顾虑中国人民反对它，它怕陷在泥潭里拔不出去。第二顾虑美国人民反对它，因此不敢下动员令。第三顾虑苏联和欧洲的人民以及各国的人民反对它，它将冒天下之大不韪。”。“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

美国这个教员给中国人上的课，效果是显而易见的，长效性也有目其睹，如果没有这堂课，在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怎能“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打败美帝“野心狼”呢?又怎能在后来的反霸斗争中，构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宏大战略呢?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特别注重历史经验的总结，“反面教员说”便是历史经验的特别重要的一面。1956年4月29日，毛主席说：“失败的教训同样值得研究，它可以使人少走弯路。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 ，曾给我国的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是他的错误对我们有帮助，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从这一点上讲，我本人就是他的学生。我们的教员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教员，蒋介石是我们的教员，犯错误的同志也是我们的教员。没有他们，我们就学不会办事。”

1956年7月14日，毛主席说：“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多次‘左’倾和右倾的路线错误。其中最严重的是陈独秀的右倾和王明的‘左’倾。此外，还有张国焘、高岗等人的右倾错误。犯错误也有好处，可以教育人民，教育党。我们有很多反面教员，如日本、美国、蒋介石、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向这些反面教员学习，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历史上，英国同我们打过很多仗。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沙俄、荷兰，都很喜欢我们这块地方。他们都是我们的反面教员，我们是他们的学生。”

毛主席谈到关于学习苏联的问题，要学好的，不要学坏的，但他同时也指出坏事的作用，他说：“坏事也算一种经验，也有很大的作用。我们就有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这些人，他们是我们的教员。此外，我们还有别的教员。在国内来说，最好的教员是蒋介石。我们说不服的人，蒋介石一教，就说得服了。蒋介石用什么办法来教呢?他是用机关枪、大炮、飞机来教。

还有帝国主义这个教员，它教育了我们六亿人民。一百多年来，几个帝国主义强国压迫我们，教育了我们。所以，坏事有个教育作用，有个借鉴作用。”“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四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王明现在在莫斯科养病，我们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用钱都买不到的。他教育了全党不能走他的路线。这是我们第一次吃斯大林的亏。

第二次是抗日战争的时候。王明是可以直接见斯大林的，他能讲俄文，很会捧斯大林。斯大林派他回国来。过去他搞‘左’倾，这次则搞右倾。在和国民党合作中，他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一切都服从国民党。他提出了六大纲领 ，推翻我们党中央的十大纲领，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认为有了蒋介石，天下就太平了。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蒋介石也‘帮助’我们纠正了错误。王明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则是‘一个耳光，赶出大门’。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他们当时的主要错误，就是教条主义，硬搬外国的经验。"

1957年7月9日，毛主席说：“右派是很好的反面教员。我们中国历来如此，有正面的教员，有反面的教员。人需要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第一个大好的反面教员。从前还有清政府，有袁世凯，有北洋军阀，后头有蒋介石，都是我们很好的反面教员。没有他们，中国人民教育不过来，单是共产党来当正面教员还不够。现在也是一样。我们有许多话他们不听。”看到没有，这就是毛主席的厉害之处，他恐怕是古往今来最谦逊的人了，世间万物皆可为师，敌人可以为师，错误可以为师，黑暗可以为师，他所见的教员，正面的数不胜数，反面的比比皆是，试问天下，谁可匹敌?尤其是他的“反面教员说”，是他尤为看重的法宝，那是他的辩证法，那是他的马克思主义，他用来汲取经验，他用来增长才干，他用来树立信心，他用来出奇制胜，他用来教育人民。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上胜利，马列主义的指导固然重要，反面教员的作用也不低估。

[yongbing1993]

日本投降后各路神仙都在做什么








《日本投降》的最后的压力来自于苏联的百万红军和美国的两颗原子弹。美国的两颗原子弹是日本自杀式飞机轰炸美国军港引来的。苏联的百万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后，日军是抵当不住的。而中国人民己抗日了八年，消耗了日本不少的人物和财。最后《日本投降》了。

