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毛泽东《不怕鬼的故事》

文革前毛泽东《不怕鬼的故事》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为了战胜困难，反击帝修反，毛泽东提出了不怕鬼。为了用历史上人们与鬼斗争的事例来鼓舞人心，进一步使全党全国人民从思想上坚定信念，增强与鬼斗争的信心和勇气，毛泽东又提议编辑一本《不怕鬼的故事》。

那么，这本书又是如何编辑成书的呢?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不怕鬼的故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产生过不小的影响，曾是党内干部整风的阅读书籍。从编选思路，到出版宣传，毛泽东都悉心过问，花了不少精力。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三日，外交部办公厅把毛泽东、周恩来、陈毅五月六日的谈话整理打印了出来，分送有关中央领导。毛泽东把自己的那一份批给江青看，特别要她注意第十三页，第十三页上正是毛泽东讲不怕鬼，并说要把中国小说和故事里不怕鬼的内容，编成一本小册子的那段话。

这说明，在一九五九年四五月份，毛泽东就在考虑提议编选《不怕鬼的故事》了。他指示当时的一位中央书记处书记，让他落实这项工作。这位领导把编缉该书的任务交给了当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并由所长何其芳具体负责。到这年夏天，《不怕鬼的故事》便基本编成了。

该书故事主要选自晋、唐、五代、宋、明、清以来的古籍，所选篇目，短则几十字，多也不过千字，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各种各样的人不怕鬼并且有智有勇战胜鬼的故事。

何其芳把这个基本编成的小册子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是看了的。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还选了其中的一部分故事，印发与会者。

不久，由于庐山会议上出现彭德怀问题，进行了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个时候在毛泽东心目中的“鬼”或“半人半鬼”，已不单单是参加反华大合唱的国际上的帝修反、国内的困难和地富反坏右，还包括党内出现的修正主义。由此，他指示何其芳将已经编好的《不怕鬼的故事》初稿，加以精选充实，遂成七十篇，共六万多字。因为文言，每篇又相应做了不少注解。

全书定稿后，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请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个序言，以说明这个时候编选出版这本书的用意，引导读者结合现实更好地阅读。毛泽东指示，先让何其芳起草一个，再给他看。这样，何其芳几易其稿，写了一篇近一万字的序言。何其芳把这篇序言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于一九六一年一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了他。

参加谈话的还有陈伯达、胡乔木、周扬。毛泽东对何其芳为《不怕鬼的故事》一书写的序言提出修改意见。毛泽东说：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们编的书上，就有这样的例子。你可以再写几百字，写战术上重视。序言改好以后，再送我看看。

由此看来，毛泽东不仅提出不怕鬼，而且还非常重视研究如何才能打败鬼的方法。他主张对鬼要进行具体分析，将战略上藐视鬼和战术上重视鬼结合起来。这是与他过去讲过的战略上藐视敌人和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原则一脉相承的。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何其芳又对序言作了修改，一月十六日，何其芳将修改后的序言报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收到这个修改稿时，正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一月十八日的会议讲话中，他向与会者谈到了这本书，高兴地说：我也六十多了，我就是不怕鬼。我们很快要出版一本不怕鬼的书。

毛泽东对这个序言又作了几处修改。修改的文字如下：

“世界上并没有过去的故事里所说的那种鬼，但是世界上又确实存在着许多类似鬼的东西。大而至于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严重的天灾，一部分没有改造好的地主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分子篡夺某些基层组织的领导权，实行复辟，小而至于一般工作中的困难、挫折等等，都可以说是类似鬼的东西。”

“所以，在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者看来，世界上什么都不可怕。帝国主义，反动派，修正主义，被打倒的阶级实行复辟或企图复辟，特大的天灾，以及一般工作和斗争中的困难、挫折等等，一切都不可怕。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对这一切完全可以而且必须加以藐视。”

