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克与川普从同台欢呼到对骂

马斯克与川普从同台欢呼到对骂

 

 

 

马斯克与川普同台欢呼是为买选票赢得大选获得政权，这时候的马斯克与川普是亲密无间的，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取得美国政府的执政权。这个共同的目标是建立在一旦获取政权之后，马斯克与川普都是有利可图的基础上的，所以就联手了。结果是达到了，获取了美国政府的执政权。

获取了美国政府的执政权之后，又为什么反目成仇骂战不休呢？是因为：川普威胁削减马斯克相关企业的政府补贴和合同，特斯拉市值立即蒸发超1500亿美元。两人就因为一项被冠名“大而美”的法案，走向彻底反目。

利益使然，或者说目的不同，道不同，不相为谋。

《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意思是：志向、思想或追求不同的目标的人们，就无法在一起谋划事情，也无法合作共事。这句话强调了志趣相投的重要性，也体现了“道”的不同，就无需强求合作的理念。

这里的“道”指的是志向、理想、人生观、价值观等。

“不相为谋”的意思是不能在一起商量、策划，不能一起共事。

这句话常被用来比喻意见、志趣不同的人，无法合作或相处。

《世说新语》中“管宁割席”的故事，就很好地诠释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含义。管宁和华歆曾是好友，但由于两人志趣不同，最终管宁主动与华歆绝交。

总而言之，这句话表达了在人生道路上，志同道合的人才能相互理解，相互支持，而志趣相异的人，即使勉强在一起，也很难取得成功，甚至会产生矛盾和冲突。

这是一个普通的道理，常见的现象。不足为奇，也无可厚非。古今中外，宗教团体，党派甚至家庭中都可发生。

例如：一个上帝的子孙们，分为天主教，基督者，伊斯兰教。三个子宗教中又各自分为几个不同的派别。

又如：加拿大联邦保守党一分为二后很难赢得大选，之后又联合起来才又赢得大选。作为一个党的领袖如新民主党的后又转当自由党的头了。这说明万事万物都在变化着的。

曾经的好友或战友，在之后的时间内可能会成为了自己的敌人。

再比如：拿中国共产党来说，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只有58人。二十多年后，58人走出了不同的人生轨迹：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从上海石库门登上了北京天安门。李大钊、张太雷、邓中夏等15人为信念捐躯，名垂青史。李达、李汉俊等20多人因各种原因退党脱党，后来有的恢复党籍，有的转而从教为文，有的成为爱国民主人士。但也有的走上了背叛人民、背叛民族的道路，如周佛海、张国焘、陈公博。

其间多少人做出了牺牲！仅58人中就有15人牺牲在战场和刑场。令人敬佩的是，他们在枪林弹雨、敌人的严刑拷打、绞架和屠刀面前，视死如归，坚贞不屈，凛然大义，用鲜血染红了党旗。李大钊被捕后，在《狱中自述》中表达了对革命的无限忠诚：“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第一个走向敌人的绞架，从容就义。邓中夏、何孟雄、李启汉等临刑时大义凛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赵世炎面对敌人的屠刀，慷慨激昂地表示：“志士不辞牺牲，共产党必将取得胜利！”刽子手被他高喊的口号吓得惊呼：“砍，快砍！”张太雷在指挥广州起义第二天的战斗中就壮烈牺牲，只分享了一天中国共产党在城市中建立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实现了他年少时的誓言：“愿化作震碎旧世界惊雷。”

回顾历史，有多少共产党员为了革命胜利流血牺牲。仅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死难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群众和其他革命人士就达30余万；至1932年，达100万人以上。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党员人数接近440万，牺牲的党员烈士也将近400万。

革命自有后来人。一批又一批革命精英前赴后继走进共产党行列，续写了更长的名单。

为国捐躯的英烈，如：蔡和森、瞿秋白、向警予、陈延年、恽代英、苏兆征、方志敏、赵一曼、张思德、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

在新中国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者，如：钱学森、邓稼先、焦裕禄、王进喜、雷锋、孔繁森、林俊德、张超、袁隆平……。