《日本投降后》苏联，美国，中国三个国家来摘胜利果实了。

日本投降后各路神仙都在做什么？一路神仙苏联，拿下了北朝鲜和外蒙加上中国的东北地区及大连的港口。另一路神仙美国，拿下了整个日本和南朝鲜，很快驻军控制。特别指出的还有731部队的资料和人才，为美国在日后生化武器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再一路神仙就是蒋介石国民党，蒋介石从日军入侵一路西逃，躲在峨眉山上。尤如八国联军入侵时清政府西逃一样。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从峨眉山上又下山了，摘抗日胜利果实，很快占领中国各个城市，集结军队准备消灭共匪。同时忙于接受日本投降后日军占领的房产财富和留下来的武器。忙得不易乐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向全世界告示：日本无条件投降。

而只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摘到胜利果实。毛泽东在做什么呢？在前二天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首先说：《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于中国人民。是那个时代的二万万中国人民。

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间，在一九四○年、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三年，它发动过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每一次都准备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内战，仅仅由于共产党的正确政策和全国人民的反对，才没有实现。

毛泽东又说《时局和方针》：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

公开的全面的内战会不会爆发？这决定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因素。国内的因素主要是我们的力量和觉悟程度。会不会因为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我们的奋斗，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使全面内战拖延时间爆发呢？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蒋介石要放手发动内战也有许多困难。第一，解放区有一万万人民、一百万军队、二百多万民兵。第二，国民党统治地区的觉悟的人民是反对内战的，这对蒋介石是一种牵制。第三，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人不赞成内战。目前的形势和一九二七年的时候是大不相同了。特别是我党目前的情况和一九二七年时候的情况大不相同。那时候的党是幼年的党，没有清醒的头脑，没有武装斗争的经验，没有针锋相对的方针。现在党的觉悟程度已经大大地提高了。

除了我们的觉悟，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问题以外，还有一个人民群众的觉悟问题。当着人民还不觉悟的时候，把革命果实送给人家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事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今天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也已经是大大地提高了。我党在人民中的威信从来没有过现在这样高。但是，在人民中间，主要是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中间，还有相当多的人相信蒋介石，存在着对于国民党和美国的幻想，蒋介石也在努力散布这种幻想。中国人民中有这样一部分人还不觉悟，就是说明我们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还做得很不够。人民的觉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对于中国人民脑子中的落后的东西，我们要去扫除，就像用扫帚打扫房子一样。从来没有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我们要在人民群众中间，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对于自己的力量具备信心。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陕甘宁边区南面有条介子河。介子河南是洛川，河北是富县。河南河北两个世界。河南是国民党的，因为我们没有去，人民没有组织起来，龌龊的东西多得很。我们有些同志就是相信政治影响，以为靠着影响就可以解决问题。那是迷信。一九三六年，我们住在保安⒀。离保安四五十里的地方有个地主豪绅的土围子。那时候党中央的所在地就在保安，政治影响可谓大矣，可是那个土围子里的反革命就是死不投降。我们在南面扫、北面扫，都不行，后来把扫帚搞到里面去扫，他才说：“啊哟！我不干了。”⒁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这样。钟不敲是不响的。桌子不搬是不走的。苏联红军不进入东北，日本就不投降。我们的军队不去打，敌伪就不缴枪。扫帚到了，政治影响才能充分发生效力。我们的扫帚就是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手里拿着扫帚就要研究扫的办法，不要躺在床上，以为会来一阵什么大风，把灰尘统统刮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绝不作空想。中国有句古话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⒂黎明者，天刚亮也。古人告诉我们，在天刚亮的时候，就要起来打扫。这是告诉了我们一项任务。只有这样想，这样做，才有益处，也才有工作做。中国的地面很大，要靠我们一寸一寸地去扫。