从毛泽东修改的文字中可以看到，他对于鬼的内涵做出了界定，就是指国际上的帝修反和国内的修正主义、地富反坏右及天灾困难等等。他还进一步幽默地反问道：

“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爱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

这进一步说明，对鬼害怕是没有用的，关键是要不怕鬼，要树立战胜鬼的信心和勇气，对鬼抱有幻想是不行的。

毛泽东还在序言中加写了一大段话，主要介绍了这本书编辑的背景及该书出版的现实针对性，他写道：

“这本书从1959年春季全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的时候，就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着手编辑，到这年夏季即已基本上编成。那时正是国内修正主义起来响应国际修正主义、向着党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的时候，我们决定将本书初稿加以精选充实，并决定由我写一篇序。1960年底，国际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代表会议，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明。(指一九六○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这个‘不怕鬼’的声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反华大合唱基本上摧垮。但是读者应当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它们还需要一定时间，国内的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本书出世就显得很有必要。当着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于1960年1月作出了拥护莫斯科会议声明的决议和对国内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制定了今后政策，目前条件下的革命斗争战略战术又已经为更多的人所了解的时候，我们出这本《不怕鬼的故事》，可能不会那么惊世骇俗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说的鬼就是指国际上的帝修反和国内的修正主义、地富反坏右及发展道路上面临的困难风险。编辑这本书就是要使全党全国人民坚定信心，鼓足干劲，沿着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毛泽东对何其芳送来的这个修改稿作出若干修改以后，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下午，又约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何其芳谈话。对何其芳说：你写的序言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就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他向何其芳提出再增加几句，讲半人半鬼。他说：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

何其芳临走时，毛泽东又嘱咐把改的稿子誊清打印后，再给他看看。

当天回去后，何其芳连夜根据毛泽东对序言的修改誊清并嘱人打印出来，也作了些文字改动。一月二十四日一早，他让通讯员把稿子送到中南海转交毛泽东，并附上一信：

“主席：《不怕鬼的故事》序根据你修改的稿子誊清打印出来了。只有一二处……作了一点文字上的变动，对‘半人半鬼’的人也提到几句，不知合适否?送上请您再审阅。1月24日晨”。

何其芳在信中提到的“半人半鬼”的人在发表稿里，是这样表述的：“还有一种‘半人半鬼’的人，他们不是被改造为完全的人，就会走到成为完全的‘鬼’。当着他们还是‘半人半鬼’的时候，他们的反动的一面也会同其他‘鬼类’一样总要为祟，总要捣乱。”

一月二十四日当天，毛泽东便审完了这份稿子，阅后批示：

“即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何其芳同志：

此件看过，就照这样付印。付印前，请送清样给刘、周、邓、周扬、郭沫若五同志一阅，询问他们是否还有修改的意见。出书的时候，可将序文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载。另请着手翻成几种外文，先翻序，后翻书。序的英文先翻成，登在《北京周报》上。此书能在二月出版就好，可使目前正在全国进行整风运动的干部们阅读。以上请酌办。”

他还提醒何其芳注意“第八页第一第二行有一点修改。”

从这封信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多么重视《不怕鬼的故事》及其序言的宣传教育作用。批示中提到的“一点修改”，是指何其芳送审的《〈不怕鬼的故事〉序》第八页第一、第二行的一段原文：“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这恰是毛泽东上一次修改加写的话，这次他又划去，改作：

“一切革命工作中的困难和挫折，都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都不过是前进道路上的阻碍和曲折，都是可以克服、可以扭转的。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的地位转化的。“
　　
毛泽东进一步从辩证法的角度来分析了这个问题。困难和挫折都是可以克服的，因为矛盾着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都在向着它对方的位置转化着。通过这个修改不论是从逻辑上还是文字的表述上都更为严密了。

这篇序文后来分别载于一九六一年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和一九六一年《红旗》杂志第三、第四期合刊。

经过这样一个周密的过程，《不怕鬼的故事》终于在一九六一年二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