在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中，从文革前走资派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时就开始，那时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高层内就存在着两个司令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以进口为辅的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而以走资派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主张复辟资本主义，名曰，补资本主义的课。在文革大革命中走资派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受到了批斗。毛泽东逝世后，走资派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篡权复碎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之后，走资派邓小平就推行了他的复辟资本主义全面推行私有化来。

走资派右派们为了证明篡权复辟资本主义要比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好。也就是用新中国的后三十年来否定前三十年。走资派右派们掌权后用尽一切下作的话语权造谣说谎来抹黑毛泽东时代。尤其是用“穷“来说事。说社会主义，“穷“！那么请问：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中的工人农民中的大多数人何时富过？民国时代不远吧，那时的工人农民中的大多数人何时富过？不但没富，还是文盲又无人来管理成为一盘散沙。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将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了起来，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这就如一个初创公司一切从头开始，当然不会一夜暴富。

而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是在毛泽东时代打了近三十年的工业化系统的完整形成，和农村人民公社的农业水利化良种开恳荒地等基础上的改革开放。就是这样在走资派邓小平和走资派江泽民时期也没有能让少数人大富大贵了走来。而是到了走资派胡锦涛温家宝的时期再让少数人先富了。其中走资派温家宝一家先富了。当时美国纽约时报的揭露，走资派温家宝一家先富27亿。可真是一石击起千层浪。直接打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层官员们名誉扫地，威信尽失。加上这些走资派特色党内斗把薄熙来搞的那么臭。使全中国劳动人民觉得走资派特色党内没有一个好人。这么一个腐败的走资派特色党的特色政府的官员们，以后说话，还有谁要听呢？

文革后期，这些走资派官员从中央到地方都恢复了官位，到毛泽东逝世后就全面接管了各级政府各行各业的执政权，走资派官员上台后就迫不及待地争先富捞钱，以及安排自己的子女到各级岗位上工作。有了权就有光发财的机会。这一大批走资派的子孙后代有一个统一的称号就是：红二代。之后又有红三代等。而走资派自称红一代。这是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的专用语。

《红一代》就是走资派邓小平胡跃邦赵紫阳等那一代。真正的名称应该叫走资派一代，他们自己认为不好听。所以就开始自称为自己是“红一代“。而他们的儿女辈叫“红二代“。之后的孙子辈叫“红三代“。

自走资派江泽民朱裕基之后，包括走资派胡锦涛温家宝这二任都称之为：官一代。他们还沾不上“红“字。他们的子孙后代称为：官二代，官三代等。

到了习近平这任应该称为皇一代。子孙应为皇二代皇三代了。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为革命的一代。他们的子孙称为革命的后代。包括几千万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士们，都是革命的一代。他们的子孙都是革命的后代。

后代们是不是继承了祖父辈等的信仰和意志就另当别论了。

不过，红二代中大多数是先富了，继续了走资派先富的意志。

红二代不是随意给人扣上的，得先搞搞清楚。

毛泽东的昔日的战友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而己。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不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只想自己先富了，所以才有了文革。

[yongbing1993]

共产党灭亡了，资本家不装了。







在全世界各国中沒有真正的共产党执政。全球的全人类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己被资本家联合想当资本家的人，利用执政权力联合在一起进行了几十年的剿杀之后，己将共产主义运动全部灭亡了。没有了制衡和对抗，没有了将一盘散沙的低层劳动者组织起来的能力，资本家们可以不装了。

中国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新型的资本家们就玩起了《996》，强行打工人加班，不给加班费之后，尝到了甜头，钱赚得多了。慢慢地影响到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们。所以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们也不装了。这就是将共产党灭亡了，资本家们也不装了。

转载：《，不拼=出局! 加拿大雇主"不装了": 要求每周工作80小时 加班成常态》
发布：2025年08月03日
来源：加国无忧 51.CA
作者：51.CA 坚果儿

还记得几年前HR口中的“工作–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吗？那个被无数 LinkedIn 帖子和企业文化挂在嘴边的“美好词汇”？

