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工人们铁饭碗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工人们铁饭碗

 

 

工人们端着铁饭碗能不懂感恩中国共产党，感恩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几千年的旧中国又或是走资派的特色中国自有工人从来就没有《端着铁饭碗》的。唯有新中国的毛泽东时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而所有的《工人端着铁饭碗》。

然而，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后，强迫使几千万的《工人下岗》。是走资派邓小平们砸碎了《工人们铁饭碗》。这几千万的下岗工人及其他们的后代子孙岂能不懂《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厚重。走资派中国特色时代《富士康工人》形成的反差视而不见吗？走资派时代的新生的资本家高喊着《996是工人的福报》时，十几亿中国人不懂《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厚重吗？

毛泽东时代的工厂就是工人自己开的。否则怎么叫“铁饭碗“。前三十年没有资本家养工人，这几千万的工人怎么活过来的？而且这几千万的工人都活得很有尊严。这几千万的工人都活得很开心，不担心失业，享受各种免费的社会福利。而被走资派强迫下岗时后如何？如今工人如何？靠资本家养活后如何？毛泽东时代工人能不懂《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

走资派特色中国是资本主义，先富的是哪些人？穷苦人群有多少？前三十年打下的基础，几代人付出的代价，累结的资源抛开后不说，也就是说让走资派邓小平在民国的基础上，或在非州的某一国的基础上能行吗？而且在所有红利资源吃完后，现代的年轻人都有机会先富吗？而造成社会道德的败坏一切向钱看及丑陋文化的泛滥，恐怕几代人都纠不过来。毛泽东时代几千万下岗工人能不懂《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

毛主席说：“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如果这样的共产党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挂着羊头卖狗肉，那么人民就要自发组织起来，以武装的革命坚决打倒假共产党！推翻其在中国的罪恶统治！并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一切附着在这个奸伪集团上的官僚买办汉奸势力！”

当看到工人们的优秀者被选为人民代表，坐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时候，当看到毛主席跟工人代表们在一起的时候，当看到工人们大步迈进工厂上班的时候，早九晚五八小时工作制。当从广播电台、报刊书籍上，听到和读到工人们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时候，中国的工人阶级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阶级：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工人们，怎能不懂《解放》的意义。

可是，可曾想过：旧社会民国时代中国工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吗？是怎样受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吗？旧社会民国时代是罪恶的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那个时候，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一切剥削阶级，象一条条毒蛇一样，缠在劳动人民身上，吸取血汗。

旧中国民国时代的资本家，最大的要算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为头儿的官僚买办资本家。他们霸占和控制着旧社会绝大部分的产业和财富，掌握着旧社会的“印把子”。对外，跟帝国主义强盗结成一伙，出卖祖国，直接为帝国主义效劳；对内，勾结封建势力，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这些官僚买办资本家，是全国人民的死敌。

另外，在旧社会民国时代还有一些民族资本家。他们跟官僚买办资本家比起来，要算是中、小资本家了。这些资本家同样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工人。除了国内这些大大小小的资本家以外，还有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插进手来，干着罪恶的勾当。旧中国民国时代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各个帝国主义强盗，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强盗，为了进行侵略的需要，通过好些不平等条约，在中国的土地上，霸占良田沃土、河山资源，开工厂和矿山，办银行和商店，疯狂地掠夺中国财富，残酷地蹂躏我国人民。

解放前民国时代，中国工人阶级，就是在这些大大小小、国内国外的资本家开的工厂、矿山、银行和商店里边，受它们非人的剥削和压迫。资产阶级跟一切剥削阶级一样，都是贪得无厌的豺狼，靠残酷地剥削、压迫劳动人民发财致富；资本主义的道路是少数人发财剥削财，多数人贫困破产的道路，这是一条血淋淋的道路。

大家知道，在旧社会，工人跟资本家，就象农民跟地主那样，一个地下，一个天上，过着完全不同的两种生活。工人长年累月地起早摸黑，风里雨里，没明没亮地干活，到头来却吃不饱，穿不暖，受尽剥削和压迫；资本家呢，成年不劳动，却过着花天酒地、挥霍无度的生活，家当越来越大。资本家是占有工厂、机器、原料和货币这样一些东西作资本。