可以说，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毛泽东花了不少精力，从编选到写序、到出版，都凝结着毛泽东的心血，体现了他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反复强调的打鬼思想。因此他对这本书印象很深，评价很高，后来曾多次谈到这本书，并多次向外宾推荐。

例如，一九六二年一月三日会见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时，毛泽东高兴地说起：“日本人民大胆起来了，不怕鬼了，就是说，不怕美帝国主义这个鬼了，不怕岸信介(1960年6月下台的日本首相)这个鬼了，不怕池田(即池田勇人，时任日本首相)这个鬼了，日本人民的斗争信心加强了。我们出了一本书叫《不怕鬼的故事》。”毛泽东说着，面向陪同的廖承志，吩咐道：“有没有日文的?送他们每人一本。”

几天后，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会见一个兄弟国家政府的访华代表团时，毛泽东说：”有斗争，斗争是有困难的。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天是塌不下来的。过去河南有个小国叫杞国，那里的人怕天塌下来，杞人忧天，不该怕的他也怕。我们出版了一本书，叫《不怕鬼的故事》，有英文版和法文版，你们看过吗? 如找到英文版和法文版的可以送给你们。这是第一本这样的故事书，很有意思，那里面说帝国主义是大鬼，×××是半人半鬼，××是个鬼，别的鬼还没有谈到，那是1959年春天编的嘛!“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不怕鬼的故事》是毛泽东提议编写的。毛泽东不仅提议，还进一步指导了本书的编写工作。编辑完毕后，他又要何其芳起草了本书的序言，阐述了编辑这本书的背景、目的及意义，不仅指导何其芳而且他自己也亲自动手对序言进行了重大修改。这本书及其序言是经过其他中央领导及相关同志审阅后才发表的。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扩大这本书的影响力，毛泽东提议这本书在出版的同时，将它的序言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还将序言和该书译成多国文字出版。这体现了那个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信邪不怕压，坚持真理，藐视困难，率领全党全国人民在逆境中进行斗争的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

 

《不怕鬼的故事》是由毛泽东倡议，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于1959年启动编选，1961年首次出版。收录晋至清历代典籍中100则短篇故事。全书以宋定伯捉鬼、姜三莽驱鬼等篇目为主线，展现古人以智勇对抗鬼怪的事迹，结构短小精悍，语言通俗凝练。编选注重“不怕鬼”主题，涵盖骂鬼、驱鬼等类型，通过讽刺性寓言批判愚昧与强权。书中将“鬼”隐喻为现实中的帝修反，尤其是走资派伙同全世界的反共大联盟。同时又形容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困难与特大自然灾害。反映了在特定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背景下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破除迷信、倡导斗争精神的勇气和信心。

本书从中国历代典籍中，选出100则不怕鬼的故事，主人公对于普遍认为可怕的鬼表示不敬，并且敢于骂鬼、驱鬼、打鬼、捉鬼，表现了古代人民的大无畏精神。把这些故事当作寓言，当作讽喻性的故事来读，仍有十分深刻的借鉴意义，对于发扬“不怕鬼，不信邪”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旗帜鲜明地同各种反共势力、错误思想、不良倾向和邪恶势力作不断斗争。