如今，它被无情宣判死亡。

越来越多的加拿大公司也不再掩饰这一点，反而在招聘广告里直接表明：我们要的是拼命三郎！

他们公开兜售的是竞争、牺牲和专注。而对于员工来说，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新的职场常态。

加班成为常态：不拼=出局

过去，企业至少还会在台面上喊“平衡”。现在，他们直接撕掉伪装。例如吗，Shopify、Solace和Rilla等公司都在公开招聘里强调：长时间工作是常态，平衡不是。

Rilla的招聘广告上写着：“我们没有严格的工作政策，但我们倾向于每周工作60到80小时。”企业文化更直接：在纽约工作的员工可以获得租房补贴，以便住在办公室附近。其CEO已经连续8年没有休过假。

Shopify曾经宣扬“工作与生活平衡”，如今也在找能“跟上高压节奏”的产品经理。

Solace这个医疗平台更加直白：“如果你想要工作–生活平衡，这里不适合你。”

这类招聘广告直接筛选了人群——他们只要把高强度工作当作日常的员工。

至于科技巨头？Google、Microsoft、Amazon和Meta也不再玩“灵活办公”的温柔牌，纷纷强制员工返回办公室，并期望员工的工作时间远超“朝9晚6”。

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甚至公开表示：“每周工作60小时，是生产力的最佳区间。”

在各行各业，英伟达CEO黄仁勋也说自己每周工作7天，几乎没有任何“工作/生活”界限，并直接将英伟达冲到4.2万亿美元市值归功于这种工作习惯。

为什么公司敢这样？答案很残酷

在加拿大，这类招聘广告可能触及《就业标准法》中对最长工作周和加班薪资的规定，无论员工是否“自愿”。即便是自愿的员工，也未必能长期承受这样的强度；雇主若提出这类要求，也面临残障索赔甚至因精神或身体崩溃而被指控疏忽的风险。

同时，还有社交媒体的舆论反噬，甚至可能遭到现任或前任员工的公开指责。

这些招聘信息筛选了他们想要招募的人。他们想要的是那些将长时间在办公室工作视为日常惯例的员工。

然而，回报远超这些风险，包括拥有一支更敬业、更高绩效的员工队伍，从而能用更少的员工创造更多的产出。这些招聘广告筛选掉了那些没有准备好迎接挑战的人，这样公司就可以避免日后的解雇麻烦。

而且，这些企业文化所带来的高绩效表现也使其客户有目共睹，从而创造了营销优势。但将这些要求和文化直接列在招聘信息中，本身就是对任何基于过度工作或不合理工作条件而提出的“变相解雇”索赔的一种辩护。这一点应该通过职位描述、绩效计划、年度评估和内部备忘录来加以强化。公司必须能够证明他们是透明的，并已披露了他们的期望。

如今的雇主已经“不装了”，你会接受每周60–80小时的工作来换取“高薪+高位”吗？还是宁愿保住生活平衡？

[yongbing1993]

文革中广大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





“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新中国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分子遭受批判的都是从旧中国民国蒋介石国民党执政时期过来的死心塌地反共的知识分子，文革中通称为旧知识分子，这些旧知识分子基本上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旧知识分子从骨子里反共反社会主义，在文化大革命广大的群众运动中受到了批斗，在中国人民的四大武器压力下自杀的，游街的，批斗的不少。这就是阶级斗争。其中部分旧知识分子与广大的劳动人民结合了，积极参与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这部分旧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掌权的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是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代的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

这些大多数知识分子积极参与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才会有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代结束前仅仅二十八年的时间完成了新中国工业体系的建成，农村人民公社将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了起来，国防力量的强大，原子弹，氢弹，远程导弹，潜艇，驱逐舰等建成。以及许多工农业科技进入到世界各国中的前十名内。没有知识分，只靠工人农民能建立起来吗？