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蒋介石同我们相反，他完全是依靠美国帝国主义的帮助，把美国帝国主义作为靠山。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这一贯是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美国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但是，美国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这里包括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曾经有个美国人向我说：“你们要听一听赫尔利的话，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⒃我说：“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做，我们不做。要做，就得放开手放开脚，自由自在地做，这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他说：“不做不好。”我问：“为什么不好？”他说：“第一，美国人会骂你们；第二，美国人要给蒋介石撑腰。”我说：“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现在我们有的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同志们，这个美国人的话是吓人的。帝国主义者就会吓人的那一套，殖民地有许多人也就是怕吓。他们以为所有殖民地的人都怕吓，但是不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些人是不怕那一套的。我们过去对于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作了公开的批评和揭露，这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揭穿它。

苏联出兵了，红军来援助中国人民驱逐侵略者，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这件事情所发生的影响，是不可估计的。美国和蒋介石的宣传机关，想拿两颗原子弹把红军的政治影响扫掉。但是扫不掉，没有那样容易。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假如原子弹能够解决战争，为什么还要请苏联出兵？为什么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还不投降，而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呢？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是很错误的。这些同志看问题，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英国有个勋爵，叫蒙巴顿。他说，认为原子弹能解决战争是最大的错误⒄。我们这些同志比蒙巴顿还落后。这些同志把原子弹看得神乎其神，是受了什么影响呢？是资产阶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中来的，是从资产阶级的报纸、通讯社来的。有两种世界观、方法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经常拿在手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却经常丢在脑后。我们队伍中的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风，个人主义思想，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影响。对于我们队伍中的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像打扫灰尘一样，常常扫除。

苏联的参战，决定了日本的投降，中国的时局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新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之间有一个过渡阶段。过渡阶段的斗争，就是反对蒋介石篡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蒋介石要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他的方针已经定了，我们对此要有准备。全国性的内战不论哪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早一点，明天早上就打吧，我们也在准备着。这是第一条。现在的国际国内形势，有可能把内战暂时限制在局部范围，内战可能暂时是若干地方性的战争。这是第二条。第一条我们准备着，第二条是早已如此。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

注　释:

〔2〕这里所说的“山”，即峨眉山，实际上是泛指中国西南、西北部的山区。自一九三八年武汉被日军侵占以后，蒋介石自己和他所指挥的很大一部分部队就躲在这些山区里，坐观解放区军民在敌后同日本侵略者作艰苦的斗争。

〔3〕抗日战争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大多数建立在山区。当时，蒋介石的统治中心是在沿江、沿海的大城市。所以毛泽东说一在“山上”，一在“水边”。

〔7〕国民党的联络参谋，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派到延安做联络工作的人员。“何”，指何应钦。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和十二月八日，蒋介石曾经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和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名义先后发出“皓”“齐”两电，对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大肆诬蔑，强迫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限期撤至黄河以北。接着，国民党反动派即制造了袭击新四军北移部队的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毛泽东在这里指何应钦为发动反共高潮的国民党反动派的代表，实际上就是指蒋介石。

〔8〕国民参政会是一九三八年国民党政府成立的一个仅属咨询性质的机关，对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措施没有任何约束权力。参政员都是由国民党政府指定的，虽也包含了一些各抗日党派的代表，但是国民党员占大多数。国民党政府不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也不让它们的代表以党派代表的身份参加国民参政会。国民党政府一九三八年四月颁布的《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第三条中规定：“曾在各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服务三年以上，著有信望，或努力国事，信望久著之人员”，得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当时国民党就是按照这项规定，指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参政员。

〔14〕这里说的土围子，是指保安县西南的旦八寨。该寨有二百余户人家，地形极为险要。当地地主豪绅兼民团团总曹俊章率反动武装百余人，长期盘据该寨。红军多次围攻未能打下。