《不怕鬼的故事》详细内容：

序，/宋定伯捉鬼/嵇康耻与魑魅争光/阮德如，萧正人/齐武帝拒不给鬼加封/徐孝克敢居凶宅/崔敏彀，韦协律兄/窦不疑/陈鸾凤/李德裕禁淫祠/陵州龙兴寺僧 ，萧氏子/韦滂/鹿牛头/蜀僧善晓/茅处士/程晌不怕鬼不信佛/白骨/史公公宅/艾子/张德缚鬼/孙俦击鬼/泗州邸怪/王直夫/姜潜/董彦国/漳州一士人/宜兴民/楚王灭鬼/不畏鬼/浴肆避鬼/苏东坡与乳母/靖江县鬼戏/路贵不喜神怪/假妖/罗文节/煞神/汪价不怕鬼怪/妖术/耿去病/捉鬼射狐/高忠斗海怪/宗阳宫魍魉/叶老脱/鬼畏人拼命/豁达先生/陈鹏年吹气退缢鬼/汪启明/恶鬼吓诈不遂/道士作崇自毙/鬼宝塔/油瓶烹鬼/林千总/打破鬼例/蔡书生/赵大将军刺皮脸怪/钉鬼脱逃/曹竹虚言/南皮许南金/鬼避姜三莽 ，田不满/老儒用墨涂鬼脸/戴东原言/李汇川言/科尔泌达尔汗王仆/假鬼作伪证/侄儿装鬼敲诈伯父/假鬼遇泥鬼/火焚妖画/书生不肯为狐让路/树妖避木匠/老翁恶谑/书生驳鬼，废寺钟怪/玉璜失窃/隔窗击鬼/诈鬼行盗/县令不畏缢鬼/装鬼诈房产/屠夫打醉鬼/老面鬼/人而鬼/老段/山魈/缢死鬼/清河民某甲/潘生/陈在衡/杀鬼/大头鬼。

[yongbing1993]

文革是毛泽东战中国共产党内鬼






1966年爆发了席卷整个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铸就了一段无法回避的历史。　　

毛泽东曾经说过他的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件是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足见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新中国的发展史中，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历史不能割裂，更不容歪曲。客观总结和正确评价文化大革命，是任何实事求是的共产党人必须承担的政治责任，也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大众的历史要求。文革毕竟是在人类文明发展长河中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历史地唯物地看待文革，就是在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　　

现在，文革已被走资派和右派定性为“十年动乱”，不仅一无是处，负有罄竹难书的罪责，而且被走资派和右派及反共联盟刻意掩盖、歪曲和妖魔化渲染得面目全非。

然而，这场曾让全世界震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共产党人内部的反修防修的斗争，又是古今中外全人类历史上仅有的一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绝不是用几句话就被彻底否定的话就能盖棺定论的。尤其是《文革》所蕴含的全世界全人类无产阶级的革命原则下，即取得劳动人民自己当家作主政权之后，如何能继续革命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权。是在发生了苏东剧变苏联解体之后，尤其是走资派中国特色改革开放复辞资本主义全面私有化之后的社会现实面前，其现实意义和历史预见性就愈加清楚地凸显了出来。毛泽东当年的文革是对的。历史是不会永远保持沉默的，无数的客观公正的人们，已经在全面还原历史真相和解读文革的本质。《毛泽东当年的文革是对的》。《毛泽东当年的文革是对的》。《毛泽东当年的文革是对的》。　　

《文革》是中国共产党内无法避免的较量。信社还是信资。“不争论“就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　　

要正确解读《文革》，首先要清楚《文革》发生的历史原因。　　

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脱胎而出的新中国一穷二白，虽然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但尚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一步迈进社会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走资派要补上自由资本主义这一课，通过自由资本主义逐渐完成必要的社会经济积累，然后再“消灭“资本主义，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用四十多年的社会实践证明己失败。今天的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会去消灭资本主义，再来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吗？走资派资本家同意吗？

以毛泽东领导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实行社会主义道路，通过高积累和低消费，集中快速完成必要的社会经济积累，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国家社会主义的计划管理方式与社会主义之间没有必须过渡的阶段，中国共产党和列宁去世后的苏联都选择了暂时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办法。中国很快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建立了高度集中的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国家政权和主要生产关系上奠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　　

在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历史条件下，暂时利用国家社会主义来完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积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唯一现实的道路。事实证明，仅不到三十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建设，新中国比任何国家相比都较早了完成了全国的完正的工业化建设。使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成为了一个工业国。国防加强了，人民生活在不断政造中。