资本家压根儿不劳动，肩不挑，手不提，怎么说得上“勤”？他们成天花天酒地，过着腐化生活，又怎么说得上“俭”？资本家跟“勤”“俭”这两个字，根本挨不上边，怎么有可能靠“勤俭积攒”起家呢。俗话说，“人无横财不富”。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揭穿了资本家剥削起家的老底儿。资本家没有一个是不靠剥削起家的，他们手里的资本，来历都是见不得人的。

中国最初的许多大资本家多一半是官僚地主，他们的资本是在当官和做地主的时候，依靠搜刮民财、贪污盗窃和进行封建剥削积累起来的。旧社会里当官的，十之八九贪污。随便举个例子，解放前重庆有个资本家叫鲜伯良，他早先在一个军阀手下的军医处作事。两年多贪污了一万多块钱。他用贪污来的钱，到一家银行入了伙，当上这家银行的副经理。不久，他又用损人利己的手段，接连吞并了两个面粉厂，成了重庆市的“面粉大王”。

这样的例子，在旧社会多得很。至于那些大官僚，就更不用提了。比方北京自来水公司的前身——京师自来水厂，就是一个叫周学熙的官僚办的。他的父亲在广州当过大官，他本人也在清朝当过大官，还在袁世凯政府当过财政总长，贪污盗窃了不少钱财。他用这些贪污盗窃来的钱，先后投资和创办了十五个工矿企业，成了当时华北数一数二的大资本家。

旧中国的官僚，多数又是地主。他们把田地租给农民，收取很高的地租，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封建剥削。然后把这些剥削来的地租变成资本，开办工厂、商店什么的。上海有个姓聂的资本家，就是湖南省的一个大地主，他父亲还是个大官僚。他家光在湖南省洞庭湖边上就有五万多亩田地。租佃他家田地的有两千多户，两万多人，一百三十六个姓。农民租种聂家的田地，受着十分残酷的剥削。地租一般都是产量的一半。聂家从农民身上，每年光稻谷就要剥削六万多石，棉花每年要剥削一万五千多斤。为了卖这些粮食，一九二一年，他家用两万块钱作本钱，在长沙开了个“协丰粮栈”，成了湖南一家大粮食店的老板。在上海，聂家也有好几个纱厂。有名的“恒丰纱厂”，就是他父亲用贪污得来的公款开办的。象这样一类由官僚地主，摇身一变而成为资本家的，在旧中国是非常多的。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用武力侵入中国以后，它们国内的一些资本家，就跟一窝蜂似的，拥到我国来，霸占我们祖国的土地资源，立银行，开矿山，设商店和办工厂，拚命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帝国主义强盗进行这些侵略活动，需要找些没有骨气的中国人，给他们当狗腿子，这些狗腿子就是“买办”。旧社会不少资本家，就是依靠给帝国主义当买办，掠夺中国人民起家的。

解放前，号称中国“火柴大王”的资本家刘鸿生，年轻时候在英国人办的开滦煤矿（在河北省境内）当买办，专门给英国资本家做推销煤炭的工作。当时，有些地方，没有烧煤的习惯，英国资本家从开滦煤矿掠夺到的煤卖不出去，生意并不好。刘鸿生想方设法到处奔跑作宣传。这才给开滦出产的煤，打开了销路。刘鸿生给英国资本家推销煤炭，按照合同，每推销一吨，外国资本家给他七钱银子作佣钱。他每年能捞到四五万两银子的佣钱。

还有一年，开滦生产出来的煤没有船运，刘鸿生又用买办身分，到处租轮船，把开滦的煤从北方运到上海。光这一次，刘鸿生就赚了八十万两银子。刘鸿生就是这样，通过买办道路，变成资本家的。在他一生中，先后开办了几十个企业。可是，刘鸿生的这些起家资本，只不过是他从帝国主义掠夺中国人民大量财富当中分到的一小部分，只不过是帝国主义啃吃中国这块肥肉嘴唇边上流下的一点点油水罢了。
投机倒把，损人利己，是资本家的特性。在旧社会靠投机倒把，损人利己，骗取民财起家的资本家，是很多的。

重庆市有家桐君阁熟药厂，就是靠贩卖毒品、制造假药起家的。那是一九○○年，清政府下令禁止吸鸦片烟，许多抽鸦片烟的人，都想方设法戒烟。这时候，巴县有个叫许建东的商人，见有机可投，就东拼西凑地筹集了几个钱，做起戒烟丸的生意来。他挑着一副货郎担到处窜。他制的戒烟丸全是骗人的假货。这种丸子就是用鸦片和大黄做的，外面滚上薄薄的一层煤炭粉。因为这种丸子本身就是鸦片，所以吃下去可以止瘾，加上他把这药丸说得比仙丹还灵，很多人都上了当，争相购买，许建东从中骗了大批的钱。