〔16〕这里所说的“美国人”，是指美军在延安的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这个观察组是当时参加对日作战的美国军队在一九四四年取得中国共产党同意后派往延安的。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讲演。这篇讲演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深刻地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并且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正如毛泽东一九四五年四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所指出的，在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后，中国仍然有成为一个新中国和还是一个老中国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从人民手中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要使中国仍旧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要尽力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另一方面必须对于蒋介石发动全国规模内战的反革命计划有充分的准备，采取正确的方针，这就是说，对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抱幻想，不怕威吓，坚决保卫人民的斗争果实，努力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中国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定胜败的斗争，就是从抗日战争结束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个历史时期的内容，这个历史时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或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下，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一再撕毁和平的协议，发动了空前的反革命的大内战，企图消灭人民力量。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国人民只经历了四年的斗争，就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战胜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胜利。

[yongbing1993]

劳命伤财九三阅兵想要彰显什么







劳命伤财九三阅兵想要彰显什么？走资派习近平想要彰显中国军队永远忠于走资派习近平？还是要彰显中国军队“始终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部队“？走资派习近平阅兵前的十分钟讲话中说的是“党和人民“，这“党“是走资派特色党，这“人民“是“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权贵资本家阶级。

走资派习近平九三阅兵想要彰显中国是“世界和平“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人？又或是“反美同盟“的盟主？历史上的“世界和平“是靠秀武器得来的？历史上的浸略者是靠秀武器被吓跑了？佛教的“普渡众生“以及基督的“神救世人“，中国古代的“大同社会“等喊了几千年了，这不都类同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且眼前世界就在战争之中，来中国的26个国家中就有正在战争的，何来“世界和平“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有私有制存在就有战争。

劳命伤财九三阅兵想要彰显什么？拿这些穷人家的孩子训练成机器一样的动作为了什么？训练这些军人能上战场吗？在战场上以正步走与敌人打仗吗？抗日战争中二万万中国人民是用小米加步枪，用游击战地道战地雷战的人民战争取胜的。化这么多钱都是中国人民的血汗钱。而九三阅兵和国庆阅兵的意义完全不同，国庆是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九三阅兵是彰显武力，口头上说“和平“？却又去秀武力吓唬谁？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是被武力吓唬跑的吗？是被真枪实弹打跑的。

走资派习近平上台后先是打破国庆阅兵惯例，在2015年9月3日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名义举行他上台后的首次阅兵。也是9月3日的第一次阅兵。外界对此有不同分析，但一同指向的是，走资派习近平想要展示自己的军权。

走资派习近平上任后大规模反腐打贪，频繁替换军方高层，“9.3阅兵”是走资派习近平对内彰显军权稳固的机会，同时要向日本显示中国在历史问题上的看法。

也有分析认为，阅兵是一种转移视线、激励民族士气的手法。

2015年当年阅兵前，中国刚经历股市崩盘、天津大爆炸事件，阅兵可以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上。

中国当年邀请了俄罗斯、韩国等30多名外国元首及官员参加仪式，前中国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前总理温家宝也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走资派习近平在演说中，称中国会维护世界和平、永远不搞扩张，并宣布裁军30万。走资派习近平是在展现自己对军队和国家的控制。

走资派习近平此后多次阅兵，成为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以来阅兵次数最多的中国领导人。

201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走资派习近平到达位于内蒙古的朱日和训练基地阅兵。走资派习近平穿着迷彩服，指示军人“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2018年4月，走资派习近平又在南海进行海上阅兵。

走资派习近平花在军队上的时间比其他任何领导人花的时间都多。虽然走资派特色政府的军队在政治上没太多直接发言权，但走资派习近平知道如果想继续掌权，最终必须确保军队是支持走资派习近平的。

在2019年，中国70周年国庆阅兵式上，走资派习近平检閱的口号已从“首长好”变成“主席好”。有分析认为，这是进一步强化走资派习近平作为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的双重身份。