再说，中国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都是旧知识分子，而中国共产党内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有一个来源，那就是旧知识分子中背叛了自己剥削阶级的家庭，主要是世界观和政治立场。背叛了属于剥削阶级的家庭的旧知识分子从而成为共产主义者，其中大多数人成为了职业革命家的那部分人。他们在整个旧知识分子中所占比例很小，新中国建立后基本上是各个领域的领导干部，他们的身份主要是领导干部而不是知识分子，无论是社会还是他们本人均如是观。当然，他们有时也被宽泛地视为或自视为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担任着文教领域领导职务的著名文化人，他们的知识分子身份在需要的时候是彰显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1956年中共八大期间的一次讲话中虽然谈到党内一百万大中小知识分子“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合适”，但毛泽东讲这个话并非严格意义上说知识分子党员属于小资产阶级。他的意思恐怕还是说由于主要接受的是旧社会的教育、大多出身于有产阶级家庭等因素，这部分党员更容易受到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其行为更容易有小资产阶级的某些特征等。新中国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认识也是会变化的。新中国的学校当然是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然而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国际的和国内的复杂因素的影响，仍然可能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着文化界、教育界实权，新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可能性和严重性便不言而喻了。新知识分子成为资产阶级俘虏或者受到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影响密切相关。所以，在文革中有广大劳动人民来坚督教育知识分子。

而对于那些顽固不化的不与广大劳动人民相结合的知识分子，即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能批斗吗？阶级立场不同，看法不一样很正常。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要向干部讲明这个道理，并且拿事实证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对的，是必要的。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过去是我们的敌人，现在他们从敌人方面分化出来，到我们这边来了，对这种多少有点可能团结的人，我们也要团结。团结他们，有利于劳动人民。对知识分子，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

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就是那些唯心论者，我们也有办法使他们不反对我们。他们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有些知识分子老了，七十几岁了，只要他们拥护党和人民政府，就把他们养起来。

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要向干部讲明这个道理，并且拿事实证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对的，是必要的。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过去是我们的敌人，现在他们从敌人方面分化出来，到我们这边来了，对这种多少有点可能团结的人，我们也要团结。团结他们，有利于劳动人民。现在我们需要采取这个策略。不要四面出击〔１〕（一九五○年六月六日）

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

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

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必须继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１〕（一九五○年六月六日）

培养大批的从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

鉴于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一般的文化水平太低的情况，为了要完成伟大的新任务，就必须提高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的文化科学与技术水平，并从军队中培养大批的从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因此，中央决定，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组织广大指挥员和战斗员，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参加文化学习。 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一九五○年 八月一日）

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现在，这个建议已经逐步地变为现实。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我们预祝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能够在稳步前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就。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１〕（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１〕（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一 《书记动手，全党办社》〔２〕一文按语

我们要在党内外五百万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中宣传和获得辨〈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我们将会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而这是我们极为需要的，这又是一件大好事。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结论的提纲〔１〕（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对于没有反革命行为的高级知识分子，应该给以充分的时间，耐心等待他们的进步。大批地培养知识分子，以加速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对于只有严重错误思想、甚至反动思想、而没有反革命行为的高级知识分子，不应该将他们作为反革命分子对待；而应该采取严肃批评和耐心教育的方针，使他们逐步地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对于这种人，应该给以充分的时间，耐心等待他们的进步。

为了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进一步地进行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大批地培养知识分子，以加速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过去六年中，各地党组织都没有注意吸收甚至拒绝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关门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必须纠正。中央组织部应当负责订出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年度计划和几年计划。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对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１〕上发出的号召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同志讲了话。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根据 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 《人民日报》新闻稿刊印。

对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的问题处理不好的话，对革命事业是不利的。

教条主义者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他们说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但是又要革一切资产阶级的命。照那样办，就搞错了，那就不是民主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了。这个道理他们没有搞通。革命办法没有搞对，党内关系没有搞对，使革命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假使不反，革命就不能胜利。对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的问题处理不好的话，对革命事业是不利的。对资产阶级的办法，中国就与苏联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人数虽少，但是他们有近代文化，我们现在还是要团结他们。地主阶级也有文化，那是古老文化，不是近代文化。做几句旧诗，做几句桐城派〔６〕的文章，今天用不着。拿工人农民来说，工人比较有文化，他们有技术，但还不能当工程师，比较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就差。农民不能说没有文化，精耕细作，唱民歌、跳舞也是文化。但是他们大多数不识字，没有现代的文化技术，能用锄头、木犁，不能用拖拉机。资产阶级在近代文化、近代技术这些方面，比其他阶级要高，因此必须团结他们，并且把他们改造过来。资产阶级掌握的文化，有些是旧的、用不到的，但是许多东西用得到。音乐家中的许多人在思想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我们这些人过去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从那方面转过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能过来呢？事实上已经有许多人过来了。团结他们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的。要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改造，把他们化过来。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１〕（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