许建东欺骗人成功了，决心大干起来。联合他的哥们兄弟，在重庆办了一个药厂，大量生产这种假药，还往外省推销。又开了两处“香室”，表面上卖敬神的香蜡，暗地里推销戒烟丸。就这样，他得到了不少暴利。不几年，就成了重庆赫赫有名的大富翁。

巧取豪夺 霸占民财。还有些资本家是靠直接抢夺和霸占劳动人民的财富起家的。广西僮族自治区恭城县东北面，有一个栗木矿区，一九三三年以前，这儿本是几座无主的小山。当地农民发现这些山脚下有矿苗，平日里没事就随便捡点，拿到集市上去卖。这事传开以后，栗木镇上的一些士绅、地头蛇、赌棍都红了眼。内中有个叫张明德的流氓，平日里在镇上摆测字摊子，专门给人算命测字，欺骗人民，榨取银钱。他见有发财的机会，就请了几桌酒，把当地不三不四的家伙都请了来，说：“现在有个生财之道，只要大家各凑很少一点钱，用不了一年，兄弟一定百倍奉还。这个买卖比你们放印子钱、开当铺、搞赌场都强，它捞得多，转得快。”当时大家就凑了三千块钱。

张明德拿了这三千块钱，先送一笔给当地的关卡，又拿一笔钱到县里，贿赂了县警察局，又给了县长张毅夫三百多块，由县太爷当后台老板。这么一来，张明德有了反动政府作靠山，腰板硬了起来。一九三三年，这家伙空着两手，来到产矿区，挂了一块“富源矿业开发公司”的招牌。开初，这块招牌是空的，既没有厂房，又没有机器，也没有工人。公司除了一间不大的铺面以外，只有一把称矿砂的大秤。张明德想要霸占矿区，垄断开采，还没有那么大本钱。只好依靠当地农民替自己开采。他强行规定，农民捡来的矿石，只准卖给他的“公司”。本来农民过去拿到集镇上去卖，一百斤可以卖六七十块钱，他只给十五块。他用这样低的价钱从农民手里买进矿石，一转手卖给别的地方，就是三百块一百斤。他这样搞了两年，从农民头上剥削到了大量钱财。这时候，垄断开采有了本钱，他就公开霸占了这个矿场。

那是一九三七年，邻近矿场有几个县，遇上了荒年，成千上万的受灾农民，离乡背井，四处逃荒。栗木镇上逃来不少灾民。张明德一看，送上门的一批劳动力，正是很好的剥削对象。于是他的“公司”就在矿区量划地皮建厂了，把矿石最多的两座山霸占了，还在四周修了炮楼、围墙和铁门，招来当地的一些流氓、赌棍做工头和矿警。再也不准当地农民去捡矿石了。打这以后，这块劳动人民的宝藏，就变为这个资本家的私产了。

解放前，在中国的外国资本家，就更加明目张胆，用强盗的办法掠夺起家。天津市第四棉纱厂的厂址，早先是一大片农民的菜园子，有一百多户农民住在这儿。二十八年前，日本东棉洋行的资本家，跟国民党反动派秘密勾结，用武力赶走了当地的农民，毁了他们的房子，霸占了五百来亩园子地，盖起了纱厂。然后又强迫失去了土地的农民，进厂做工。你看，资本家的起家是多么血淋淋的啊！

这些资本家的起家历史，说明了一个道理：资本家最初的资本，来路都是不正当的。不是当官僚、地主刮地皮来的，就是当帝国主义的帮凶走狗掠夺人民来的；再不，就是放高利贷、投机倒把、诈骗、弄虚作假来的；还有不少是霸占劳动人民的财富来的。一句话，都是剥削和掠夺来的。在资本家剥削起家的过程中，坑害了无数劳动人民。千百万人在资本家起家的过程中，失掉了土地、房屋和亲人，千百万人在资本家起家的过程中，遭受到饥饿和死亡。资本家起家的历史，是一部血腥的历史。

[yongbing1993]