并且，在同一时期，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里的走资派，这个官僚体制所根植的中国当时社会生产关系的土壤中，仍然保留着大量私有制小生产成分，作为上层建筑的中央内的走资派在某些方面，尤其是思想意识和文化领域还滞后于业已建立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基础的优越性，走资派们仍携带着以往私有制的各种烙印。走资派们迷恋于封建官本位等级秩序的残余和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存在于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关系中，并作为思想意识形态顽固盘踞在人们的头脑里和各类文化形式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更为严重的是走资派们这种影响成为体制官僚主义的催生剂，时刻侵蚀执政党队伍，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党执政宗旨相对抗，使行政管理体制逐渐显露出脱离人民的官僚化统治迹象。

毛泽东对此恨之入骨，把这种官僚主义叫做“死官僚”，认为“死官僚不关心人民生活，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帮助了敌人，是反革命的同盟军。”对已经建立的国家社会主义中的官僚管理体制很不满意。

这个问题如不解决，必然会使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失去无产阶级性质，成为一场历史曾反复上演过的轮流坐天下的普通农民起义，像前苏联一样导致修正主义，进而复辟资本主义。一句话，中国共产党的体制内的走资派官僚主义倾向和旧时代的腐朽思想文化，正在反制着新中国社会主义刚刚开始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进步。　　

在一般社会学意义上，社会主义主张大多数底层普通民众的利益，而资本主义则主张少数资产阶级的利益。

社会主义的进步性就在于它的大众公平性。这种体现真正社会公平的先进社会制度，对于只体现少数资本家利益的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无疑是一种进步和超越。

阶级斗争则是实现这个进步和超越的社会内在动力和必经途径。

无产阶级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后，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继续完成两大历史使命才能最后完成这个超越。

一是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有制改造，用惠及人民群众的公有制来代替服务于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为人民群众利益最大化发展创造前提。

二是必须对上层建筑领域中排斥人民群众利益的走资派官僚精英的文化逐步加以消除。否则，权力体制的官僚化，必将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导致社会生产关系再次退回到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状态中去。　　

《共产党宣言》曾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只是完成了第一个决裂。因此，改造上层建筑实行第二个决裂即《文革》，就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必不可免的重要任务。　　

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实际上恰恰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特殊国情构成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革命只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关于中国是否需要补上自由资本主义这一课的历史争论从未停止过。直到今天，依旧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两条政治路线之间的激烈的阶级斗争。　　

因此，新、旧中国在思想文化和政治领域里的对抗绝非空穴来风，而是中国社会特定历史阶段自身矛盾使然，并且必然转化成无法避免的政治较量。这种对抗和较量是无产阶级同已被推翻的所有剥削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延续，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夺取政权后能否打破所谓周期律，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亟待解决的历史命题。　　

怎样解决这个重大而复杂的命题，在以往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没有现成答案。马克思在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时发现，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

列宁实践了这一伟大理论，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但没有解决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

斯大林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他不承认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导致官僚主义泛滥、苏共修正主义思想政治路线上台，终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演了共产党下台、国家分裂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性悲剧。

这个悲剧，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是否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否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作出了最具说服力的回答就是毛泽东的《文革》。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毛泽东从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官僚化和国际共运的修正主义动向中，敏锐察觉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必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的紧迫性，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实践探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使践行这一理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具有了史无前例的深远意义。　　

进入六十年代，中国共产党连续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等九篇评论文章，在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中同否认阶级斗争、主张“全民党”和“和平长入”共产主义的苏共修正主义思想政治路线，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公开的激烈论战。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一经提出，剩下的就是如何从实践上解决这个重大课题。

毛泽东曾为此尝试过许多方法，但都遭到了体制官僚的百般干扰和破坏，收效不大，最后不得不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人民起来批判一切腐朽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让人民群众直接参政议政，监督执政党，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众民主，来识别和揭露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响了迎头痛击封资修、防修防变的人民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