受閱的武器装备也展示了中国战略威慑力的新高度——射程1.4万公里、目标可达全球的“东风-41核导弹”首次亮相，还有超音速无人机DR-8等。

尽管该次阅兵没有邀请任何外国政要出席，但当时有专家认为，中国在向世界投射一个讯息：尽管面临香港社运等挑战，但中国的军事实力正迅速增长。

2025年九三阅兵，走资派习近平为了这次阅兵式，北京的安保措施已全面升级。彩排动员了逾4万人参加，包括士兵、平民和工作人员。

可以期待一场精心编排的表演，包括正步行进的士兵、演奏激昂军乐的乐队，以及紧密编队从空中飞过并喷出彩色烟雾的军机。将展示中国的一些最新型的武器装备，这些武器将帮助中国实现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目标。其中包括具备核打击能力的洲际弹道导弹、新一代坦克，以及大量无人武器系统。中国表示，它需要一支顶尖军队来维护和平，并抵御美国等外部侵略者。

历史上的外部侵略者是能靠秀武器就能被《吓》跑吗？走资派习近平手下有哪个将军会指挥打仗？有哪支部队在近十几年内参加过战争？请来的26国的头，有几个真心友好？更可怕的是二战胜利后的1945年中国有战胜国的待遇吗？1945年的中国在世界上有话语权吗？八年抗战又篡改为十四年何意？一九三一年时的几个“共匪“在满州国抗日而不是中国，为何扯上十四年？而用这种纪念有何用意？是为了达到世界和平吗？能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吗？

今天的九三阅兵名为纪念实为拉邦结派搞两大阵营对抗。川普上台己对北约欧盟七国集团五眼联盟等邦派团体弱化，走资派习近平的这次行为又促使这些邦派团体的复活。而更坏的后果是走资派习近平有这个能力和本事撑起这个如同当年苏联领头的“华约“吗？而二战中的敌人日本德国都己和世界上的强大帝国成了同盟，中国为什么要扯这个刺头？走资派习近平能当反美盟主吗？中国内部的亲美人士亲日人士多得很，中国必将引来灾难。而今天的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真的强大了吗？有了先进武器，还要有人去用会用才行。如今花拳绣腿走个正步就能去打仗？台湾都收不回来算啥？

而今天的走资派习近平的政府强大在哪里？《资本家亿万富翁》强大了。中国目前0.4%的人占有中国70%的财富。全世界公认中国的两极分化程度超过了几乎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在2015年就已经有亿万富翁596人，超过了美国的537人。

《先富带后富》的谎言没有成真理。现如今，如果你胆敢在生活中这么讲，社会必定将你看作傻子。现在的说法是‘资本家靠本事’、‘资本家吃喝玩乐也是花自己的钱’，‘帮你是慈善不帮你是本分，嘴脸完全变了，变了嘴脸之后还要养一批文人为之义正辞严地歌功颂德。是啊，资本家凭什么带你富裕呢?事实告诉你了，它们压榨谁去?‘市场经济讲竞争丛林法则’、‘优胜劣汰’。”

《私有制经济》强大了。现任国务委员王勇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都承认，包括三资企业在内的私有制经济已占60%以上，公有制只占30%多。而这个“公有制“也是中央走资派家的私有制。管理的老板拿高薪，工人也是打工人。只是中央财政托底而己。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工人地位没有了，按劳分配的法定地位自然也随之丧失了。

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没有了，工人阶级的队伍也解散了，所有工人立刻丧失国家主人的地位，其中六千万工人被走资派强行诱骗忽悠都下岗和被买断工龄，其余和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一道沦为替中外资产阶级大小资本家提供剩余价值的雇佣奴隶。996是福报。劳动法中的八小时工作制，罢工等成为厕纸。

大右派大走资派朱裕基在总理位置上咬牙切齿地口含着“一百口棺材“强行将《国企》被破产或被改制，而破产企业被三瓜两枣送人了。工人阶级队伍至少80%立刻丧失工作被迫下岗了。改制时接受国企的资本家要象征性地或廉价地交两个钱，但钱归工人了吗?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时工人是企业的主人翁之一。破产或改制后，工人是下岗职工之一，或者是新的资本家的利润工具之一。

多少工人走投无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谁可怜？《一百口棺材》够吗？大右派大走资派朱裕基自知罪重，只做了一届四年就躲起来了。

走资派们还忽悠工人们：《为了国家，我不下岗谁下岗。》，（真想大骂。）走资派们哪里是为了国家? 哪里是为了人民? 大右派大走资派朱裕基们是为了走资派、资产阶级资平家、洋人资本家!