没有共产党能有文盲农民扫盲吗








中华民国时期，受教育体制影响，说直白的就是想读书上学是要化钱的。有钱就能去读书上学。以及连年动荡的社会局势，教育普及长期得不到落实或是根本没有想普及, 因为教育是市场化的, 是需要付钱的 , 搞教育的是私有化的, 有的是想赚钱的。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5.5亿人口中有超过4亿人口是文盲，文盲率高达约80%。其中绝大多数是工农，妇女文盲又是工农文盲中的大多数。例如1949年上海市（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郊外黄渡地区的青壮年中，81.4％为文盲。在贫农、下中农家中找不到识字的人。如黄渡地区沈家浜村1949年前有24户人家，其中有19户三代都没进过学校，各家连一支铅笔也没有，写封信都要去四里地以外的镇上求人代写。当时全中国的小学仅有28.9万所，在校学生仅2368万人。

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在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解放区也都开展了扫盲工作。当时，解放区每到冬季农闲时节，便组织农民读书、识字。这种学习只在冬季进行，故称“冬学”。各地冬学水平不一，组织形式、教材、师资不同，许多冬学还存在重视政治教育、轻视文化教育的情况。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的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要求，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识字运动委员会”，专门负责领导农民、工人、干部的扫盲教育。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提出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向工农开门，建设新教育要以老解放区的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中的某些有用的经验，借助苏联教育的先进经验；还提出自1951年起开展全国规模的识字运动，并且颁布了《关于开展一九四九年冬学工作的指示》，指出冬学运动应当在全国农村中普遍试行。

1950年9月20日至29日，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工作会议。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开幕词中指出，工农教育应以识字教育为主。中央、各大行政区教育部门、妇联的工作人员，及工人、农民业余学校的模范教师和学员共400多人与会。会上讨论了工农教育的实施方针、领导关系等问题，提出了“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的口号，实现“政府领导、依靠群众组织、各方面配合”的原则，着重以工农干部、积极分子为主要教育对象，分别以文化教育、政策时事教育为主要教育内容。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当时在会议第七天，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会议现场，毛泽东还与到会的学习模范握手并合影。

1951年年底，全国各地都开办起识字班。据统计，1951年仅工厂工人就有170多万人参加了识字班。1950年代，歌曲《夫妻识字》伴随着扫盲运动在全国各地识字班传唱一时，歌词是：“黑格隆冬天上，出呀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呀么放光明。什么字，放光明？学习，学习二字我认得清。”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某部文化教育指导员祁建华在部队开展文化教育的过程中发明了“速成识字法”，分三步进行教学：（1）学会注音符号和拼音；（2）突击识字，要求会读并初步会讲；（3）学习语文课本，开展阅读、写字、写话活动。在实践中，该法一般只需半个月便能识字1500个以上。应用该法，1952年3月，西南军区在全军率先消灭了文盲。1951年11月29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速成识字教学过程概述》一文，介绍了西南军区文化干事祁建华用“速成识字法”帮助战士迅速脱盲的事迹。

1951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开了“速成识字法”座谈会。1952年4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给祁建华发了奖状。三天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国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识字法”。1952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发出《关于各地开展“速成识字法”的教学实验工作的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的工人、农民当中推进“速成识字法”，有步骤地扫除文盲。该政策出台后，通过宣传和动员，工人、农民大规模报名进识字班。全国各地迅速办起“速成识字法”实验班。重庆纺织工人速成识字实验班经过21天脱产学习，学员从每人平均识400多字提高至2000多字。北京东郊的高碑店农民实验班，26个学员经164小时学习，认识了1638个字，初步有了写信能力。1952年，速成识字法教学在工厂、农村扫盲中取得较大成效。根据中国东北、上海、北京等地不完全统计，参加速成识字法学习的工人达25.8万人。其中大部分人经150小时到200小时的学习，学会1500个至2000个单字，并且能阅读通俗读物和写简单文章。

扫盲运动刚开始时，学校是临时的，老师是业余的，教材没有统一规定，各地纷纷出版各种“识字课本”。这些“识字课本”有的面向工人，有的面向农民，还有的面向城市家庭妇女。根据面向群体不同，课本内容也不同。“识字课本”大体由课文、生字、课后练习三部分组成。拥护中国共产党、爱祖国、反封建、爱岗敬业等思想政治教育也是课本中的必要内容。