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

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

由于我国被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代理人压迫剥削了一百多年，变成一个很穷的国家，不但农民的生活水平低，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也都还低。要有几十年时间，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将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起来。这样说“苦”就恰当了。就另一方面说来是不对的。

[yongbing1993]

立足工农大众的新秧歌运动掀起








毛泽东当年提出“普遍的启蒙运动”时，强调第一步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里送炭”，强调“对于人民，第一步最严重最中心的任务是普及工作，而不是提高工作”，可见普及对于边区文艺工作的重要。

当然，这不意味着毛泽东不重视提高，在他看来，“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

在立足工农大众，服务于抗日救亡形势的文艺功能的发挥方面，以延安为中心形成的“新秧歌运动”无疑最具有代表性。这一乐教新形式，使“五四”时期无法完成的“全民启蒙，全民教育”到现在成为可能。

“新秧歌运动”是相较于旧秧歌而言的。秧歌本来是流行于北方农村的一种民间歌舞，具有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是“最普遍集体艺术的一种”。

这一形式的主要表演场所是广场，因此可以拢聚更多的群众参与。参与者皆为广大农村的普通大众，所表现的也多为普通大众的日常情感、日常生活，故而更能唤起广大群众的认同与共鸣。

能够与乡土世界、工农大众产生情感上的最大共鸣，能够通过“动作、神情、舞步、语调、唱腔等表演形式上的‘表情达意’，与乡土世界之间建立起一种‘共情机制’，在怡情与移情的双重作用下将政治教化蕴蓄其中”，是延安文艺工作者看重秧歌这一形式，并改造而使之成为实现“全民启蒙”最主要文艺形式的最重要的原因。

不过，对于民间自发的“旧秧歌”而言，无论表现题材、语言使用，还是形象塑造、表演形式，都有相当的局限，甚至有诸多不健康的元素，显然无法达到革命“启蒙”工作的要求。

在当时，虽然边区秧歌“深深地植根在民间，代表着一定的社会阶层，展现了其所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尽管民间社会热衷于此道，但并不能使其真正有所提高和发展，从根本上脱离不了‘自娱’的狭隘性质，走不出小农生产意识，难以上升到社会普遍文化氛围中来”。

真正使边区秧歌脱胎换骨而使其成为革命文艺工作最新形式的，正是《讲话》的发表。李焕之称：陕北民间有秧歌舞和秧歌调，这是抗战初期到延安去的人都知道的……那时还只是旧式的传统秧歌，从内容到表演形式都没有多大改变。可是过了五年，即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文艺工作者好象得到了一把金钥匙，一下子把民间艺术的宝藏打开了。原来被认为是“粗俗”的旧秧歌，顿时焕然一新……就在一九四三年的春节，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工作出现了一个新的气象和新的做法，这就是著名的延安新秧歌运动。

“新秧歌运动”对旧秧歌的改造，主要体现在主题内容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

从主题内容方面说，“恋爱是旧的秧歌最普遍的主题，调情几乎是它本质的特色”。在旧的社会形态下，这一内容特色是农民群众抒发情志甚至表达讽刺的必要手段，但在边区新风的感召和要求下，秧歌转而需要大力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群众对于新的秧歌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看法。他们已不只把它当作单单的娱乐来接受，而且当作一种自己的生活和斗争的表现，一种自我教育的手段来接受了”。