由于国企私有化后，毛泽东时代的“鞍钢宪法”中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地震的群测群防体制、比较有效的群众运动式反腐倡廉机制，也被基本背弃了。所以妓女产业化、腐败普遍化、拐卖撞骗商业化、封资修一体化。而这样的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给中国带来的是什么结果?

带来的是约2亿甚至更多的世世代代的农民工，6000万各种因受伤害的愛灾民，7500万以上农村贫困人口，6000万残疾人(不少是工伤致残者)。大约有2亿的失业大军，国企亏损严重，银行系统坏帐高达40%。有人说，“改革伴随着放权，放权到各种当官的手里。在走资派邓小平的口号式忽悠蛮干下：‘改革绝对正义’，‘谁不改革谁下台’、‘要敢闯敢干敢突破’、‘敢砸三铁’、‘可以搞私人企业’等无序地鼓噪这种情况下，一则‘改革’让自家有权，二则‘改革’让自家可先富、三则‘改革’让自家人要胆子大。如果你不是猪脑子，会以为先富的机会能给你? 它们自己的亲朋好友早抢去了。你还想靠‘诚实劳动’致富吗? 拉倒吧。有关方面目前正酝酿免‘民企’(即私企)的原罪。它们自己都知道自己有多少罪，可见当年捞了多少。”

《犯罪的队伍》强大了。著名法学家巩献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7年之后，被判处刑罚的人数一直在上升，到2012年达115万人，最近五、六年来，每年都是上百万人。“中国像一个不断增压的火药桶，不公的财富分配格局持续一天，仇恨的心理便扩散一天。一旦这种畸形的出口型、依附型经使人们失去了生存的可能性，千百万人头落地绝对不是笑话。”，“到后来就不是‘国家落后就要挨列强的打’的意思了，而是你工人敢不下岗、农民敢抗税、住户敢要求合理费用就有黑社会伺候你。‘不争论’变成‘不许你抗辩’。此时的‘硬道理’变成‘少数人强迫多数人的硬’，其强硬体现为强拆、治安混乱、群体性事件、官员飞扬跋扈、资本朱门酒肉臭。”

《妓女或卖淫以及拐卖妇女儿童并有意致残儿童谋利行乞的人数》强大了。改开以来特色中国政府导致全中国成为腐败最严重、社会风气最败坏的国家之一。改开以来特色中国的妇女们，重新产生或沦为妓女或卖淫的人数规模居世界第一，比民国和满清时期的比例更大。

2016年7月15日中青报记者陈杰人调查报告指出，武汉女大学生近10%卖淫。更有创新的是全国盛行的拐卖妇女儿童并有意致残儿童谋利、假冒伪劣产品盛行。

如2014年10月4日一篇《东莞只有小姐吗?触目惊心的视频，比色情业严重一百倍》和2016年10月19日奚应红的《中国‘被弄残’乞丐马来西亚行乞，恶劣团伙岂能一直打不掉》报道说，幕后团伙，用暴力手段，将偷抢来的儿童手脚致残成奇形怪状的样子，逼迫乞讨，这样更会激起人的同情心，更能够要到钱，以此来获得暴利。”

腐败的最大根源，是用篡夺的权力推行的私有化。政治权力私有化，即将权力私有化使用。经济制度私有化，即将生产资料以近乎免费的方式奉送给内外资本家。文化导向私有化，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和道德崩溃。这必然孕育出“贪官奸商黑学者”铁三角腐败联盟。可见，中国最大的腐败，是私有化改革。不否定私有化改革，不是真正能够反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