学习中开展了各种类型的识字比赛。1952年8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庆祝建军25周年运动会上，甚至设置了“识字赛跑”（在地上写完规定的字才能起跑）、“文化测验”的项目。农村识字比赛更为常见，有的学员在家里的墙上、门上、劳动工具上都写着字，学员争当识字“积极分子”。

扫盲运动在全国大规模推行，但在推行过程中，一些地方不顾实际、急功冒进。“速成识字法”的推广中也出现了过于急躁、学习成果不能稳固的现象。1952年结束后，全国真正扫除文盲人口仅55.04万人。

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的大区文教委员会主任会议上提出，文化教育工作应当按计划办事，扫盲是长期复杂的任务，需要十多年或更长时间完成，要求各地继续纠正1952年秋后扫盲工作中出现的冒进倾向。

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议，为有步骤地扫除文盲，设立中央人民政府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党组书记楚图南，副主任委员李昌、林汉达、祁建华）。针对无统一扫盲标准等引发的问题，1953年11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扫盲标准、毕业考试等暂行办法的通知》，其中根据干部、工人、农民这几种不同的扫盲对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次界定了文盲、半文盲概念，即“在识字方面暂以能识到500字以上而未达到扫盲标准者为半文盲；不识字或识字数在500以下者为文盲”，同时还规定了统一的扫盲标准及脱盲考试规章制度，即“干部和工人，一般可订为认识2000个常用字，能阅读通俗书报，能写二、三百字的应用短文；农民一般订为能识1000个常用字，大体上能阅读通俗书报，能写常用的便条、收据；城市劳动人民一般订为能识1500个常用字，读、写标准参照工人、农民的标准。”“根据群众要求，县扫盲工作委员会或教育科可给考试及格者发扫盲毕业证书。”“扫除文盲的毕业考试，由各扫盲基层领导机构或专职干部、教师主持……考试内容：可分为识字、阅读、写作三项”。此后，扫盲运动开始稳步发展。

1955年，各地扫盲热情降温，而文盲数量仍很大，许多脱盲者因未及时巩固而复盲。1955年深秋，毛泽东在颐和园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讨论如何把扫盲与农业合作化结合起来，胡耀邦推荐了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创办记工学习班的材料。毛泽东看过后，将这篇材料的题目改为《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写下800多字按语：“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步为了记工需要，学习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大约两三百字。第二步，再学进一步的文字和语汇。要编两种课本。第一种课本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社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各就自己那里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编。第二种课本……根据一个小范围的地方的事物和语汇，加上一部分全省和全国性的事物和语汇编出来，也只要几百字。第三步，由各省（市、区）教育机关编第三种通常应用的课本。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的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记工学习班这个名称也很好。这种学习班，各地应当普遍仿办。各级青年团应当领导这一工作，一切党政机关应当予以支持。”

1955年10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说：“扫盲运动，我看要扫起来才好。有些地方把扫盲运动扫掉了，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间把文盲扫掉，不是把扫盲运动扫掉，不是扫扫盲，而是扫盲。”

毛泽东对《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的按语很快随着《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传达到了全国。全国各省、市、县乃至村都各自编写了结合当地情况的新扫盲教材。根据统计，1957年扫除农民和居民文盲人口600多万，达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扫盲教育发展的最高峰。

大跃进时期，扫盲工作也落入浮夸风、高指标当中。1958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全国扫除文盲协会召开扫盲先进单位代表会，会上提出来一个文化上的“原子爆炸”，会议向全国发出5年内基本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倡议。1958年3月7日、5月20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社论《掀起规模壮阔的扫盲大跃进》、《用革命精神扫除文盲》。当时全国14岁至40岁的青壮年文盲，仅在农村中便仍有1.5亿，如果按此前8年的平均扫盲速度，即便一年扫盲300万，也需50年才能扫完，如要在5年内扫除这些文盲，必须每年扫盲3000万到4000万人。扫盲很快形成了群众运动高潮，各地虚报浮夸十分严重。根据当时的报道，仅1958年1月到9月，全国共扫除青壮年文盲1亿人。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说：“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此后这场“扫盲跃进”才有所降温。

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农村扫盲工作跌入低谷。且这时的扫盲中的政治教育比例已比较重。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也对国民文化素质进行了全面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由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从1949年到1964年共有1亿多人脱盲。

改革开放后教育又市场化私有化了, 读书上学又要化钱了。有的人还以搞教育办学校当上了土豪资本家了。