这一“自我教育”实质上正是“普遍启蒙”的某种实现。如此一来，新秧歌不惟在表现内容上发生了重要变化，而且在教化功能上也与旧秧歌有着极大差别。据周扬统计，1944年春节期间演出的《兄妹开荒》《拥军花鼓》《二流子改造》《减租会》等56部秧歌剧，表现了5个新主题：（1）生产劳动（包括变工、劳动英雄、二流子转变、部队生产、工厂生产等），26篇；（2）军民关系（包括归队、优抗、劳军、爱民等），17篇；（3）自卫防奸，10篇；（4）敌后斗争，2篇；（5）减租减息，1篇。

毫无疑问，这些题材是生活在边区劳动人民新的政治地位和精神风貌的艺术化呈现。在这一过程中，秧歌剧的主人公由过去被丑化的底层农民形象，变成了意气风发参与抗日救亡及生产劳动的工农兵新形象，也使老百姓通常所说的“骚情秧歌”“溜沟子秧歌”一变而为“翻身秧歌”“胜利秧歌”“斗争秧歌”，这是“声与政通”古典乐教在现代社会的再一次生动体现。

另一方面从艺术形式方面说，延安的文艺工作者立足于作为“民间形式”的旧秧歌，使之朝着“集体舞”、“化装演唱”、“街头歌舞剧”等方向发展，而且每个方向都经过了用心的艺术加工改造。

比如发展“集体舞”，文艺工作者对其“采用了新的化装方法，取消了丑角的脸谱，减少了调情的舞姿，全场化为一群工农兵，打伞（秧歌的指挥器）改为镰刀、斧头，创造了五角星的舞形”。

这一新形式的改造不仅为了服务于新的主题，而且加入诸多革命象征的元素（如镰刀、斧头、五角星），使秧歌表演者在演出过程中不自觉产生革命身份的认同与境界的提升。

从这一意义上说，新秧歌运动不仅大大增强了革命意识与革命内容的“规训的渗入”，使旧秧歌一变而为“被改写的狂欢”，而且很好地解决了革命文艺工作“普及与提高”的难题。

在新秧歌运动过程中，不仅实现了“提高指导下的普及”，也实现了“普及基础上的提高”。

另需注意，旧秧歌原来的歌舞形式较为单一，但经过改造的新秧歌，却是一种“熔戏剧、音乐、舞蹈于一炉的综合的艺术形式，它是一种新型的广场歌舞剧”。

这一新形式的形成是由于“加进了‘五四’以来新文艺形式的要素”。

“五四”时期受“科学”观念的深刻影响，学者们曾对中国古乐作出深刻反思，甚至兴起一股“国乐落后论”。

比如，音乐家黄自认为：“平心而论，西乐确较国乐进步得多，他们记谱法的准确、乐器的精密、乐队组织规模之大、演奏技术之科学化、作曲法之讲求，我们都望尘莫及。”

在这一背景下，西洋歌剧被引入中国并得到一定发展，且直接影响到了40年代的新秧歌运动。

如此说来，新秧歌运动是两种“启蒙”的产物，只不过延安时期“普遍的启蒙”，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均大不同于“五四”启蒙。

在陕甘宁边区，在抗日救亡的革命情势之下，“新秧歌运动”作为最有代表性的音乐的民间形式，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教化作用。它不仅使其他优秀民间艺术形式被赋予新的时代义涵，焕发新的生命力，也使文艺工作真正成为革命工作的重要内容，成为工农兵新的生活方式。

《讲话》精神指引下产生的“新秧歌运动”，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音乐史家汪毓和先生称：“它为当时边区的文艺工作者如何与群众结合、如何更好地以文艺为武器来为当时的斗争服务，提供了具体的途径，积累了正确的经验。

它为利用原来民间旧艺术的形式创造新的民族艺术形式，并为后来新歌剧创作的成熟发展，找到了一个真正坚实的基础，并摸索出了许多实际的经验。

它为根据地革命文艺的蓬勃发展，训练了一支新的文艺队伍，因而对其他各种文艺形式体裁的民族化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另一方面，新秧歌运动作为“新文艺运动”的生力军，是“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结合、工农兵与文艺结合、新文艺与民间形式结合”的“三结合”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